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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新技术与数字财政改革

更新时间:2018-10-23 00:58:25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在中国会计报、用友政务公司联合举办的高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刘书记、陈总编、李校长、蔡总和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荣幸能参加我们这次的高端论坛,和各位做个交流。我借这个机会谈一下“新技术与数字财政改革”,这是邀请方的命题作文,我试以4个层次,来谈谈我作为研究者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次,讲一下对新技术革命时代的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前面一个世纪我们就注意到,研究者已经提出了所谓“数字化生存”,现在看得很清楚,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鲜明地带有数字化生存和发展的时代特征了。以这个时代特征追溯,我们现在致力于在新供给经济学框架下研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认为应该清楚地揭示:人类社会在以人作为主体的需求方产生原生动力之后,最关键的,真正具有创新意义和作用、而且以关键性的创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各个时代转换基本标志的,是供给侧的创新。这种供给侧创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代表性的革命性的事件,往前追溯的话,首先要提到的是农业革命。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界,最开始在原始部落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存在的时候,是以这些社会成员分工合作从事采集和狩猎,来满足人类社会成员能够活下来的基本需求。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努力,供给侧的创新引出了农业革命,而这样一个农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会成员可以在季节的更迭之后,有很大的概率可预期地满足这些成员活下来的需求,而且剩余产品开始可以使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进一步提升地满足他们的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而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上台阶之后,社会形态也必然告别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状态而转入阶级国家状态。再往后的影响极为重大的创新性革命性的事件,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在前面的地理大发现和以后进一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演变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的是全球化中的工业化已对接了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的时代现在被人们命名为信息时代,或新技术革命时代。工业革命上了个大台阶,前所未有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使中国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被称为全球唯一的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民族国家),明显地落伍了,在工业革命以后一路积贫积弱,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在努力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又特别在上个世纪三件大事(辛亥革命、49建国、改革开放)发生之后,终于看到站起来、富起来,又面对“强起来”的新时代,看到了伟大民族复兴的曙光。当然,实现“从未如此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愿景”,还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中的不确定性和考验,带有冲关期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不可忽视的挑战性。

   我们现在必须在工业革命时代以后通过追赶到赶超,把工业革命解放生产力的进程完成,而又必须应对新的信息革命时代,这个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人人都在谈论的大数据、云计算。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支持之下,从半导体的概念演变到互联网,演变到移动互联、万物互联,还有现在人们特别看重的正进一步推出的人工智能。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让人目不暇接,使我们现在很难预测十年以后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50年以后。在这个挑战的旁边,当然是大量的发展机遇。我们也别无选择;中国再也不可错失与创新发展大潮并行的历史机遇,不能再和战略性的机遇擦肩而过,必须经过我们的努力,继续大跨步跟上时代,汇入人类社会创新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在这个维度上,我注意到所接触的一些企业界的创新人士,他们的敏感度确实比一般人要更高。很多年以前,我就知道用友王文京总裁他有一个预测,说不太长的时间内,我们总体的商务活动特征会变为移动商务。当时我很难理解,它怎么就“移动商务”了,但现在大家普遍化的智能手机上,可以有手机银行便捷操作,这不就是移动商务吗?移动中形成交易,移动支付、移动金融、移动保险,还有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生活——现在移动文化已经大众化了。大家手机上参与种种社会生活,在实际生活里这种移动互联又进一步推进到以大数据、云计算支持的万物互联和人们所说的现在的前沿概念,就是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在努力理解这个共享经济。数字化支持的共享经济就是可以凭借数据的处理支持带来新境界;原来实际生活资源分配中的消费,是排他的,张三消费了李四就不能消费,而现在张三李四消费可以是共赢的,整个利益可以是共享的,这里面是怎样消除的排他性?在实际生活里我观察,人们所说的共享单车,其实不是典型的共享经济,共享单车只不过是靠信息技术支持租车的便捷化,它仍然是一种在交易过程中竞争性地以投资取得回报的一个形式,但可以让大家更便利地获得服务的这样一个创新,而真正的共享经济,我觉得可以举出这么一个案例:现在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拥有车辆,大量的是私家车,这些车主们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段内,会进入这样一个境界——一辆一辆的车晚上停在停车位上,那是新能源汽车,要接入充电桩的,这时用的是电网里输送来的成本最低的电,充好电以后第二天白天,你如果不用这个车,智能手机的页面上(也可能就是一个智能的小手表上),就会跳出一个提醒,这个时候你可以留一个备用量而卖出多少电,而且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因为白天电的价钱自然而然是要以高价位卖出的。一辆一辆的机动车不光是消费单位,它同时成为生产单位和盈利单位。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谁在这里面做了受损的一方或者在这里面谁多赚谁少赚呢?谁和谁竞争呢?找不出来。这里面造车的人、用车的人,我们生产电能的企业,管理电能输送的整个自然垄断的电网,我们方方面面的社会成员,全都是受益的,这是真正的一种共享经济的境界。当然,这是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支持的加上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的供给体系,可以有比现在高得多的水平去处理各种各样的分布式能源在加入电网以后电网总体的安全性,确保电网安全性的情况下,让所有人在这里进入一个共享经济的大网络。这个境界离现在似乎已并不遥远。

   类似上述的共享经济正面发展的旁边,我觉得还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人类社会的创新在上个世纪其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造成了核威慑。这也是伴随着实际生活中间种种对我们有很大冲击的一些不良事件的。上世纪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隔不久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性提出的相对论,引出核时代,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首先实际运用于军事目的。核武器在二次大战结束前的运用,有不可否定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这种核武器对人类生命带来惨烈的毁灭,给全球造成非常大的震撼性冲击之后,实际上的影响是把人类推进了核威慑时代——这也是供给侧创新造成的一个格局。有了这个核威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威慑形成,加上我们现在正面肯定的共享经济,合在一起是什么呢?是时代的主题转变了。正面的共享经济的节节推进和已始终存在的核威慑合在一起,可以使我们深刻领会在新技术革命时代,应该确切无疑地认定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一锤定音所认定的我们整个发展战略的原点,是在于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绝对不仅是宣传用语。我作为研究者,这么几十年间反复在思索:邓小平的这个判断当时说出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震撼力,但是它的意义可是非同小可。我们整个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也不可错失历史机遇,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通过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它的原点是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它实际上否定的,是我们过去从列宁时代到毛泽东时代所认定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那个基本判断。按照那个基本判断,你就必须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到怎么样充分的发展。而邓小平的这个判断,实际上是从战略原点上告诉我们,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聚精会神搞建设求共存共赢,现在又直接对接到了总书记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哲理性判断上。所以,对于新技术革命时代的这个理解,一定要落到现实生活中人类发展文明又在上台阶——这个共享的时代,以数字化经济支撑的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就在眼前。当然,还有很多的困扰,还有种种的挑战性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从追赶到赶超的、现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剩下的几十年去达到伟大民族复兴的这段路上,是有严峻考验的。要努力在矛盾凸显的面前,能够化解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冲关成功以后才能实现中央十九大所说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这个时点,建成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强国。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即我们必须正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而顺应信息革命,积极参与信息革命大潮,以大数据时代的创新成果,去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逻辑上顺理成章的认识。

第二个层次,谈一下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财政改革的重大意义。我们要实现人本主义立场上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是造福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前面的认识已经告诉我们这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共赢共享的问题。而这里面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核心概念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非常丰富的内容浓缩起来的那一句话: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取向是在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帷幕以后,中国人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多少前仆后继的努力,走到现在,中央把它如此简明地概括为“现代国家治理”,要特别注意,是落在“治理”上,而不是过去我们说惯了的管理调控的“管理”。作为一个政府体系,公权在手,它的管理很清晰,是一个自上而下掌控的架构,而现在强调的治理,它必须是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合在一起来调动一切潜力活力,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的一套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这就是配套改革的任务。要完成中国整个制度安排的转轨,在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趋向之下,使治理能够达到我们所意想的最大限度的生产力解放。中央在60条里紧跟着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是多次出现的“现代市场体系”,整个资源配置总体上决定性的作用必须认定是市场。换一句话说,政府不要想充当整个资源配置的主角,这也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反复探索的问题。邓小平当年南巡以极大的魄力,一锤定音,计划和市场不是根本制度层面的问题,都是运行机制的问题。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我们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紧跟着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但当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还只能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说清楚了,汉语语境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后面紧跟着一句,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这个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要求,实际上在中国就是必须守正而出奇,不是简单依靠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我们就一路现代化了,在认识、顺应、尊重市场,在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在守正之后出奇而出奇能制胜——在种种中国特定的制约条件下,常规的发展不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必须出奇制胜超常规发展,必须通过追赶最后达到后来居上的赶超。在这个认识之下,中央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60条”里的核心概念,是逻辑上顺理成章地强调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这个财政制度当然包括了现在老百姓特别关心、越来越关心的首先“钱从哪里来”——这是税收问题,另还有非税收入,还有现在的国债、地方债等等的机制;当然,跟着又有全套的财政资金来了以后“用到那里去”怎么用,支出安排的问题。总体来说,是一个财政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是一个财政必须以全口径预算所表现的以财为代表的公共资源分配。这个公共资源配置它一定会影响、辐射、拉动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其意义就是落在中央所认定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个作用表述上。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新时代怎么样顺应创新的大潮来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地认识打造现代财政制度这个改革不可回避和它特殊的重要性。财政在整个配套改革里必然要充当一个先行者,并发挥一个对全面改革支撑的功能。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后面跟着一系列的种种配套改革方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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