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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友军:民法典编纂中产品责任制度的完善

更新时间:2019-02-25 23:36:06
作者: 周友军  

   【摘要】 在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立法中,应当设专章集中规定产品责任制度,并对现有的产品责任制度予以完善。尤其是要将《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的部分产品责任制度纳入民法典之中,以实现法典中心主义。另外,该制度具体的完善建议主要包括:完善“产品”的概念并明确其范围、完善“产品缺陷”的概念和认定标准、明确产品责任的主体原则上限于生产者、完善产品责任的免责事由、明确违反产品跟踪观察义务的责任是过错责任、考虑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协调以完善相关规则。

   【中文关键词】 产品责任;产品缺陷;产品跟踪观察义务

  

   一、引言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缺陷导致他人损害而应承担的危险责任(或称严格责任)。产品责任是20世纪的新制度,可以理解为是工业化在责任法上的后果。[1]我国自1986年《民法通则》开始,就积极规范产品责任问题(122条),历经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和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第五章)的制度构建,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先进的产品责任制度。

   不过,在我国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下,也需要思考是否在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产品责任制度。比较法上,有些国家(如法国、荷兰)在民法典中规定产品责任;也有些国家(如德国、瑞士、日本)在民法典之外,通过特别法的方式予以规范。在民法典之外通过特别法规范产品责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品责任制度产生于民法典编纂结束之后。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之时,产品责任已经成为重要侵权责任制度,将其置于特别法之中既没有必要、也违背法典中心主义的要求。另外,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已有产品责任制度,从法的稳定性角度考虑,也应当将其纳入到民法典之中,继续设专章予以规定。

   如果要将产品责任制度纳入民法典之中,则需要考虑如何借此机会完善产品责任制度。从目前《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现行《侵权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不完整、不全面,背离了法典中心主义的目标。虽然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法典中心主义,不可能强调“以法典作为唯一法律渊源”,但至少也应当强调“要构建以民法典为中心的民事立法体系”。[2]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产品责任中的一些问题没有规定(如产品的定义、产品缺陷的定义、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这些问题要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这与法典中心主义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其二,现行《侵权责任法》中的若干规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例如,产品责任的主体界定(《侵权责任法》41至43条),是否符合产品责任的法理,需要检讨;再如“产品”的概念如何界定,其范围如何,都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司法实践的发展。

   其三,现行《侵权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则设计没有反映国际上最新的立法趋势和理论成果。例如,就基因产品而言,其责任人应当不能主张发展风险抗辩;再如,关于违反产品跟踪观察义务的责任制度(《侵权责任法》46条),也有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予以完善的空间。

   正如德国学者基尔克所言,“当法学在法生活的重大决策时刻保持缄默时,其似乎已自暴自弃。”[3]在我国民法典编纂的重要历史时刻,本文拟就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修订入典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

  

   二、产品的概念界定及其范围

  

   “产品”概念及其外延的界定是产品责任制度的起点,也是明确产品责任的适用范围的需要。在比较法上,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对“产品”作出界定。例如,《德国产品责任法》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一切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不动产的一部分的物……”我国《侵权责任法》没有对产品的概念和范围作出规定,仅由《产品质量法》2条对此作出了初步规定。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之时,应当对“产品”的概念和范围作出界定,以明确产品责任制度的适用范围,避免实践中不必要的争议。

   在比较法上,仅有少数立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将不动产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围。[4]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产品限定为动产。我国《产品质量法》2条第3款明确了,产品责任不适用于“建设工程”,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立场是一致的。

   根据《产品质量法》2条第2款的规定,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有同语反复之嫌。考虑到产品责任不适用于不动产的立法宗旨,本条规定可以改造如下:“产品,是指为了进入市场而加工的动产。动产即使存在于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中,仍然属于产品。”这一表述与《产品质量法》存在三个主要的差异:一是没有再强调“用于销售”,代之以“为了进入市场”。这是考虑到在现代社会,产品投入流通的方式多样,并非都以“销售”的方式进行,也可以是租赁、质押、典当等方式。因此,借鉴美国1979年《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c款的经验,采“为了进入市场”的表达代替过去的“用于销售”。二是以“加工”代替“加工、制作”,在理论上,产品都应当是经过“加工”的动产。《产品质量法》2条第2款采取“加工、制作”的表达有重复之嫌,也给法律的解释带来了困难。三是明确地将不动产排除在产品责任的适用范围之外,但是,没有采《产品质量法》使用的“建设工程”这一不太精准的表达。四是明确了即使产品已经成为另一动产或不动产的组成部分(如成为房屋组成部分的电梯),也不应当影响产品责任的承担。这与《产品质量法》2条第3款的立法精神保持了一致性,同时,也借鉴了比较法上的经验(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2条)。另外,在界定产品的范围时,还应当明确如下问题:

   其一,产品应当包括零部件和原材料。《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3条规定,“‘生产者’指成品的制造者、原材料的制造者或者零部件的制造者……”笔者赞成这一做法,理由主要在于:这有助于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特别是有助于避免因无法区分真正造成损害的商品部分,致使受害人求偿无门。[5]而且,这也有利于强化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中生产者的责任,预防损害的发生。

   其二,初级农产品原则上不属于产品,但经过加工的除外。初级农产品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产品,不包括经过加工的这类产品。[6]在很多国家,初级农产品都原则上并非产品,除非其经过了初步加工。例如,德国(参见《德国产品责任法》第2条)、瑞士(参见《瑞士联邦产品责任法》第3条第2款)和日本,[7]都采此立场。因为人类对自然出产物的生长过程几乎无法产生影响,不应由生产者对其未介入的生产过程造成的结果负责,否则将导致大量非由自己行为导致的损害需由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结果。[8]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应当将初级农产品纳入产品的范畴。[9]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宽松地解释“农产品的初步加工”来实现。

   其三,电力属于产品的范畴。电力是否属于产品的范畴,在比较法上存在不同的做法。有些国家(如日本)不予认可。[10]但也有不少国家认为其属于产品,如德国、[11]英国、[12]奥地利[13]等。在物权法上,电力是人类可以支配的自然力,可以视为物。而且,它具有经过加工,并被投入流通的特点,解释为“产品”也没有困难。不过,电力产品的缺陷认定具有其特殊性,其缺陷主要表现为电流或电压的不稳定,[14]如果电源中断或供电者拒绝供电,则并无产品存在,也不存在产品责任的问题。[15]

   其四,无形的智力成果的载体以及与有体物相结合的无形的智力成果,属于产品。无形的智力成果往往有一定的载体,如书籍、计算机软件等,其载体属于动产,应当属于产品的范畴。但是,无形的智力成果本身是否是产品,值得探讨。例如,司法考试辅导用书存在内容错误,是否适用产品责任?笔者认为,无形的智力成果原则上并非有体物,其无法纳入产品的范畴。例如,就书刊中的资讯和见解,其是否正确,不属于产品的内容,也不适用产品责任。[16]而且,无形的智力成果排除在产品之外,还有助于实现言论自由的保护。[17]

   但是,如果无形的智力成果与物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有体物,这个有体物可以认定为产品。例如,在计算机软件存在缺陷的情形,虽然软件本身属于知识内容并不是有体物,也就不是产品,但是如果该软件被装入电脑等机器,如果该软件存在缺陷的话,这种缺陷就被视为产品本身的缺陷,成为该法的适用对象。[18]

   其五,血液可以作为产品来对待。《侵权责任法》59条就“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产品责任作出了规定。这一规定是借鉴法国法的经验,[19]虽然本条没有规定在“产品责任”一章,但就其内容来看,应当属于产品责任。问题是,血液是否属于产品?对此,在比较法上,多数国家都采取区分血液和血液制品的做法。对于血液一般不认为其属于产品;而对于血液制品,因为其经过了加工,所以也属于产品。《美国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第三版)明确地将血液排除在产品的范围之外。[20]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血液不属于产品,因为对血液进行分装、储存、保管、运输以及加入抗凝剂等,不构成“加工”。[21]《侵权责任法》59条规定了“血液”,按照立法者的解释,其就是要将血液视为产品,以强化对输血者的保护。[22]如果在法政策上仍然倾向于强化输血者的保护,也可以通过法律拟制的方式,将血液“视为”产品。

  

   三、产品缺陷

  

   产品缺陷意味着,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产品具有不合理的欠缺安全性的状态。[23]它是产品责任的核心。我国《侵权责任法》没有界定“缺陷”的概念,《产品质量法》46条既强调产品缺陷是指其“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同时又规定,在“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时,产品缺陷是指不符合这些标准。

   从比较法上来看,对于缺陷的概念界定有两种方式:一是“消费者合理期待”模式。欧盟国家都采这一模式。例如,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86-4条第1款的规定,产品“不能提供人们可以合理期待之安全时”,就认定为存在缺陷。《德国产品责任法》第3条也有类似规定。二是“不合理的危险”模式。美国法一般使用“缺陷状态的产品”这一术语,并强调缺陷状态的产品对使用者、消费者的人身及财产具有不合理的危险。[24]

   我国《产品质量法》46条借鉴了美国法的经验,明确了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同时,又规定了缺陷是指不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于是否需要引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学界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不需要引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25]笔者赞成多数学者的观点,在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起草时,应当确立产品缺陷认定的单一认定标准,如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或者产品“不能提供人们可以合理期待的安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不应作为产品缺陷的直接依据。因为标准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而且该标准一般是对产品较低的要求。另外,就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生产者有发言权,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26]所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应当作为认定产品缺陷的最低标准,违反该标准认定为产品缺陷,但符合该标准的产品未必不具有缺陷。实践中,法院往往也认为,产品即使符合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也可以认定其存在缺陷。[27]

比较而言,在确定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时,笔者更倾向于采“消费者合理期待”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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