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了十年时间，来思考历史的行程
——第十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2018年）总结陈词
经过一天半的思想航行，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叫做“总结”的港口。昨天，于明兄用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观念来类比，指出学术共同体也是依赖于某种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存在和延续。此时此刻，我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既是会议的普通参与者之一，也被委托担任类似于史官的角色，尽管我不需要像太史公那样历尽艰辛，但要讲我们十年的故事，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
好在我们历届的会务同学已经留下了相当详尽的历史记录，好在我们大部分人正当壮年，能够记得很多历史的细节。那么，就让我们回到开端——如果我们翻到会议论文集第30页，我们将看到这个会议还是刚出土的小苗时候的形态。这株小苗刚出土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未来能长成什么样。但十年之后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了长成参天大树的种种潜质。
十年之前，北京香山，一个不起眼的学术会议悄然开幕，悄然结束。它的名字叫做“和平崛起与中国法理学问题”，这个标题内部包含着一种很有生产性的张力：这个会议的组织者，是向来以“佛系”著称的北大法理学专业师生，“法理学”是个小学科，但“和平崛起”却是个大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充分引起法学界重视的大问题。在当时，更常见的问题意识是，我们该如何学习西方的法治模式与经验，是关注中国“没有”什么，而不是“有什么”。但“和平崛起”却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意识，它既是一个期待，也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的行程”；它从一开始就将我们的眼光拉向了“治国”与“平天下”，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法理学能否超越对西方的尾随与模仿，与中国经济一起崛起；我们期待这种崛起，同时模糊地感觉到，只有积极思考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历史的行程”，我们的思考，才能够抓到某些坚硬的东西。
现在来看这份议程，我们能够看出很多有意思的线索。议程从“中国法理学传统的重述与批评”开始，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中国“缺什么”，而是中国“有什么”。相关文章既论述了儒家的法理学传统，也涉及到二十世纪革命的法理学传统。我们的主题发言人中，既有张中秋、柯小刚这样的关注中国儒家传统的老师，也有刘星老师这样的关心“革命法学”的研究者。法学界最会唱摇滚、摇滚界最懂法学的杨昂老师在这个专题里贡献了一篇《中华太平盛世：清帝国治下的和平（1681-1799）》。2011年法学界与史学界关于清帝逊位诏书讨论，杨昂兄是当之无愧的源头，他写的文章不多，但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今年我邀请他参加会议，结果他说自己发了毒誓，没有文章就参加学术会议，得剁手。为了保全他的手，我只好放手。
接下来的主题讨论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宪法秩序，三篇主题发言文章分别谈欧洲法院、中国宪法序言以及清末立宪，常安兄是最后一篇文章的作者，杨昂是评议人。那一年，常安兄三十岁，风华正茂。昨天，常安兄在白天的发言、主持、评议和晚上的撸串中，渡过了他的四十岁生日，他现在已经被我们称为“常公”，是民族法学方面的知识运输大队长。最后一场“司法改革与法治进程”，发言人是桑本谦、侯猛与戴昕，陈柏峰参与了讨论，四位老师十年以来坚持不懈地做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现在都是国内“社科法学”的核心代表人物。十年之前，凌斌老师和我还都是任教不久的青椒，李晟和于明还都是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十年之后，两位学弟已经是许多学术会议圆桌讨论的常驻嘉宾。孔元当时还只是一个旁听会议的硕士生，现在已经是国内博丹研究的出色专家了。
由于“和平崛起”的主题超过了“法理学”的承载，第二届会议的标题，关键词就变成了“法学研究新范式”。这届会议继承了首届会议阐述中国政法传统的努力。“公共政策”的概念开始进入我们的会议标题。正如强老师在昨天的开幕词里交代的那样，“公共政策”这一概念可以实现法学内部诸多学科的沟通，实现法学与其他学科的沟通。所以，在2010年，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部门法领域的讨论；与此同时，会议也加强了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与行程过程的关注与讨论。这届会上出现了刘忠、欧树军、田雷、刘晗、胡凌的身影，众所周知，他们现在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学术创新中坚力量。
第三届会议是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场比较大的纪念性讨论，郭绍敏、于明、凌斌、欧树军、田雷等学者参与了讨论。这一年，大家围绕着辛亥革命100周年，围绕着革命、国家建构与立宪的问题，推出了一系列成果，并且产生了跨学科的辐射力。雷公对古德诺的研究，就是在2011年播下的种，在本次年会上被更年轻的学者商榷了一下，可喜可贺。 2012年的第四届会议，有陈颀对《为人民服务》的新解读，有杨昂的《相爱于无极》——这个标题让人遐想无穷，但其实那是一篇论民初鼓励族群之间通婚的法制的严肃文章。
2013年第五届年会组织了一个关于美国宪法研究的专场，刘晗、左亦鲁、孙竞超、赵晓力、田雷、吴文斌、叶蕤等参加。而我们知道，刘晗最近推出了他的第一本研究美国宪法深层结构的专著《合众为一》，我们的年会记录下了他前进的步伐。2014年第六届年会的重头专场，是关于政党与国家的讨论，我们邀请到了应星等研究“新革命史”的学者，历史系与政治系的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遗憾的是，那一年我在德国柏林高研院访问，10次会议就缺了这么一次，失去了召唤神龙的机会。
经过第六届年会政党议题的过渡，到了2015年第七届年会，党章和宪法的关系，就成为比较重要的议题。这一年我们也看到了刘晗之后的新一批“青少年学者”跃上学术舞台。那一年有赵晓力老师的三位硕士生康向宇、田力、戴熙路论述代表制问题，强老师的两位博士生孙竞超宇、王凯论述英国与美国的宪制问题，给与会师友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八届的重头戏是一场纪念苏力《秋菊的困惑与山杠爷的悲剧》发表二十周年的讨论。苏力在1996年的文章，将《秋菊打官司》变成了法律与文学的经典，以至于我们在讨论中提到“秋菊”的时候，经常下意识地说成了“苏力”。陈颀老师把我们的书评与讨论集结成一本书，很快就要出版；他现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仍然坚持做“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很遗憾他今年没有来，但我知道他正在立法学这个研究领域做新的开拓。同时，孔元、叶开儒、敖海静是在那一年开始参与正式的发言和评议。
然后，就是2017年的第九届，其特征是帝国与国际法的问题获得了更显著的位置。王锐、傅正、孔元、敖海静、刘天娇、吴蔽余、叶蕤等“青少年学者”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强世功老师倡导的帝国秩序研究正在不断结出新的果实。
今年是年会的第十届，在北大的最高楼——王克桢楼，十年前的太平洋电脑城——举行。电脑城不卖电脑了，借我们一个空间讨论家国天下，这究竟是“转型升级”呢，还是“脱实向虚”？但不管怎么样，从20层高楼俯瞰北大校园，可以获得一个非常不同的视野。
在年会一开始，我们邀请到了美国友人Larry Backer来发表第一个演讲。Backer教授是古巴裔美国学者，不远万里，自带翻译，来到中国，与我们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宪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像Backer教授那样，自带翻译，与我们一起思考，在我们中间生根开花。
接下来是本次年会的重头戏，一个以苏力《大国宪制》为切入点的宪制研究范式讨论专场，一共17位学者参与了讨论，其中强世功老师、侯猛、凌斌、戴昕、常安、于明、李晟与我参加了第一届会议，萧武和赵耀彤法官是我们的特邀嘉宾。
但与2016年讨论秋菊研究不同，这次苏力回避了，说是让我们批评更自由一些。但其实即便他在场，我们也会拍砖的，因为许多人都熟悉苏力犀利的学术批评风格，我们这个会向来是以拍砖而著称的。我们都同意，苏力的《大国宪制》像他过去的许多作品一样，拓宽了法学研究的边疆，激发我们的理论想象力，他采取的研究进路，与他在之前的许多研究中所用的进路是一致的。我们的意见则众说纷纭，奔向不同的方向——比如田雷不满意苏力“挤干时间”，追问“时间去哪儿了”；于明却认为重新引入时间并非最急迫的问题，《大国宪制》的短板首先在于其在理论工具方面的贡献不够丰富。而这些讨论，背后的基础是我们自己在这十年内的研究。
在周六上午的主题讨论结束之后，周六下午，我们首先转向对国际体系、帝国与国际法的讨论，一共有十多篇参会文章，四位学者做主题发言。李红伟老师从俾斯麦的“五球不落”思路获得启发，展望了当代国际体系“七球不落”的前景；石烁博士探讨了洛克的正义战争学说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实践之间的关系，尝试对后殖民学者的反思提出再反思；颜丽媛老师探讨了清末中国在朝鲜设立租界的实践，揭示出清朝通过欧洲国际法的形式来保存传统的宗藩关系的努力，而这提出的问题是，当时冲突的究竟是欧洲国际法与朝贡体系的规则本身呢，还是运用这些规则的帝国？李任老师则从清朝的青藏善后章程切入，探讨了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建设，史料是过去的，但许多关怀是当下的。
在第三个主题“宪制、政党与国家建设”中，“青少年学者”王锐老师重新解释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展开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视野，努力克服对章太炎的简单化理解；孙竞超博士则以“白人初选案”为中心，探讨了美国从“党管初选”到“宪管初选”的演变，正如作者交代，她的问题意识也是非常中国的；张建伟老师试图以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来检验古德诺提出的理论命题，因为田教授雷公逃会游园去了，所以这篇与田教授商榷的文章，并没有得到田教授的直接回应，但引起了在座若干学者的讨论；杨小辉老师则从1953年的“新税制事件”讨论建国之初党政关系的演变，展开了从新民主主义宪制向社会主义宪制的过渡过程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而在第四个主题“立法与司法研究新视野”中，杨立民老师讨论了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律师网络言论的特征与生成逻辑，与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耀彤法官共话律师行业的现状；张涛老师以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律师的公益服务现状，揭示其若干特征，并试图对之作出解释；钱大军老师探讨了我国近年立法权重新向中央集中的趋势，并探讨了大数据的发展对于这一趋势的意义和影响。周文章博士的文章，基于两千多份长三角征收行政判决，探讨了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层级和权力与审判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为理解行政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第五场“政法秩序与中国道路”中，徐戬老师将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与中国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探讨了中国经验对于施米特理论思考的启发；齐义虎老师试图将儒家秩序原理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自己的现代选举制度建设方案；唐东平老师以宪法第49条为中心，探讨了宪法如何安顿家庭，这也呼应了我们在一天讨论的“齐家”“治国”问题；晁群博士则探讨了中国国家运动治理中的政党、官僚制与群众关系，让我们看到，韦伯的社会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竟然能够在许多方面心意相通。
最后一场“法律与公共政策”讨论，主题发言人中最年轻的王鹭同学将目光聚焦于我国的试点制度，探讨了“示范失败”现象的形成机制与过程。戴昕老师在网络法研究中引入了对“社会规范”的关注，设置了新的研究议题；孙少石老师从打击网络犯罪入手，探讨了协同治理制度的制度逻辑；王烈琦老师提交了他的优秀博士论文的重要章节，从系统功能论的视角切入，探讨了竞争法的政策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也向我们演示了凭借不同的理论视野，我们可以如何刷新部门法的研究。
各位师友，2009年，我们的年会从“和平崛起与中国法理学问题”开始，这个标题里包含着我们的初心。到了2018年，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没有忘记初心。 2009年，当我们起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在日本之后。到了2017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5倍，德国的3.35倍。2018年的差距会更明显。但第一强国美国也没有闲着，全球实际上只有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还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是，市场利润与资源都是有限的，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于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两年里，我们看到，欧美“中国威胁论”盛行，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
但变化的不仅仅是硬实力，还有知识氛围。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奥巴马与希拉里所代表的知识体系，不仅在美国知识界、舆论界是主导性的，在中国也具有巨大的影响。但特朗普的上台带来了一场地震——全球化，自由贸易，“软实力”，意识形态与制度输出，多边主义、环境保护、身份政治，凡此种种，都受到了特朗普带来的飓风的冲击。特朗普不仅高唱“主权”的赞歌并将其解释为“美国优先”，而且公开用nationalist（民族主义者）这个在美国经常带有贬损意义的词语来界定自己，更不用说美国政府不断“退群”，用赤裸裸的强力来迫使自己的盟友和对手对自己做出经济上的让步。从葛兰西式的眼光来看，一个健全的霸权（hegemony），不仅需要强力，同时也需要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要获得同意，权力就要穿上许多漂亮的外衣，但现在我们看到霸权脱下衣服，裸奔了，这不仅会让被统治者反思霸权的统治正当性，也会同时对那些漂亮的衣服产生怀疑。
世情的急剧变化也许可以加速我们思想解放的进程。特朗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西方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认识到西方文明的辉格党历史叙事脆弱的历史根基。但是，我们也面临着许多猝不及防的国际冲突与斗争，比如说，晚近的贸易战与科技战。就暴露出，我们的知识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短板。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推进我们对国际体系、地缘政治、帝国与国际法的研究。我们当然需要关注罗马、奥斯曼土耳其与大清这样的较为传统的帝国，但更要研究近代殖民帝国，因为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多数的发达国家是过去的殖民帝国的继承者，而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诞生于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而近代国际秩序与国际法，与殖民帝国的建构与解体息息相关。我们要关注源于人之意志的法则，更要体察内在于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的法则。
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对于政法秩序与中国道路的研究，穿越词语的迷雾，看清楚，在每个不同的时代，中国所面临着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又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什么样的尝试，有哪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又有哪些原本现实的选项逐渐消失。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政法秩序，理解其力量与内在张力。我们的描述、分类、剖析与解释，朝向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它能够表达这一秩序的理想与价值，描述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但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二者不会相互否定和背离。
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对于政治过程与政策过程的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工具日益丰富的今天，做细致入微的研究，已经变得比之前容易多了，而理论想象力就变得日益重要：如何在一个更为整全的视野中，提出好的问题，形成假设，并加以验证，并使解释贡献于我们对于中国政法秩序的总体理解。中国大规模立法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中，决策者需要平衡不同价值和不同利益，法律与公共政策的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在学术上，法律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路径，可以帮助我们沟通法学理论与各个部门法，乃至于沟通法学与其他学科。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北大法学院做了一个“法律与公共政策”的法律硕士研究方向，我们的研究，会与我们的教学，紧密关联在一起。
但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硬实力的“崛起”，更要关注，崛起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一种什么样的Nomos。“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也不失为一种“崛起”的方式，但这样，我们也就很难想象中国“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值得让我们焚膏继晷，孜孜以求的，必然是一个光荣的视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而这里的“人民”指向“中国人民”，但其最大的范围是天安门城楼上写着的“世界人民”。
十年之前，也许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怎么认识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思考了许多共同的问题。在上个十年里，一些婴幼儿学者成长为青少年学者，一些青少年学者变成了中青年学者，一些中青年学者感叹自己接近了老年，在一代代人之间，既有思想的接力，也有知识的反哺。在下一个十年里，愿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之火熊熊燃烧，交互辉映。
在这里，我不禁要念两段诗。我们不要忘记，北大法学院是个有着伟大诗歌传统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苏力就是个诗人，但他写了诗不给大家看，也没听说谁要到了他的诗集。所以我只好念念苏力的下届师弟査海生的诗歌。被他的78级师兄师姐们称为“小查”的海子，在他的诗歌里思考了中国的河流、平原、草原、雪山、沙漠、戈壁，并在一个绝大多数人眼光向着西方的年代奇迹般地关注“亚洲”的概念，他的诗歌里隐藏着大地的法则。我要念的两段来自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
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踢踏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们用了十年时间，来思考历史的行程。值得我们惭愧的是，我们也许还不够努力，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我们并不需要像孤独的诗人那样，想象千年后重生，再从事永恒的事业。我们现在就在路上，会有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会有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但我们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爱，相互扶持，共同行进，路，就会在我们脚下不断延伸。祖国的人民将会给我们公正的评价，而我们也会给予彼此应得的荣耀。这，就是学术共同体的意义所在。
时光易逝，愿我们情怀不老，步履弥坚。再见，十年！你好，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