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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伟东:布朗运动与在城集聚:同治年间西北战时人口迁移的特征

更新时间:2018-12-18 00:05:38
作者: 路伟东  

   内容提要:同治西北战争期间人口的迁徙主要集中在区域内部。在村域空间尺度上,这种迁徙大多数表现为毫无规律性的布朗运动。但在县域空间尺度上则呈现出从乡村聚落往堡寨、治城等核心聚落集聚的趋势。战时这些核心聚落大多被攻破,是造成人口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小民避乱逃生的途径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属于无效迁徙,最终可以活命的机会比较有限。

   关 键 词:同治西北战争  空间尺度  人口迁徙  堡寨治城  布朗运动

  

   同治西北战争是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以及伴随而来的灾荒和瘟疫等,不但造成严重的人口损失,完全打断了区域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彻底改变了区域人口的民族结构和城乡结构。人口史学界历来对此颇多关注,但传统典范式的人口史和移民史研究,大多把讨论重点聚焦于移民背景分析、移民史实梳理以及移民影响的归纳总结等方面,对于战争持续状态下最本初的人口变动情况和细部节点,反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①

   人口迁移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属性的空间行为。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特征和规律。本文在系统梳理督抚奏折、地方史志、时人文集以及调查记录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战争状态下区域内部的人口迁移问题。希望这一工作除了可以更加形象生动地展现传统战争状态下小民避祸逃生的真实场景,增加历史叙事维度外,也能够或多或少揭示不同的避难逃生模式与人口损失的关系,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同治西北战争与人口区域内迁徙

  

   同治西北战争起于同治元年(1862)初华州“圣山砍竹”②,迄于同治十二年秋肃州回军开城请降,前后持续十余年。这十余年间,战事所及之处城堡屡陷,沃野繁华尽为焦土,田荒粮尽,人烟断绝,熟地变成茂林,“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1](卷六《武备志·死事纪略·回变官民死事纪略》,P4)。而与战争伴随而来的抛荒、灾歉、饥馑,贯穿始终,各地粮绝而人相食者,不绝于书,人口损失惨重。庆阳董志原延袤数百里,地沃民丰,号陇东粮仓。“十八营”[2]占据其间,人口陡增数十万,不久即发生粮荒。同治七年麦熟后,回军抢先刈割,民人仅“捡拾遗穂余粒,少延残喘,遂致斗粟卖钱八串,后至十二串亦无可买之处,饿殍载道,人兽相食,其惨不可胜言”[3](卷三《武备》,P50)。隆德县同治十年“岁大歉,斗米二十五六千文不等,人相食,死者塞路”。战后平复时,全县尚无二三十家。[4](卷四《拾遗》,P45)除了战争杀戮与饥荒,瘟疫也是造成战时人口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战火波及之处,普遍发生瘟疫,人口大量死亡。史载泾川、永昌同治五年五月间“疫大作,死者无算”,镇原县“时疫大作,伤人甚重”。[5](卷一八《变异志》)据不完全统计,仅甘肃一省,战争期间,就至少有18个州县发生过较为严重的瘟疫。[6](P1517-1518)以上种种惨象凡战争所及几乎每处皆同,“民不死于回,即死于勇,不死于回与勇,即死于瘟疫、饥饿”[7](卷一八《杂录》)。现有研究表明,仅战争持续短短十余年间,陕甘区域人口损失总数以千万计,损失比例可能超过总人口的六成。③除了造成极其严重的人口损失,战争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战争状态下,虽然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差异,但避难求生是人的本能。所以,未雨绸缪,预先计划,及早举家远徙,逃离危险境地,是保全性命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后世观史者想象中战时小民最自然,也最理想的选择。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文字描述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远徙避祸首先要有主观意愿,没有远徙的意愿就没有远徙行动。当战争将要或已经来临之时,不同个体对危险的感知距离和感知程度都有较大不同,而战争本身瞬息万变的发展态势与残酷杀伐又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所有诸如此类来自于自身或外部的掣肘下,被不同利益团体或所谓普世价值和道德判断标准怂恿、绑架和洗脑之后的绝大多数战争亲历者,对是否积极主动、及时有效地逃离危险境地,以及以什么样的安全距离迁徙避祸等,都会存在诸多不同的认识,也会导致不同的结局。而远徙逃难的时间窗口就在这样的犹豫与思量之间转瞬即逝。与此同时,远徙避难还要有足够的实力。这种实力不仅仅局限于一定的财力、体力和物力,也包括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可靠的信息来源。而没有足够的实力,则既无法远徙避祸,也没有正确的逃亡去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小民来讲,虽有逃跑的意愿,但缺乏远徙的能力。

   由此,整个战争期间,虽然兵火波及之处,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奔徙逃命,但其中真正选择及时有效的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个正确途径,并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战时绝大多数的迁徙行为,几乎全都盲目的局限于区域内部,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

  

二、布朗运动:村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移

  

   布朗运动(Brownian movement)是一种物理现象,指的是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作的永不停息的无规则运动。从统计学的角度讲,它是一种正态分布的独立增量连续随机过程,是随机分析中基本概念之一。[8]同治战时,从村域空间尺度看,小民避难逃生的运动方式与微小粒子表现出的无规则运动一样,缺乏明确的指向,几乎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

   西北地区自入清以来,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战争渐息,社会趋稳。小民休养生息,户口日臻繁盛。及至咸同之际,“重熙累治,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9](卷一,P247)。社会承平日久,国既不知备,民尤不知战。因此,当同治元年大战骤起于渭南之时,不论封疆大吏、地方官绅还是普通小民,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严重程度以及残酷程度等,都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预备。遇有阵战,官军本不足持,民团一触即溃,对于升斗小民来讲唯一的选择就是逃命。然事前既无筹谋,遇事亦无良策。兵从东方来则西行,兵从北方来则南突;兵从陆地来则下水,兵从平原来则上山。总之,如何逃,往哪逃,逃多久,全无计划。

   西北汉、回皆系世居,两族互为乡梓,彼此和睦,素有往来。很多地方本无冲突之意,更无打斗之实。相传大荔沙苑回民西迁以前曾发动三十六村回民集体西行,其中“和汉民无仇怨而相善者,皆不愿迁。到非迁不可时,与汉族邻有相遇于道路,便对汉人说:‘亲家,不对啦了!要分离啦!’”[10](P105),抑或互通消息,以避祸端。又如泾阳县西南原上的寨头村,起事之前,回、汉就比较和睦,回民常透露消息给汉人,请汉人早逃。但汉人很不在意,另一方面也实在不愿离开家乡。[10](P253-254)

   其实,汉民对远逃提醒很不在意,除了故土难离之外,主要还在于战事初起之时,参与双方多系特定事件当事人,打斗比较克制。波及范围比较有限,族群也尚未完全割裂。回兵来去匆匆,时间不长。对于普通小民来讲,只要躲避锋头便可平安无事。[10](P255)更有甚者,居然抱隔岸观火之心态,驻足围观,尤似看戏。如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战争已经开始整整五个月后,回军与清军战于同州府城东门外苏氏沟,附近村庄百姓从草桥店一带围观看热闹,结果近半被掩杀。[11](卷一《事征》)及至战事扩大,战火烧身,危及性命,小民始知四散奔逃。而战争的残酷与恐惧在几代人心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深远。

   战争状态下的人口逃亡方式与灾荒状态下有较大不同。后者进程较缓,往往不足以立刻危及生命。人口外逃一般是时间累积的结果,虽属无奈,但亦是自主选择,中间有较长的预备期。这期间“只有富室才有乱中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贫苦的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宁愿静观以待变”[12](P104)。而战争往往事起突然之间,发展极为迅速,星星之火,瞬间燎原,战火烧身不得不逃,根本不可能静观其变。但升斗小民既缺盘缠路资,亦无社会网络,因此如何逃?能逃多远?逃往何处?其实根本没有太多选择。

   所以,逃跑之法一般就是选择家内村中就近处所,比如窖、窨、窑洞、教堂或有坚固围墙的楼、塔等,任何可以藏匿或暂时安全之处。甚至是门后卷起的席桶之中或盖了柴草的案牍之下,亦有侥幸脱逃者。[10](P49)体力稍健者,则多逃至南北二山,或隐匿山峁梁涧之间。又或只身伏于古墓丛林,或荡舟江河之上,然后探听风声,如果没有问题就返回家中,如果此地吃紧,则继续逃往彼处。

   西北自古民喜穴居窖藏,战争起时,一般小民尤其是妇女老弱,应急逃命之所首先就是自家或就近的窨窖。窖窨有的相当大,可容纳很多人。里面备有炊具、粮柴及饮水等生活必需品,有的甚至还有磨子,研磨米谷,以便久持。比如临潼县马坊堡村南高坡上就有这样一处,洞口隐藏得很好,不容易被发现,后因农民在崖上拉土才暴露在外。[10](P146)咸阳渭城一带还有一种窖窨叫“上高窖”,筑成“之”字形,不怕烟熏,相当安全,几乎家家都有。[10](P266)时人谚语称“乌鸦窝好戮,地老鼠难捉”[10](P298),所指即此。由上来看,窖窨这种地下藏身之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对绝大多数半地穴式窖窨来讲,隐蔽性其实很差,比较容易被发现。窖窨最怕烟熏,一般又只有一个出入口。只要洞口被堵,以烟熏之,洞内之人非死即伤。渭南县西南三里有张村,村落高处挂有铁钟,派人在附近瞭望。有警鸣钟村人便会藏入地窖。但后被找到窖口,用辣椒面燃熏,窖内老少被熏死的很多。[10](P35)同治元年九月,华州姖家庄地窖被熏,死四十余人。同年十月初六日,李家坡天窖被熏,“人膏直流至崖下”,其惨状简直不忍诉于笔端。[13](P81-82)同治六年,捻回再逼近荔、朝时,三原县知县贺瑞麟就痛陈“窖窨全不可靠”,绅民须早为逃计。[14](卷七《书答二·与杨仁莆书》)其他就近逃亡方式,亦皆类此。

   总之,从村落空间尺度看,战争初起之时,受波及地区村落尺度的汉民人口迁移几乎就是一种毫无规则的布朗运动。

  

三、村堡城:县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移

  

   面对频繁的战争逃生情景、庞杂的屠戮焚掠信息,以及对个人和家人未来生命安全不确定性的担忧等,民众往往处于长时间、超负荷的精神高度紧张戒备状态之中,极易造成心理与生理的调适紊乱,并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应激反应。[15]在这种情形下,普通小民的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人多的地方似乎有更高的安全感。于是逃往躲入较大的城乡聚落,尤其是那些建有围墙、防御得力的堡寨、治城等,就成了大多数人的不二选择。

行政治所类城市因系官员衙署所在,是地方行政权力的重心,一般多有高大围墙和壕沟。即使没有大兵屯驻,至少也有部分士卒把守。另外,这类治城往往也是地方上的经济贸易重心,商贾辐辏,粮财充足。不但可以固守,而且能够久持。因此,是更为理想的避难之所。战火波及之处,几乎每一座治所城市都接纳了大量逃难的人口,小民赖以活命者甚众。比如省城西安一处,仅北乡和西乡的逃难入城的回民就有千余家。[10](P208)即使硝河城这样一个蕞尔小城,战时避入城中者也高达六百余家。[16](卷七三《人物志·孝义上》)醴泉县城战时亦涌入大量四乡小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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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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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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