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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如何理解作为西方东方学一部分的汉学——评萨义德《东方学》

更新时间:2018-11-15 01:49:46
作者: 张西平  

一、萨义德的《东方学》

  

   萨义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 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 后到美国求学, 1963年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他的《东方学》 (Orientalism) 一书使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东方学》这本书运用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话语理论, 系统地分析了西方的东方学的产生以及伴随着的对东方的想象, 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东方主义……指几个相互重叠的领域:首先, 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变化着的历史和文化关系, 具有四千年历史的一种关系;第二, 自19世纪初始专门研究诸种东方文化和传统的学科;第三, 关于世界上目前非常重要、政治上紧迫的一个叫作东方的地区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意想和幻想。东方主义这三个方面的相对公分母就是把西方和东方相分隔的那条界限。” (1)

   萨义德认为, 虽然当代西方的东方学的成果和知识绝大部分是非政治的, “也就是说, 纯学术的, 不带偏见的, 超越了具体的派别或狭隘的教条的” (2) , 但实际上任何人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环境, 都会有意无意地卷入阶级与不同信仰体系之争, 这样政治就必然对其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于是, 他就问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是否参与了帝国主义的传统, 参与了西方对东方的任意的划定, 对东方形象的塑造。这是可以肯定的。由此, 他认为东方学的兴起、发展和强大就和政治、和西方对东方一系列政治活动联在一起, 它再也不是纯学术的了。

   从这样一个基本点出发, 他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西方东方学的正式建立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 (Church Council of Vienne) 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 (Bologna) 、阿维农 (Avignon) 和萨拉曼卡 (Salamanca) 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在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过程中, 当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土地从35%扩大到了85%时, 西方的东方学也随着这种扩张而急速地发展起来。在西方东方学的发展过程中,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这一权利与范围不仅生产出相当数量的关于东方的精确而确定的知识, 而且生产出有着自身生命的第二位的知识—这些知识隐藏在‘东方的’故事、关于神秘东方的神话、亚洲是不可理喻的这类观念中, 被基尔南 (V.G.Kiernan) 恰当地称为‘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 (3) 这就是说, 东方始终作为“他者”存在于西方之外, 西方的东方学在获取关于东方的知识的同时, 将东方东方化, 在东方学的理论中, 一边是西方人, 一边是东方人, 前者是理性的, 爱好和平, 宽容大度, 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但东方人没有这些特点, 他们所具有的是相反的特点, 这样, 西方基督教根据自己的道德需要对东方进行了改编。

   在18世纪欧洲扩张的过程中, 东方学及时地调整了原来的基督教的世界观, 但这绝不意味着基督教那种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被简单地消除了, 而是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 东方学通过自己的知识重构了东方。萨义德认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东方学同样“还保存着一种重构的宗教欲望, 一种自然化了的超自然论, 此乃东方学话语中根深蒂固的本性。” (1)

   这就是说, 18世纪后西方的东方学虽然按照一种实证的方法开始研究东方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使东方学完全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 再不是基督教神学下的东方学, 而是世俗化了的、科学的东方学。关于东方的一切研究方法都是东方学家们创造的, 在这种方法下, 东方再生。但在萨义德看来这一切并非像东方学家所说的那样, 他认为“由于将东方带进了现代性之中, 东方学家获得了为其方法和立场进行吹嘘的资本, 自己仿佛成了世俗的创世者, 就像上帝创造旧世界一样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东方学不是从天而降的关于东方的客观知识, 而是从以前继承过来的, 为语言学这样的学科所世俗化、重新处理、重新构建的一套结构, 而这些结构本身又是自然化、现代化和世俗化了的基督教超自然论的替代品 (或变体) 。” (2) 这里萨义德对18世纪后的西方东方学持同样的批判态度, 更直接地说:“说现代东方学一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非危言耸听。”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有两个基本的论点支撑着他的论述:第一, 任何学术都是受制于其发生的文化, 因此其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西方的东方学发生在西方学术环境中, 所以, 它必然受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理论的影响。如他所说:“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最怪僻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是受制于社会, 受制于文化传统, 受制于现实情境, 受制于学校、图书馆和政府这类在社会中起着稳定作用的机构的;其次, 学术性和想象性写作从来就不是自由的, 而是受其形象、假设和意图的限制的;最后, 像学术形态的东方学这样一门‘科学’所带来的进展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 (3) 这实际是他对福柯话语理论以及知识和权力关系理论的运用, 从后现代的立场质疑东方学的合法性。

   第二, 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 是西方反观自己的文化对立面。萨义德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 (alter ego) 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 身份, 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法国的还是英国的, 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 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 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 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 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 (4)

   根据这两个基本观点, 通过对西方东方学的历史和文本的考察, 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 东方学所塑造的东方形象是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东方学是西方东方知识的提供者, 他们所介绍的东方不仅作为一种知识, 同时也作为西方的社会文化影响了西方的文化界。萨义德说:“作为一种表述西方体制化的东方知识的学科, 东方学同时在东方、东方学家和西方的东方学‘消费者’这三个方向施加其力量。” (5)

   所以, 在《东方学》中, 萨义德除了考察西方东方学的历史以外, 还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东方, 从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到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 西方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需要, 对东方做出了不同的形象想象。在福楼拜那里, 东方成为使西方再生的地方, “现代人在不断进步, 欧洲会通过亚洲而获得新生”。在布瓦尔 (Alexis Bouvard, 1767—1843) 和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那里, 印度所代表的东方成为克服西方物质主义的灵丹妙药, 西方文化会在印度文化中再生。而在19世纪的一些西方思想家眼中, 东方又成为其反衬的代表, 西方代表着进步、文明, 而印度、中国只能代表着落后、愚昧。

   这样, 他认为, 在东方学中的东方已经不是真正自然的东方, 而是西方东方学所塑造出来的东方, “‘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 像‘西方’一样, ‘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 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 并且为‘西方’而存在。” (1) 当然, 自然的东方依然存在, 但在西方文化中, 在西方东方学中的东方不是真实的东方, 而是为西方而存在, 作为西方他者的存在, 是人为存在的东方。

   第二, 东方学是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学术。萨义德试图通过东方学的历史研究, 说明在东方学的知识的背后, 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权力是如何塑造知识、影响知识和决定知识的。19世纪后, 西方的东方学得到快速的发展, 像法国的亚洲研究会 (SociétéAsiatique) 、英国皇家亚洲研究会 (Royal Asiatic Society) 、德国东方研究会 (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美国的东方学会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会员急速增长, 各国东方学教授的位置增加, 研究东方的刊物增加。但在这种学术繁荣的背后是西方向东方殖民的扩展, 是帝国主义对东方国家的利益的入侵。东方学不仅仅在自己的观念上受到西方每一个时期思想的影响, 同时, 在实际的知识运作和知识产生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所在国家力量的影响。东方学和其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他在书中所举的一个例子:“骡、马、象、牛听命于车夫, 车夫听命于中士, 中士听命于中尉, 中尉听命于上尉, 上尉听命于少校, 少校听命于上校, 上校听命于准将, 准将听命于上将, 上将听命于总督, 总督听命于女王。”萨义德说“东方学就像这一假想的怪异的控制链”。东方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 它受制于西方的国家利益, 它是为西方的政治和国家利益服务的。

   第三, 东方学是学术的失败。根据上面两条的分析, 他认为, “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东方学没能与人类经验相认同, 也没有将这一地区的经验视为人类经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对东方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提出挑战……” (2)

  

二、西方汉学和《东方学》

  

   我们为何用这些篇幅来介绍萨义德的《东方学》呢?《东方学》和我们这里所讲的汉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看来, 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和萨义德的《东方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 西方汉学在学科上隶属于西方的东方学,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主要讲的是西方的阿拉伯学、伊斯兰学, 而且在时间上是以19世纪为主的。但他在书中也涉及汉学, 他在书中也多次谈到西方对中国的研究, 虽然只是一笔带过, 但汉学、中国学包括在他所讲的东方学之中是明确无误的。这样, 在我们从事西方汉学的研究时, 萨义德所提出的对西方东方学的评论和看法我们就不能回避。

   其次, 西方汉学 (中国学) 家已经注意到萨义德的理论, 并成为他们变革自己研究方法的重要的理论根据, 这点美国当代中国学家柯文 (Paul A.Cohen) 讲得很清楚, 柯文在对他之前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展开批评时说:“我们尽可不必同意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所有批评, 不过仍然可以接受他的比较概括的见解, 即认为一切智力上的探讨, 一切求知的过程, 都带有某种‘帝国主义’性质……” (3) 如果要理解柯文的中国学研究模式, 了解萨义德是个必需的前提。

同时, 在中国学术界, 已经有学者按照萨义德的理论来评价域外汉学。有的学者认为“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盖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 (1)有的学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 西方汉学可以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的产物, 而它反过来又服务于而且强化了这种殖民扩张的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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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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