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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良:轴心文明讨论评述

更新时间:2019-03-02 23:42:56
作者: 余国良  

  

一、轴心文明讨论的历史鸟瞰


   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出“轴心时期”(Axial Period)的观念,用以概括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等地区的文化突破。按雅氏的说法,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人类开始拥有了觉醒意识,意识到整体、自我存在的意义与限度,从而结束了持续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更重要的是,雅氏以为,从轴心时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统一的结构。可是,他的研究纲领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回响。直到1972年,中国思想史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向美国Daedalus杂志提议以雅氏的“轴心时代”观念探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文化状况,这个提议很快获得杂志编委会通过,并于1972年9月及1973年9月分别在罗马及威尼斯召开讨论会。1975年Daedalus汇集了部分论文,推出专号”Wisdom, Revelation and Doubt: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

  

   作为这个专题的主要策动人,史华慈在《超越的时代》(”The Age of Trans-scendence”)这篇导言性质的文章中,一方面同意雅斯贝斯对轴心时期现象的描述,但另一方面则侧面批评了雅氏的轴心时期观念是“去异求同”,并没有详释不同轴心文明的突破形态及成因。史华慈认为,如果要说轴心文明之间有甚么相同之处,那么就在于它们都表现出对“超越”(transcendence)的紧趋。所谓“超越”,其字源学意义是指“退而瞻远”(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意味着对现实采取一种批判、反思的究问态度,从而开启一新的视域,而此中,人类意识生活的改变对轴心突破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循此,发表在Daedalus的十一篇论文,基本是环绕着上述的提纲,分别探讨了轴心文明超越突破的内在动力,其中包括了对知识分子的角色、社会—经济史的分析。

  

   若与雅斯贝斯相较,由史华慈推动的研究无疑深化了轴心突破的讨论,但由于论述的时间跨度只及于公元前一千年,因而未能揭示轴心时期与近现代历史的关系,这方面反而不及雅氏。此外,由于参加这次讨论的学者大都采历史学进路,从而限制了这个议题的广度。此后,轴心文明的讨论一度被搁置,直到1983年1月由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召开有关“轴心时代文明的起源与多样性”的研讨会,这个议题才又再次被炽烈讨论。

  

   据艾森斯塔特的说明,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要系统地阐明轴心时代文明的起源与多样性,尤其是针对这些突破之所以得以发展或是促进这些发展的一般性条件,以及那些能说明轴心文明性格的各种独特条件。艾森斯塔特曾指出,雅斯贝斯、史华慈及福格林(Eric Voegelin)都没有系统地说明轴心文明的一连串革命到底是如何冲击着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组成的,而艾氏的工作正是以此为目标,并为世界历史的多样性及轴心文明浮现的制度性条件提供说明。纵观这次会议发表的二十三篇论文,基本上扣紧下列五个主题:(一)探讨轴心文明浮现的结构——历史条件;(二)分析主要轴心时代文明的多样性,并说明这些文明主要性格之间的差异——其基本文化取向的差异及其精英结构的差异;(三)分析在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transcendental and mundane orders)紧张中思想模式的转化,以及基本概念的发展与制度化过程;(四)在觉知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紧张的制度化过程中,观察公共团体的反应,尤其注意统治阶层与精英之间的张力、异端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推动这些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五)探讨有关「续发性突破」(secondary breakthrough)的问题。以上五点,其实可归结为:(一)探寻轴心文明的超越视野的制度化条件;(二)详细说明这些超越视野的本质、方向与制度意涵,并由此理解这些社会在两千年中演变的方向和动力。

  

   艾森斯塔特首先比较了前轴心文明与轴心时代文明的差异。他指出,前轴心文明并不存在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的紧张;相反,在轴心时代文明中,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出现了尖锐割裂,两者的组构逻辑相异,至于它们的缝罅则由“救赎”观念予以弥合。而在弥合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形成的张力因素,而这些紧张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众多因素中,艾氏特别强调知识精英及制度化条件所发挥的作用。

  

二、知识分子、僧侣的浮现及世界的重构


   艾森斯塔特以为,在轴心时代文明中,最堪注意的现象是知识分子与僧侣的出现,他们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政治、社会结构的重组,还决定了轴心时代以后文化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按艾氏的说法,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紧张的发展、制度化过程,与作为文化、社会秩序载体的新型精英,例如犹太教的先知、祭司,希腊的哲学家、辩士,中国的士,印度教的婆罗门,佛教的僧伽,伊斯兰教的乌理玛(Ulema)的兴起紧密相关。他们在不同轴心文明中发展出新的“超越”概念,这些概念成为统治精英或次级精英的主流取向,最终被制度化。由于新型精英对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的理解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不同文明知识世界产生了对哲学、宗教、科学、形上学等的不同定义。在此过程中,不同精英群体之间激烈竞争(尤其是争夺象征及传播媒介的生产与控制权),由此转化了精英的结构,最终形成了不同精英群体的分殊化。精英群体在文化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历程中慢慢发展其自身的自主性,他们视自己为超越视野的承载者。这些新型的政治、文化精英在统治联盟或反抗运动中结为伙伴,成为制度创新的活跃份子和社会整合力量。简而言之,正因为超越突破和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精英的多样性,导致后轴心时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其演进方式虽各有特点,但同前轴心时代的文明有着根本不同。

  

   首先,前轴心时代与轴心时代的差异,可以从统治合法性基础的巨变看出来。如果说,大多数前轴心文明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是建基于神圣的、原始的判准跟传统卡理斯玛的某种相合的话,那么,由于超越突破导致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紧张,在超越秩序的制度化过程中,便出现了前轴心文明不可能具有而只有现代文明才可能有的种种性质。在超越视野中,作为现世秩序具体表现的政治秩序往往被认为低于超越秩序,这使得前者必须依据后者来重组。结果,曾经被视为体现宇宙与人间秩序的“天子”(King-God)消失,而向更高秩序负责的世俗统治者出现,由此产生了统治者的责任性观念,进一步亦发展出法律自主领域与权利思想。这样,我们看到统治合法性在原始判准与神圣或意识形态判准(根据救赎的性质而定义)之间产生持续的震荡,原始的判准被神圣化了;接着产生了在“传统的”合法性模式与更“开放的”(理性的、法律的卡理斯玛的)合法性模式之间的紧张。而这些紧张则促使了寻求弥合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的鸿沟的方法。它导致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的出现,从此人类历史获得了道德的乌托邦的改造力量。

  

   第二,由于对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的紧张有不同理解,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无论如何,任何一种既有的制度化方案都是不完备的,因此,在不同群体的视野间便产生激烈竞争,遂形成了多元视野,这构成了轴心时代后文化价值系统进一步发展的不同方向。它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重组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的关系:例如佛教重组印度教的前提,基督教重组犹太教的前提;(2)否弃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的紧张,并重归前超越的阶段,亦即是认为超越与现世之间是平行的,其中并不存在任何紧张;(3)否认既有的、对这种紧张的解决方案,并主张在此世的取向中强调彼世的取向,或是在彼世的取向中强调此世的取向;(4)建构宗教及知性取向的多元性;(5)坚执占优的观念及理念,以与任何承载它们的制度抗衡。

  

   上述的多元化视野,使得各种轴心时期文明意识到救赎之途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文化秩序选择的多元性。总之,轴心文明理论发展出一系列新概念,用以解释为何两千年来人类文明会具有多样性。由于从哲学意义上看,超越突破本身就有不同的类型,再加上承担着超越视野的知识精英成为后轴心时代的社会整合力量,不同类型的超越突破遂演变为不同文化和文明形态。

  

三、轴心文明突破的不同形态


   对不同类型超越突破的讨论,是轴心文明理论中最令人感兴趣也最具争议的部分。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如古希腊罗马、西方基督教、中国、印度文化的不同,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广泛地讨论,而轴心文明理论则赋予这些比较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较严谨的理论形态。一般来说,以往的讨论不外两途:一是从意义和终极关怀层面讨论不同类型的超越突破,它属于思想史和哲学领域;二是不同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轴心文明理论最重要的特点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达到了仅仅从某一学科研究不可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由于超越突破存在着四种基本类型,在现实上它对应着四种典型的文化(文明)形态。

  

   (一)古希腊的轴心突破形态及其内在缺陷

  

   人们常用“主智”精神的觉醒和对思想本身的思考(二阶思维)来概括古希腊超越突破。由于这种超越突破构成了今天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的轴心突破形态一开始就是讨论的重心。

  

   特拉维夫大学(Tel-Aviv University)的埃肯纳(Yehuda Elkana)及曼历斯学院(Manix College)的费韦达(R. Ferwerda)分别指出,希腊知识分子的超越突破具有强烈的反思性格及二阶思维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宇宙的建构,并不是透过超越视野或超越力量来完成的。换言之,就解决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紧张,希腊人主要从两方面入手:(1)循哲学思辨与分析的路径;(2)专注并重建政治、社会秩序。这两条路径的共通处,就是对超越视野采取此世取向(this-worldly orientation),而这种取向具体表现在对宇宙或“自然”,以及社会、政治秩序的探究上。

  

由于上述两条路径皆限于纯知性领域并由同一群人贯彻,因而未能转换为相对自洽与统一的制度性含义,由此亦没能将之完整地统一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及制度架构中。它带来两个重要后果:第一,轴心时代的希腊文明突破,无论在反思哲学或政治的层面,皆没有否弃旧有的宗教信仰与象征。旧宗教系统不仅仍是集体性所依赖的重要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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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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