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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学术“中国性”的“危”与“机”

更新时间:2019-01-23 23:46:51
作者: 丁耘  

   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我今天要讲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从哲学学科的角度切入中国学术“中国性”的“危”与“机”的话题。

   中国哲学界类似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争议,相对晚一些,恐怕要到本世纪。有代表性的,一个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本身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其他的学科同仁有没有关注。中国哲学本身要有合法性,在西方哲学的法庭当中,是成问题的,要为自己做辩护的,至于辩护是不是成功,这是次一位的问题,首先不是法庭而是被告,是需要辩护的,这是合法性讨论的意义所在。

   另一个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类似的,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关的,在西方哲学领域里恐怕就是译名之争。归根结底,这涉及的只是一个基本概念,用英文表达就是“being”。有的学者一直在争论,在不断地讲到或回到这个概念的翻译问题。中文学界一派主张翻译成“存在”,还有一派主张翻译成“是”。这一争论恰恰是因为中国话语没有一个概念,同时兼有断定存在和表达联系动词。全部翻译成“存在”,全部翻译成“ 是”都有一定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一直在争,从我做学生的时候开始,一直争到我自己已经带博士生了,已经比较无聊了。为什么一直争?因为永远争不清楚。为什么争不清楚?因为这个概念不可能没有一点加工或损害地翻译进来,一点不改地搬到中国语言中。

   这是西方哲学语言里头等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成立,哲学就不能要了。本体论、形而上学和真理学说,都是和这些有关的。

   沿着上述两个讨论——这两个讨论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我也做过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话题。这个话题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哲学这个概念,翻译成这个样子,本身是借着日本人用中文再回传到中国来的,原来在晚明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有的翻成理学,这都是例子,表明了现代学术,或者说西学,进入中国,本身是有冲撞,有错位的。这个错位,一方面是进入中国,在不断的纠结和挣扎当中定下来,另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学人自己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理解。

   我原来讲过,如果说晚明将哲学理解为另外一种理学,那么晚清以来我们的学人则是把理学理解为另外一种哲学。主客的位置颠倒了。今天的哲学学科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古学之王经学在今天也是不存在的。古代的经学文献,包括四子书,在今天文史哲都可以研究。例如文史哲的每一个系里都可以讲论孟,但又无法确定究竟是哲学还是史学。这恰恰说明现在的学术定位是西方式的,处理中国古代的学问,既不完全贴合,也没有办法放弃。

   顺着刚才几位先生的话来讲,我今天想做一个检讨。逝者如斯夫,话说出后的一瞬间就不再是你说话的那个瞬间了。我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术切成三个20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过去了两个20年,接着我希望能展望一下未来的20年。马上进入21世纪20年代,30年代一晃就到了。报告的主体就是分三块:总结之前的两个20年,展望未来的一个20年,最后做一个小结,中国的学人,活在这个时代,同代但不同代际的学人,共同有哪些任务。

   我们要区分一时的趋势和长期的大势。“势”,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自相矛盾的。“势”里面总是包含一些看似主导一时的方向。现在的整体处境,学科的评价体系,包括财政拨款体制、学人的生存状态、研究热点等等,和我们十几年前刚刚做青年教师的时候差别非常大。另一方面,我们身处在这个“势”里,有各种各样的抱怨。虽然仅仅停留在个人抱怨的层面,没有上升到理论批判,但这些本身也是“势”的一部分。“势”总内含着自我否定。人类历史到现在,没有一个“势”像直线那样,从古到今地通下来,肯定回转。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对未来有憧憬,可以说是一个过渡的年代。不能因为它是过渡的就否定其价值,正是过渡引论了方向。80年代是有许多可能性的。后来的历史发展展开了其中的一些可能性,但是以牺牲另外一些可能性为代价的。这些被牺牲的可能性或许是更可欲的东西。有的没有实现的可能也许只是潜伏下来了,但更多的,或许就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学术界自身的转型,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当时有一个概括叫做“从思想到学术”。有一些善意的研究者认为,最好两个都要。80年代虽然思想非常活跃,但是学术上是非常粗糙的,看原来的东西就可以发现。90年代随着强调规范化,有很多的转向标志,主要是学界的同仁刊物,比如说以汪晖等创办的《学人》为标志。必须强调,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术转向,完全基于学界自发的努力,试图突破80年代研究的局限,其中佼佼者,无非是换个方式“思想”而已。虽然有对当代西学的大量译介和学习,在问题意识、研究框架和讨论共同体的基本选择上仍是自主的,是为思想而学术的,甚至还不完全是为学术而学术,遑论为“国际发表”而学术。这和现在体制推动的“国际化”与发表崇拜完全是两回事。

   强调规范化当然是为了强调学术性。规范是加在问题意识上的,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最好把学术和思想结合起来,做到有学术性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是美好的设想。历史告诉我们,后来学术和思想是相互错失的,渐行渐远。可以说,方法失去了问题,问题失去了方法。学术要体现在具体的方法上,每一门学术有具体的方法。具体的研究方向有更具体的方法典范。方法需要典范,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现在的情况是,方法没有问题只有课题,带方法走的是课题不是问题,而且绝大多数课题是可以通过方法自我再生产的。麻烦就在这里。我和几位先生交流了一下。罗岗教授给我介绍了佩里·安德森的一句话,他说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产出单位都是论文,论文只能承载论文可以承载的东西,不可能承载很大的东西。文科的,包括人文的考核都不是鼓励你写书,而是鼓励写一篇篇的文章,你要写大问题是不合适的,虽然有一些刊物,像《开放时代》,愿意选题大一些,也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无边无际。古今中西问题,就算给你50万字,你能讲清楚吗?不可能。问题一定要转化为具体的课题。课题和问题意识,在学术上不可能分离,但课题太小。现在聪明的文科本科生,给自己立一个所谓前沿的小课题,二手文献有,但是有限,几乎不需要太多的预先学习的积累,没有问题意识的引导,又很容易有虚假的研究成就感。这样下去,大的问题很快就会被驱逐出文科。而大的问题意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现在没有办法变成学术范式,只能是纲领性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是学术化、规范化的时代。21世纪头十年是课题化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20世纪10年代是大学的科研与教育的国际化取得体制支持而狂飙突进的年代。大家身处国际化的漩涡之中。用陈寅恪的话讲,巧者、不肖者顺势、造势,拙者、贤者茫然、痛苦。中国正面临历史上最大的留学运动,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要说展望,过不了多久,我们可以看到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回来,把本土培养的学生挤到边缘去,大换血。这是这个世纪以来的波澜导致的,溯因当然远不止今日,还有发表中心主义、国际学刊的崇拜、教学体系激进的美国化,等等。

   当前最大的危险恐怕是,中国思想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课题生产再生产的体系非常明显地分离了。这个分离的趋势,现在还看不见有扭转的可能性。如果这个趋势不扭转,中国学术界将名存实亡,整个学界的认同是西方的某个学派。

   另一方面,问题意识当中原理性、基础性的部分,则是被纯学院驱逐到民间的或者是官方的理论界和智库之中。在座的有一些非常不错的青年学者,就有两类作品:学术的和理论的。理论作品的影响固然很好、很大,但我更希望你们的东西成为专业必修课的基础参考读物,比如章永乐的一些作品是有希望的。他研究康有为和清帝逊位的那些书,和他参写的《大道之行》是两回事。就是在同一位作者身上,大问题意识和学术表达也脱节了。这不是他个人想脱节,大势如此。当然,章永乐的学术书,问题意识和学术话题结合得非常好,值得他的一些同辈学习。

   关于未来20年和30年的中国学术的总体判断,可以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留学运动的影响达到顶峰,中国学术界全部换血。这是学术和教育上的休克疗法,也就是中国学术史的又一次大断裂。归根结底,这就是没有真正的“中国学术”,而只是“学术在中国”,也就是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区分部及其总代理之类。

   中国思想自身的问题意识彻底丧失,或者只有象征性的存在,中国思想成为没有学术肉身的幽魂;而学院里的学术,应对的是西方学刊弄的那些主流“前沿”话题,和中国思想没有多大的关系,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中国思想自身的问题意识不绝如缕,且能转化成各层次的学术议题,重建中国学术的学术主权和自主性,学术共通性可以再生产。这个局面,我称之为学术上的再建国。这非常可欲,但现在看上去,实现的可能性,或无曲折地实现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可能性之第三种,就是第一种可能成为学界主流,第二种可能是学界的边缘。虽然是学界边缘,仍然在学界,且不止一种模式。比如说贺雪峰老师带团队的模式,还有北京、上海一些学人保持的一些模式。我们可能不会断,这已经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了,即使不会断,也是边缘的。

   最后提一点儿期望,期望中国学术未来能做到:首先,现实问题化;其次,问题学术化;第三,学术自我批判与整合化。所谓现实问题化,就是说最大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现实。所谓问题学术化,就是要为问题的提出和回应找到学术方法。为问题找到方法,而非仅仅大而化之地阐释与空想,这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最应该去做的事情。没有这一层,所谓的中国话语只能沦为媒体中另外一个方向的口号,虽然有时也需要,但行之不远,只能是权宜之计。学术要有一个自我的批判,即学术一方面要不断自我检讨、综合,同时要以学术的方式检讨学术。怎么自我批判呢?在运用中必然要经历各种调整,这就是一种批判。以范式检讨的方式自我审视学术,这也是一种批判。把各种不同的,甚至看上去相反的传统和资源——西方的、中国的、传统的、现代的——进行批判性的综合,这可以说是学术上的“通三统”。国际化也有个好处,现在中国的学院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基本上所有学派和传统正集结在一个小小的院系里,未来一定会“打架”。欧美的院系往往一派独大,人数又少,单薄了些。古今中西之争、科学玄学之争、科学人文之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大争论,就会在同一个学科甚至二级学科中发生。“打架”时间长了,过一两代有大人物出来,一定会有综合。我们不要放弃根据地去打游击战。我们的正事是在学院里面做事情,守先待后。如果最后能出这样的人物,把所有的资源调动起来,对中国和世界这几个世纪的变化、曲折有一个完整性的回应,这是学术中国性摆脱危机走上真正复兴的一个最好的结局,也是我作为中国学人的最后希望。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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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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