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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尧: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

更新时间:2018-11-24 01:51:36
作者: 温尧  

   内容提要:伴随中国的持续崛起,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常见工具,但是,既有研究通常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一对概念,较少对其本身进行全面的审视。植根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在理论阐述和操作化层面,都存在诸多固有缺陷和内在问题。对现状范围和修正对象的模糊定义,往往导致研究对象的混淆和国家意图的误判。关于主导大国的现状假定也造成研究视角的褊狭和疏漏。国家行为与意图间的非线性关系更让行为与属性间的直接因果推理问题重重。在这些理论和实证缺陷的背后,同时暗含着规范维度的深层问题,不对等的道德标签往往伴随着这一二分法的判定和讨论。当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互动进一步彰显了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的局限性。对中国在南海行为、创设亚投行、坚持国家主权规范等三则事例的讨论显示,这一二分法并非描述和解释相关重要问题的有效视角,扬弃这一二分法、迈向新的话语势在必行。研究者应在保留核心研究关切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更加中肯地理解中国外交、大国关系及国际秩序的演进。

   关 键 词:修正主义  中国崛起  国际秩序  南海问题  亚投行  主权规范

  

   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以下简称为“修正—现状”)二分法常常以简约而直观的逻辑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议题相关联,许多学理和政策讨论因而往往围绕其展开。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以及大国政治的快速演进,关于中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时有所闻。近年来,中国国力增长迅速,其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力都有着显著提升,这些影响的复杂性也不断叠加。但是,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大众舆论都没有相应地更新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修正—现状二分法仍然是许多时评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讨论中国崛起时乐于采纳的思考起点和分析视角。比如,知名学术刊物《中国研究国际期刊》在2017年2月就以“中国是修正主义大国吗?”为主题推出特刊,讨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①再比如,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无论在就任前后都断然将中国视为试图削弱当前国际秩序、威胁美国核心利益的修正主义大国。②在这些政治话语和社会舆论压力下,中国作为修正大国的“嫌疑人”难免受到持续的关注和测验,并且经常被要求(或者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有必要)澄清自己的内外政策以及对国际秩序和重要议题的态度。比如,中国领导人和高层官员经常主动或被动地在本国及国际平台上申明自身坚持和平发展、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并且做出各种姿态表明自身积极融入现有体系的诚意。③

   但是,在多数既有研究中,无论是指责中国还是为中国辩护,④无论是试图改进还是回避使用修正—现状这一二分法,这一对概念本身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学术讨论,而是更多地被研究者当成自然而合理的理论概念。因此,本文将从理论和操作层面深入审视修正—现状二分法,并且结合中国崛起的具体事例反思这一二分法的当代适用性。

   一些“功能主义者”或许会质疑,如果本文论及的缺陷真的影响了讨论的开展,为什么人们仍然重视并且愿意使用这一二分法?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两种回答角度。一种是实证角度,如本文所述,由于既有研究理论澄清不足、测量方式存在瑕疵、逻辑推理存在漏洞,许多关于修正—现状二分的讨论在没有真正满足重要假定的情况下,却仍能够得出一定的(有重要瑕疵的)结论。另一种答案则需要我们反思修正—现状二分法作为实证概念背后的规范维度。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特定的概念和框架往往隐含一定的前提假定和先验判断,研究者也往往围绕它们形成某些特定的理论构想和操作方式,研究问题的提出、实证考察的开展和讨论焦点的汇聚,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框定和塑造。正如张永进所言,学界和政界之所以持续热切地讨论中国是否为修正主义大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崛起本身被当成一个需要管控的“问题”来对待。⑤事实上,正如本文对中国崛起的事例考察所体现的,围绕修正—现状二分法诸多有缺陷的理论阐释和操作化实践所形成的“问题群”(problematique)本身或许就值得怀疑。

   本文余下部分将首先简要梳理修正—现状二分法的相关理论论述,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阐释和实证操作化等角度探讨这一二分法的内在局限。基于理论和操作层面的考察,本文接下来将借助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中国创设亚投行、中国坚持国家主权规范这三个事例,进一步揭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局限。经过多方位的审视,本文认为,对当代大国政治的考察、尤其是围绕中国崛起的讨论应当最终跳出修正—现状二分法,迈向新话语体系。

  

一、修正—现状二分法的理论阐述及其不足


   修正—现状的二分法在国际安全领域使用最为广泛,这一对概念深深植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两种理论中均被提及。⑥其中权力转移的相关理论最为清晰地将这一二分法置于核心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它在学术分析和政策讨论中的影响力,相关讨论也多将理论源头归于权力转移理论。本部分将简要梳理现实主义传统中对于修正—现状二分法的相关论述,然后讨论相关理论阐述在修正对象和范围以及主导国行为和意图等问题上的缺陷。

   (一)现实主义传统中的修正—现状二分法

   基于经典均势体系构造理论的现实主义者最早使用修正—现状的二分法来描述两种鲜明对比的政策取向或采取这两种政策的国家。在他们看来,这两种类别的区分不证自明,因此并没有进行清楚的理论讨论。江忆恩就发现,虽然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数次提及“现状国家”这一概念,却从未提供清楚的定义。⑦尽管如此,卡尔的确在其书中大致描摹了近乎同义反复的“现状大国”定义,即现状大国的信条是“安全”,它们满足并且乐于维持现状。⑧

   摩根索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论述,他区分了现状政策与帝国主义政策两种类别。前者是“倾向于保持权力且不寻求利己的权力分配变化”的政策,而后者则“意在获得更多权力……寻求有利的权力地位变化”。⑨与此类似,阿诺德·沃尔弗斯也指出现状大国和修正大国追求不同的目标。修正大国追求的是“自我扩展”,这一过程伴随着“频繁而剧烈的权力扩张尝试”,在必要时,它们会利用武力改变现状,并且“给现存秩序带来显著改变”。相比之下,现状国家则追求“自我存续”,它们近期并无增长权力和追求优势地位的动机。⑩在其论述中,沃尔弗斯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细节:现状大国可能也希望改变,但它们通常不寻求权力的扩张和使用武力。(11)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摩根索和沃尔弗斯都在其定义中同时囊括了对意图和行为的描述。

   伴随着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风行,均势现实主义理论家关于修正—现状的讨论暂时停止,因为结构现实主义主张单元层次的变量只能提供片面的、还原主义的解释,构建理论的努力被引向体系层次。(12)

   与均势现实主义仅是简略涉及不同,基于霸权稳定及其更替而构造的霸权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对修正—现状二分法的发展和推广有着更加重要的影响。吉尔平的霸权更替理论提出,国际政治的变化由体系中权力均衡和国家的成本—收益计算所驱动,国际体系中循环往复地出现主导国家的更替。(13)不同国家的权力以不同速率增长,由此带来的声望追求和潜在物质利益考量等动机促使国家试图扩张权力并改变体系。因此,为了自身利益改变国际体系的国家即为修正主义国家,而现状国家则是试图维持现有体系的主导大国。(14)修正—现状这一对概念在吉尔平的论述中只是附带提及,在理论构建中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但与其理论相似的权力转移理论却深入利用了这一二分法。(15)

   权力转移理论由奥甘斯基提出,并由其一干弟子不断发展。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等级制,体系中的最强国处于顶端,它创设并维持当前的国际秩序,并从这一秩序中获取最多利益。(16)因为国际体系中的“现状”——主导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最符合主导国的利益,所以主导国自然被视作满意的维持现状国家。与此同时,其他非主导大国通过经济增长快速聚集权力,由于当前秩序及利益分配规则在它们相对弱小时便已确定,当它们成长为大国时势必不满于现状。(17)因此,随着大国继续成长,它们“不满自身在体系中的位置,并且渴望重订规则”。(18)基于此,权力转移理论提出,当崛起的不满意的挑战者试图改变现状而主导大国拒绝改变时,体系战争一触即发。

   在权力转移理论中,权力转移或者转移的趋势解释了战争爆发的可能,而对现状的不满则给出了崛起国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动机,(19)因此,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或者对修正的渴望程度就成为这一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变量。这一变量的理论重要性以及中国崛起背景下权力转移理论获得的广泛关注,使得修正—现状二分法在理论和政策讨论中频繁出现。尽管许多研究者并不必然赞同权力转移理论的整套理论假设和主张,但众多研究对这一二分法的使用明显受到了该理论的影响或启发。

   (二)修正何种现状?

   在谈及修正—现状二分法时,学者关注的重点往往在于崛起大国。尽管并没有学者断言崛起大国一定是修正主义国家,崛起大国不断增长的权力及其新的利益需求,让它们自动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的“嫌疑人”。那么这类国家谋求修正何种现状?由前文可见,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基本都认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行为对国际体系有着全局性的影响,它们最重要的目标和影响在于修正国际结构或者国际秩序。经典均势现实主义者通常关注崛起国谋求权力扩张的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体系内权力分配的变化,这些纯粹的权力政治因素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吉尔平和权力转移理论家们在谈及国际体系现状时则突出国际秩序的存在,他们通常假设这一国际秩序作为整体而存在,并且统摄国际关系。然而,具体到不同的实证研究中,讨论涉及的修正对象各不相同而且常常被混为一谈,导致人们对修正主义的误解和误判。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理论层面缺乏具体的澄清和定义有关系,也就是说,修正主义指向的对象究竟为何?

   这个问题通常涉及密切联系却不能等同的三个概念:崛起国与主导国间的双边关系、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国际秩序。(20)国际秩序与权力分配并不完全等同,权力分配也并不是完全由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双边关系决定的。一些实证研究却有意将这些有差异的概念等同起来,导致其不能令人信服地得出关于修正—现状的结论。一个国家可能只是不满于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它不一定谋求修正构成国际秩序的整套规则和规范。同样,一个国家可能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对主导国不满,这种不满或许与权力分配或国际秩序都毫无关系。(21)

   围绕权力转移理论的一些实证检验彰显了这一混淆概念和对象的问题。比如,一些研究采用的衡量指标是双边关系中军事投入的数据,但很多原因都能促使一个国家加大军事投入,崛起国军力增长也并非只能针对某一个国家。这类指标剥离了具体情境,并不能使我们直接判断某个具体国家对基本的权力结构或者国际秩序怀有何种态度。(22)再比如,塔门和库格勒在谈到权力转移与中美关系时,将台海问题以及中美围绕此问题的互动当作衡量中国是否不满于现状的指标。(23)尽管台海问题的确可能使中国怀有不满情绪,甚至为此动用武力,但这一可能性背后的逻辑与权力转移理论所主张的机制迥异,而且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会上升为中国对国际体系整体现状的不满。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在主权国家体系出现之后,国际秩序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进行演化和分化。其中应特别注意武力扩张以及议题领域这两个与修正—现状二分法相关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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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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