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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展鹏 夏添:欧盟在全球化中的角色

——“管理全球化”与欧盟贸易政策的演变

更新时间:2019-01-29 01:19:29
作者: 王展鹏   夏添  

   内容提要: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发展是相互矛盾还是互补共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长期以来,欧盟基于自身地区一体化的经验,试图充当全球化的实验室,扮演管理、引领全球化的角色。然而,近年来面对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变局,欧盟在全球化发展中的角色面临重新定位的挑战。本文在回顾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关系历史的基础上,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拉米“管理全球化”理念的内涵及其主要政策发展进行了梳理,并结合21世纪初欧盟贸易政策在战略文件、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体制及诸边与双边贸易优惠协定谈判、贸易防御工具改革等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分析了以输出欧盟规则、规范与模式、追求自身利益为基础的欧盟管理全球化方案的根本缺陷与局限。文章认为,欧盟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姿态与包括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一道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共识的形成,发挥欧盟地区一体化的独特优势,推动全球化发展和国际体系的进步性变革。

   关 键 词:欧洲一体化  欧盟角色  全球化  “管理全球化”  贸易政策

  

   欧盟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一直是认识欧盟自身力量性质及其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21世纪初以来,国际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国际格局多极化、均衡化日趋明显,而作为全球化发源地的欧洲与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高涨:欧盟发展遭遇经济增长乏力、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兴起等多重挑战,其在全球化中角色的认知与定位出现新变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无处不在、包罗万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从学理层面对其加以概念界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①近年来,欧盟提出的“管理全球化”的理念在其全球化方案中处于突出位置,而贸易政策是欧洲地区一体化和欧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域,也是二者的主要交汇点。本文试图聚焦欧盟“管理全球化”②理念的发展及其在21世纪初以来与欧盟贸易政策演变的互动,反思欧盟在全球化中的角色问题。

  

   一、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关系的历史逻辑

  

   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人们关注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还是障碍、二者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还是具有互补性等问题。在西方学者眼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出现于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英国1846年废除《谷物法》及随后英法签订包含最惠国条款的《科布登一切维利尔条约》,标志着19世纪后期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描绘了1914年8月之前人类经济史上空前繁荣的经济一体化的黄金时代,人们尽情享受新的商品、服务、新型金融资产与旅行方式。③他同时也预言了战后经济危机、大萧条的出现,世界经济中开放的贸易秩序和自由化的萌芽将为国家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地区帝国主义所取代。④此后,英国在英联邦内部,德国、日本在中东欧与东亚竞相建立封闭、歧视性的区域经济集团,最终导致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终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二战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与战后重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同步展开的。欧洲一体化之初,西欧国家面临东西方对峙的安全挑战、战后经济重建的压力、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让·莫内等“欧洲一体化之父”选择阻力最小的深度区域经济融合作为突破口,并借助向地区超国家机构充分让渡权力的“欧共体方法”使经济一体化溢出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在此阶段,欧共体成功克服了地区内部优惠贸易安排与当时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之间的矛盾,为全球化进程中新型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开创了先例。从欧洲煤钢联营到《罗马条约》的签订,欧洲一体化建立的区域内共同市场安排与GATT非歧视、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发生了直接碰撞,欧洲共同农业政策也被视为与GATT消除贸易壁垒的目标难以兼容。按照GATT总干事温德姆·怀特(Wyndham White)的观点,欧共体的做法已对GATT的生存构成威胁。而美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支持通过对GATT第24条的灵活解释,接纳了欧共体的贸易安排。⑤

   欧共体国家通过地区层面的政策协调,引入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建立福利国家,应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欧洲一体化由此成为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路径“挽救民族国家”⑥的成功实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西欧国家与美国在建立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的过程中,积极寻求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形成了嵌入式的自由主义妥协,为在相对开放和管理有序的国际秩序下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奠定了基础。⑦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成为欧盟内部政策和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身份标签。

   欧洲一体化推进社会进步目标的实践与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霸权相对衰落,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间达成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妥协面临结构性危机,英美两国借助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取向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应对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法国社会党人德洛尔出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实现了欧洲一体化的复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建立欧元区的同时,强化了注重社会公平与福利的经济社会模式的共识。欧盟自身实践的相对成功使之对克服弗雷德曼所说的全球化“黄金紧身衣”⑧的束缚充满乐观的估计。

   冷战结束后,欧盟认为,世界已进入后霸权模式,欧盟可以将自身的规范性力量与市场性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与美国优势互补,共同引领全球化发展。⑨与此相呼应,欧盟决策者和学术界在这一阶段提出了“管理全球化”的政策理念,积极推进传统贸易政策与社会、气候环境等议程的融合,拓展了经济全球化的内涵。⑩

   然而,“使世界变得平坦”的新一轮全球化的红利和风险并存,欧盟内部发展和对外政策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欧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停滞不前的问题在21世纪初进一步加剧,不仅低于新兴市场国家,也低于美国。(11)“里斯本战略”旨在回归欧盟社会政策的嵌入式自由主义传统,提高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竞争力。但促进经济增长的成效有限,却更多地导致欧盟社会政策纳入市场的逻辑,深嵌式自由主义所包含的社会福利制度更加空洞化。(12)

   其次,21世纪初欧盟深化一体化的努力受挫。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提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通过进步的欧洲国家的联合,形成后民族国家结构,将国际关系转变为世界内政(13),使欧盟成为“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剧背景下欧洲人民实践其社会公正和团结的价值观的实验室”。(14)但这一阶段欧盟通过制宪深化一体化、实践宪法爱国主义的努力在法国、荷兰公投中遭遇选民否决。《里斯本条约》后主动深化一体化的努力更多让位于针对诸多危机做出的被动回应。

   再次,欧盟大规模东扩后,其经济社会模式的差异日益扩大。事实上,欧盟内部经济社会模式长期存在莱茵模式、英爱模式、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的分野。有学者认为,欧盟内部经济社会模式间的分歧甚至大于欧美资本主义模式间的差别。(15)欧债危机发生后。英法德在金融监管上的争论、欧盟南北方国家在贸易自由化上的分歧制约了欧盟的行动能力。东扩虽被视为欧盟输出民主、扩大市场的成功实践,但新老成员国在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缘政治战略方面的鸿沟迄今未能有效弥合,近年来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疲于应对、左右失据,内外政策上急于求成,希望借助新自由主义的速成药方尽快走出危机,反而导致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蔓延、相互叠加,助长了民粹主义,致使欧盟面临生存困境。(16)欧洲经济社会模式同时遭遇左翼和右翼的批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欧盟过度干预经济活动,人为地给成员国对外经济活动设置障碍,不能引领全球治理的新现实,注定是旧时代的产物。而左翼批评者则认为,欧盟在政策层面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实行紧缩政策、加大竞争、削减福利,欧洲模式逐渐蜕变为失去管理的资本主义。(17)

   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从内部和外部降低了欧盟引领全球化进程的合法性,制约了其行动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成员国首次退出的情况,在哈贝马斯等欧洲知识分子看来“反映了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危机”(18),是欧盟内部,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带出现的“去全球化”、政治右转、保护主义、“民众与精英”、“城市与农村”间对立的思潮和现象。欧盟合法性面临的挑战从过去的技术、治理层面转向欧洲一体化实验的本体层面。其超越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地区一体化安排成为民粹主义攻击的目标,也使其代表的全球化进程面临再平衡的挑战。

   特朗普执政后,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秉持守旧的重商主义观念,将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关系视为一种零和博弈,强调美国优先,将商业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北美自贸协定等区域性贸易安排采取退出、冻结或重新谈判等立场,威胁退出或大幅改变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机制。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将税收手段作为获取贸易利益的工具,先后提出征收边境调节税、降低公司税等税制改革方案。欧盟希望与美国共同维护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战略面临巨大挑战,如何顺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影响力上升的新局面,促进均衡、包容发展成为全球化未来难以回避的问题。

   综上所述,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间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自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欧洲一体化成功融入全球化进程并扮演了全球化发展的实验室的角色;(2)在冷战结束后新一轮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欧盟试图管理全球化,引领全球化的发展;(3)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全球化遭遇挫折,欧盟面临重新确定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的问题。总体来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其深度地区一体化的实践,为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在各国、各地区多样性仍是当今世界基本特征的背景下,地区一体化具有成为全球化发展阶梯的潜力,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欧盟希望借助自身规则、规范、模式的输出管理全球化的目标也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及欧盟自身行为能力的制约。近年来,一体化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和政策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全球化的弊端,为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欧盟面临通过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塑造新一轮全球化的共识,还是回归欧洲例外、强调地区特殊利益的艰难选择。

  

   二、欧盟“管理全球化”政策理念的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和东南亚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合法性遭遇越来越多的批评与质疑。1999年9月,新任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在欧洲议会正式提出其任期内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全球化“得到管理”()。(19)此后,这一措辞开始频繁地进入欧盟的政治话语。在一系列演讲中,拉米承认全球化加强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力量,但也带来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和不平等问题。他表示:“欧盟贸易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控制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在市场融合、共同规则、社会安全等方面创设的复合机制可以为其他国家应对全球化提供参照和经验。欧盟希望推进受管理的全球化,以确保同其他国家和社会共享全球化的潜在利益与欧盟的社会价值观”。(20)

与英美所主张的市场自由主义不同,“管理全球化”这一理念带有鲜明的法国左翼政治色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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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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