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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我的无趣的大学生活

更新时间:2019-02-05 13:41:18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题记:

   说起我的大学生活,实在无趣之极。既没有像有的同学那样,有着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没有像大多数男生那样,可以在篮球场或足球场上一展风采,更没有参加过社会活动。我的大学生活,实在是太苍白、太无趣了。所以,在毕业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只能挖空心思,从这一大堆无趣中努力找一星半点自己觉得还算是有趣的事。至于专业的选择,完全是误打误撞,谈不上“选择”,万幸的是,还算喜欢。我这个年纪、这个资历,本无资格写这类东西,况且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也实在没有“看点”。不过,人到中年,雪泥鸿爪,留下一点点印记,希望能让与我有大致相同经历的中年人,在紧张工作、无聊生活之馀,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夹缝中,粲然一乐。


  

   我在来北京之前,最早很明确地“认识”到北京,是在小学四五年级。那时学一篇课文,是记叙天安门广场的。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课文中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浮雕的描写,以及课文中配着的一幅图。在随后的语文自习课时,我前座的王翠花同学转过头来,自豪地给我说,她父母带她到天安门参观过。我听得都有些傻了——在我的心中,北京离我太遥远了;但我的同学中居然还有人去过那么遥远、那么神圣的地方!

  

   我来北京之前,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从的我老家山西襄垣到我父母工作的山西晋城,其间相隔三百华里。也总算是坐过汽车、乘过火车的人了。但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有些犯难了。通知书上说,到北京站,坐103电车到动物园,再换332路到人民大学。我根本不知道车上会标着“103”和“332”。心想,路上跑着那么多车,我怎么知道哪辆是103、哪辆是332呢?更要命的是,从晋城到北京没有直达的火车,必须中途在河南新乡倒车。这更麻烦了。我根本不懂怎么换火车,万一坐错了,我一定要把自己弄丢了——姐姐告诉我,火车的车箱上会有牌子,上面写着某地到北京,所以不会错。她还边说边用纸画了一下。我一看,某地与北京之间是一个破折号,而不是一个箭头,这不还是不清楚来往的方向吗?!怀着这样的疑惧,不得不反复询问。父母看我这样,决定由父亲送我到京。所以,我是我们班仅有的几个由家长送来上学的。这很让我老婆看不起,她是与我同年入学的,人家就是自己独自来校报到的。

  

   在北京的第一个学期,实在是太想家了。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城市。一次,在校门外,跟秀梅不知因为什么走在一起,说起对北京的印象,我说:“这地方,就是人多、车多、东西贵!”语气中满含着不屑。当时,我对自己的这个总结,很是得意。秀梅似乎也很认同,在一段时间内,还重复过这句话呢。

  

   不管喜欢不喜欢,北京也的确有不少我们煤矿上没有的东西。最让我好奇的,就是我每次进出宿舍楼门都能看到那部放在楼梯边的公用电话。它是转盘拨号的。我特别纳闷,是应该先拨号再拿起听筒呢,还是先拿起听筒再拨号呢?自己想站在旁边观察一下。但是,来打电话的人,大多是背对外面的;他站在那儿拨号,我就完全看不到他的手是如何活动的了。所以,观察半天,也没弄明白。那时,我们矿上,电话还是摇把的,要左手先摁住听筒,右手使劲转几圈,然后再拿起听筒讲话。这个问题,我后来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解决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处理总机转分机的问题——那时,我见到的电话号码,或是在一个长的号码与一个短的号码之间写一“转”字,或是用一短横线相连。我不知是怎么知道,这表示总机转分机。但我不知道,在拔号时如何“转”。是一下子把总机、分机的号码一骨脑全部拨完呢,还是该先拨通总机,那有一人,再请他转分机呢。不知为什么,当时觉得总机那儿有个人,有点不可思议。为此,我还跟绍忠同学讨论过,我们的意见好像并不一致。万幸,那个时候,我们不怎么需要用电话。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人背景不同,为人处世、言谈举止自然各异。有的同学牛气冲天,有的同学自尊心特强,有的同学则比较皮实。在我们眼里,最牛的自然是北京的同学。刚入学不久吧,一次到302室,见小罗穿着双皮鞋,长的样子跟我从前见过的样式实在有些不同。我就问他,他态度挺好,一只脚略略抬起,一只手指着,说:“这是三接头啊!”随之又讲了些质量如何好之类的话。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三接头”。在男生中衣着比较讲究的,还有阿鸣。在班里穿西服、牛仔裤比较早的,应该都是他吧。好像是第一学期的寒假从新疆回来,衣着大变。他对自己头发的爱护更令我印象深刻。我到302室,总能遇到他对着床头挂着的一面圆镜在不断地用梳子或手指梳拢自己的头发。

  

   我跟老蒋还真讨论过各类同学的脾气。我说,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有种优越感,牛气哄哄,自以为见过世面,所以不大能看得起其他人。来自小地方和农村的同学,生怕人家看不起,所以自尊心特强,其实这种强烈的自尊心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自卑。最好是来自中等城市的同学,既没有可以用来牛皮、自傲的资本,所以不太可能趾高气扬看不起别人,又不觉得自卑,所以也不大会过分自尊,把什么都看作是对自己的伤害;这一类同学最好相处。其实,也不尽然。最好处的是老太,他是北京人,但却属于最皮实的那类。小胖、小蹄都是农村出来的,但并不过激。总的来说,最牛的人住在302室,但最平和的人,也集中在302室。我们303室,既没有挺牛的人,也缺少很平和的人。这很怪。

  

  

   大学时流行过几本书。最为流行的,也许应该是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和蔼理士的《性心理学》,几乎人手一册。我以为读读《情爱论》就能搞上对象了,翻了翻,结果大失所望,里面根本没有勾引女孩、吸引异性的方法。倒是《性心理学》,比较有意思,特别者译者潘光旦的“译注”,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里的例证,读来趣味昂然。这本书是老太推荐我的——老太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对异性有限的启蒙知识,是得自老太。我真正搞对象时,正逢他父母去香港,他利用这个间隙替父母装修家,小蹄、小胖跟我,经常去帮点小忙,其间他们都给我支了不少招。读研究生,我手表坏了,老太从家给我拿来一块表,是他的一位亲戚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很薄很好看,不幸被我摔坏了表门,无法修,当然更没有给他赔。还有一个传抄本,也是出自老太,那就是《金瓶梅》的删节本;不是洁本,而是脏本——不知老太从哪里搞到了洁本中删去的“自然主义描写”(老太语),据说有一万八千字,大家传着看,不亦乐乎。我后来看了香港影印的《金瓶梅词话》,才知,这些删掉的描写要放到故事情节中,才更有意思;集中到一起看,就少了很多乐趣。这就像吃红烧肉,不能只有肉,还得要配上些土豆之类才行。我毕业找工作时,他母亲还给我写过推荐信。

  

   那时班上还流行过几本书,比如《朦胧诗选》,我是从老蒋那儿看的。小马也很喜欢,经常在床上大声朗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好像都是从302室看到的;似乎他们宿舍的几个人都买了。那时觉得这些题目未免空疏,后来才知道,并不空疏。那时的家伟兄经常到校门外的书摊上买《读书》。他很喜欢钱钟书,常听他说起钱的《宋诗选注》。他的学年论文似乎是写宋代文化的“氛围”的——我是从他那儿第一次听到“氛围”这个词,而且用作论文的题目。那时还有两套丛书,给我印象很深刻,一套的“五角丛书”,得名于每本只售五毛钱,是上海文艺出版的;一套是“走向未来丛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的。这两套丛书的零种,我都在学校的地摊上买过。

  

   二年级开始上中国通史的古代史部分。学隋唐史时,开始跟沙知老师读《资治通鉴》,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有一位高中的同班同学,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我得地利之便,常到她学校找她。一次在她宿舍,不知怎么,大概吃榨菜多了吧,她问我“涪”字的读音;我一看这字,就乐了,咱认识啊,于是答对了。她问我何以知道这个字,我说我读《资治通鉴》,胡三省在注《通鉴》时,注释过这个地名。于是她又问我读了有什么感受之类的,我说不上来;她大概担心我在她同学面前说不上来会有点难堪吧,就说,讲点其中的故事也行啊,但我还是呐呐半晌,讲不上来。现在想想,似乎自己也没感到尴尬,脸皮也够厚的吧。

  

   正因为手捧《通鉴》,对上述这些书,多是作不屑一顾状。所以,我一方面似乎很努力读书,成天往文史阅览室钻,那两个值班的吕老太太和穆老太太都对我很熟;另一方面,我知识面极窄。小罗在我的临别赠言上说:“假如你理解卢舍那微笑的全部含义,你将不会拒绝兼收并蓄。”遗憾的是,我那时不知道“卢舍那”,当我问小罗时,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当时那个诧异而不屑的眼神。海龙在给我的临别赠言中也说:“如果没有大胆放肆的猜测与想象,一般是不会有知识进展的——做开拓者。”现在看来,真正能作开拓者的,是老姚,我不过是墨守而已,实在缺乏创造性。这就像现在成天在网上混,多是跟贴、转贴而很少发贴。

  

   也就是在隋唐史课上,大家曾一起买过《通典》。这本书在五十年代影印过一次后,就再未重印过,所以,沙老师特别作了推荐。那时的班长是刘明波,出面组织,要买的人,都到他那儿登记。那次有五位同学买了这本书,我清楚记得的有明波、秀梅和我,好象小加也买了。明波是到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买回来的,这当然是沙老师告诉的。那时,我们熟悉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和琉琉厂中国书店;这些散布于“犄角旮旯”如前门、西单横二条、宣武门、新街口、隆福寺等处的中国书店,是日后才逐渐知道的(现在不少家已经关张了)。明波在大学毕业前夕,帮北大一位老师编中国监察制度史,还常常使用这本十六开本的深红色的“十通本”《通典》。沙老师还开过几本参考书,其中有岑仲勉的《隋唐史》,也是刚刚由中华书局简体竖排出版的。我在该书的扉页上用铅笔写过一条题记:“时值沙先生为学生列参考书,是书为沙老所推重,同时者尚有陈寅恪诸著。在隋唐断代史中,先生尤推重是书,故购之。同得者尚有同学数人。”这本书是1985年12月3日买的。但不知“同学数人”是哪几位了。在校园小花园——由大门正对着的原三百米跑道的操场改建而成——的书摊上,海龙买到过一本蒋氏《东华录》。这本书很重要,后来颇为难得,所以我始终记得这本书。终于,在1994年2月从他手上要到了这本书,并写题记说:“承蒙海龙同学相赠。”而他自己在买书时写的题记是“85.6 购于人民大学”。记得我跟他要这本书时,他还挺纳闷,问我:“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本书?”我说:“自打你买上,我就惦着了。”

  

1986年秋天,中华书局在琉璃厂开了读者服务部,居然有不少早年的库存书,我买到了1964年一版一印的岑仲勉《通鉴通隋纪比事质疑》,真是喜出望外。这年冬天,中华的王府井读者服务部翻修重张,报纸上登出广告,新书打折。1986年11月18日:“今天早晨一天早就到王府井买书,是《四全书总目》。我还想买本《简明目录》,但愿能如意。”赶到那儿,门口已堆了不少人。店门一开,大这家蜂拥而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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