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永杰:论辩护权法律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更新时间:2018-10-30 01:36:01
作者: 王永杰  

   【摘要】 狭义的辩护权仅指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广义的辩护权包括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和辩护人(主要是辩护律师)的独立辩护权。辩护权法律关系,是指辩护人在刑事辩护中与相关主体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包括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被追诉人与法院、法院与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与律协、法院与律协(司法局)、被追诉人与律协(司法局)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涉及刑事、行政、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许多方面。当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之间,以及委托辩护、指定辩护与庭审指挥权之间发生矛盾时,法院应当将被追诉人的利益置于首位,充分尊重被追诉人的委托权,并从辩护律师权利救济以及法院和律师协会(司法局)的程序处理角度来协调冲突。目前亟需制定并完善相关规则与救济体系,有效落实以被追诉人利益为优先考量的理念,赋予辩护律师更多的救济权。

   【中文关键词】 辩护权法律关系;杭州保姆放火案;辩护律师退庭;被追诉人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6月22日,浙江杭州蓝色钱江公寓一住宅突发大火,最终房屋女主人及其3名未成年子女丧生火场。受雇于被害人家的保姆莫焕晶于8月21日被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提起公诉。2017年12月21日,杭州中院公开审理此案。案发后杭州公安消防局认定,蓝色钱江公寓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此案引发了多重法律关系,从而产生被告人因放火引起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与物业因消防安全管理不善而可能产生的民事纠纷,以及针对消防部门救援不力的行政诉讼。

   莫焕晶到案后,委托广州执业律师党琳山担任其辩护律师。党琳山在阅卷完毕之后向杭州中院提交了3份申请,申请对莫焕晶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收集、调取证据。在2017年11月2日召开的庭前会议中,法庭在征求公诉人意见后对以上申请全部不予准许,且没有任何诸如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其他的救济措施。于是党琳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指定管辖申请书,认为律师申请权受到不正当干扰,此案不适合在杭州中院管辖。因3周之后没有等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党琳山手写了一份致杭州中院3位法官的函,希望法官能够公正审理此案。2017年12月21日上午,杭州中院公开审理此案,当法官询问被告人是否申请回避时,党琳山4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均被法官否决之后,党琳山退出了法庭。审判长询问莫焕晶是否需要另行委托辩护人,莫焕晶回答就委托党琳山律师。由于辩护律师退庭,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开庭审理。辩护律师退庭事件产生诸多程序问题。其后,法院与辩护律师开始在网络媒体进行激烈博弈和相互评论。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包括维护辩护权利的各项司法改革正可谓如火如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诸多辩护律师似乎并没有感觉到其执业权利和执业环境有明显的改善,“死磕派”律师辩护现象层出不穷甚至愈演愈烈,[1]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这一结论。2017年底发生的杭州保姆放火案辩护律师退庭事件(以下简称:退庭事件)这一案中案所折射的问题包括:当委托辩护、指定辩护之间,以及委托辩护、指定辩护与庭审指挥权之间发生矛盾时,法院作为法庭审理的指挥操控者,如何有效地协调处理,居中解决矛盾?如何正视辩护权问题的不足与发展,规范和完善相关重要的救济规则?由于相关规则过于原则模糊,甚至空白,亟需认真对待和精心织补。

  

二、辩护权利:内核与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简称:被追诉人)最基本的权利,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其他权利皆由辩护权而产生,或者与其密切相关,如委托辩护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指定辩护权、申请回避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或文字权利,等等。其中,在自行辩护、委托辩护、指定辩护这三种辩护类型中,最为重要的是委托辩护。

   (一)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内核

   一般认为,狭义的辩护权仅指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广义的辩护权包括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和辩护人(主要是辩护律师)的独立辩护权。长期以来,学术界或者实务界大多关注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发展,尤其是被追诉人辩护权与律师独立辩护权的关系等等。这些固然重要,退庭事件引发的思考是,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首先思考和理清辩护权的内核,或曰三种辩护权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决定了我们对辩护权的更深理解,以及确立解决相关冲突问题的圭臬。笔者认为,辩护权的内核,主要是尊重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尤其是其委托权(主要是选择权),而指定辩护权作为一种国家福利,仅仅是委托辩护权的必要补充,其不得损害被追诉人的委托权。

   1.辩护权是被追诉人对抗公权力的应有之义

   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最容易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则为宪法性权利的维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反过来,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又为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最终的法律基础。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其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国家基本法之测震器”“应用之宪法”“宪法之施行法”甚至“法治国的大宪章”。[2]由于刑事诉讼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一方面,场所的封闭性可以更好地保障诉讼的自治性,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却因此处于“孤立无援”地与国家机关的对抗之中,因此,必须赋予被追诉人以“诉讼武装”,来避免自身的权益受公权力的侵犯。有鉴于此,辩护权作为被追诉人对抗国家公权力的手段就应运而生。可以说,各个国家的辩护制度以及律师制度的发展情况,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主运行状况。

   2.被追诉人的委托辩护权优先于指定辩护权

   从辩护权的本质来看,辩护是针对控告的一种本能反应。“从本原的意义上说,刑事辩护权应当归属于被告人本人,它是被告人基于被指控的特定事实而产生的一种反射性权利。”[3]指定与委托只是表明辩护人产生的方式不同,两者虽然产生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但是它们无本质的不同。[4]委托权必然需要选择权,如选择普通人还是律师担任辩护人,选择什么样的律师担任辩护人,选择几个律师进行辩护等。尽管我国法律规定每一被追诉人可以最多聘请两名律师出庭辩护,但这并不影响其他律师可以组团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意见,如广受关注的李天一强奸案中,其家属聘请了多名律师组成了声势浩大、阵容强大的律师团队。从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都强调被告人对辩护律师以及其他辩护人的选择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被追诉人不仅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人民法院还有义务保障被追诉人获得辩护。那么,人民法院在履行这项义务时,就应该尊重被告人的自由意志,以被告人的选择权为优先,充分赋予被告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这其中就包括被告人可以选择其所信任的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权利。因此,当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发生矛盾时,应该考量被追诉人利益,尊重被追诉人的选择权和自由意志,从而保障其行使充分的辩护权。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辩护人(主要是律师)的身份产生于被追诉人的委托,委托的事项和权利范围受被追诉人意思的约束。在指定辩护情形下,指定辩护(法律援助)往往忽视被追诉人的自主意思。在退庭事件中,杭州中院无视或者忽视被告人的选择,至少迳行排除了委托辩护人的辩护地位(党琳山退庭未必拒绝辩护,即便本次开庭拒绝辩护不等于后续开庭拒绝辩护,拒绝辩护是否等同于丧失辩护权等都有很大争议),另行为被告人指定了被告人自己并不熟悉更难说信任的法律援助律师,甚至在党琳山退庭当天就让看守所拒绝党琳山再去会见,从而侵犯了党琳山当面甄别确认解除委托辩护的权利,显然不妥,这其实是对被告人自主选择权甚至是辩护权的侵害。

   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都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具体方式,应当以尊重被告人意思自治为前提。被追诉人作为辩护权的享有者,对于指定谁来协助其行使辩护权具有选择权。为此,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选择辩护人制度,在法官指定辩护人之前,被告人有选择辩护人的权利。[5]被告人可以在法院提供的援助律师名册上,选择自己信任的律师作为指定辩护人,来为其进行辩护。德国的这种选择辩护人制度弥补了指定辩护的缺陷,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值得借鉴。

   (二)律师辩护权的内核

   一方面,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来源于被追诉人的委托,缘起于双方的私法契约关系,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具有独立的辩护权,该权利源于诉讼中的公法理念。律师辩护权的内核在于,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辩护权,当然,这种独立辩护权应以被追诉人利益为优先。

   1.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辩护权

   从广义上来说,辩护律师的辩护权隶属于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辩护人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不同于英美法系强调平等对抗的理念,大陆法系强调发现案件真实是诉讼各方的目的,大陆法系的这种观念显见于德国。德国的辩护律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强调为是一种公法角色,具有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的义务。因此,辩护人就不再与被追诉人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而是一方面与被追诉人“若即若离”,另一方面又承担了发现真相的诉讼目的,从而具有了独立于被追诉人的诉讼地位。

   一般来说,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源于被追诉人的委托,但是由于我国奉行发现案件真实的诉讼理念以及考虑到被追诉人法律素养不足,往往赋予辩护律师以独立的诉讼地位,即辩护律师独立于被追诉人,不受被追诉人的意志左右。2012年修订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的辩护职能有了进一步的保障和规定,律师的独立辩护权主要表现为辩护律师独立于被追诉人、公检法机关、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和朋友,等等。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指出辩护律师具有独立的辩护权,但是就该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责任实质以及我国《律师法》第31条关于律师担任辩护人职责的规定来看,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辩护权这一共识。

   2.独立辩护权应以被追诉人利益为优先

   由于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既来源于被追诉人的委托的私法契约,又来源于诉讼中的公法理念,辩护律师的独立辩护权与被追诉人的个人意愿就会产生矛盾与冲突。比如,被追诉人如果不堪忍受强大的诉讼压力进而选择认罪,辩护律师是否可以对其进行否定进而提出罪轻甚至无罪的主张?又比如,辩护律师在诉讼中选择的一些诉讼策略,诸如退庭、抗议之类的行为,在未考虑被追诉人意愿的情况下,是否会损害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出现上述疑惑的原因在于辩护律师独立辩护权的边界不清。笔者认为,辩护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其权源还是来自于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委托关系,因而辩护律师的辩护活动应以获得被追诉人的授权或者同意为前提,并以最大限度实现被追诉人利益为目标。大陆法系的独立辩护理论,过于强调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公法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置于其原本的私法契约关系之上,这其实与辩护权的产生方式相悖。也就是说,当独立辩护权与被追诉人的个人意愿发生冲突之时,独立辩护权并不具有超然的优先性,而是应重视个案当中的被追诉人利益。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10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