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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国企的改革导向——管理民主化和薪酬公平化

更新时间:2018-09-29 23:26:59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一、引言

  

   面对当前国有企业尤其是资源垄断型国有企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就必须不断优化国有企业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在产权结构上,国有企业改革应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同向共进;在治理结构上,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实现市场化聘用和考核机制;此外,还需要严格规划和监督国有企业的红利分配以保障收入分配的社会公正。同时,就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症结而言,主要集中在治理机制而非产权结构上。然而,目前学界和政界的主要关注以及相应的改革措施却似乎都集中在产权结构上,而对治理机制改革却是语焉不详,往往只是简单地提到“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以及市场化运作而缺乏具体的制度安排,或者直接导向私有化。固然,企业的运营和竞争必须坚持市场化方向,这并没有错。这正如维塞尔指出的,政府控制公共企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防止私人资本的垄断,但它的运行也必须遵循交换价值原则。[1]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应该面向哪一种市场?

   事实上,市场本身就是人造之物,从而当今世界上就存在多种类型的市场。进一步地可以追问:(1)市场化改革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应该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涉及国有经济在当前社会中的存在意义和根本作用。(2)管理者的市场化选聘是否意味着必然采取类似欧美企业的薪酬体系和管理方式呢?这就涉及企业的本质属性以及相应的治理要求。本质上,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一样是协作系统,是人们为了追求共同的经济目的而进行共同生产的组织,其目标根本上体现在生产的有效性和分配的道德性两方面。其中,有效性主要是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是有效地创造财富,道德性则主要是指创造的财富在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地分配。显然,与协作系统的企业组织相对应的是利益相关者社会观以及社会共同治理机制,它要求建立起民主化的组织机构和合理化的分配机制。艾勒曼指出,“任何有人工作的公司都是管理机构,因此便产生了民主的问题。”[2]

   然而,深受新制度主义及其内含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支配的欧美企业,所实践的却是一种由股东所有并基于股东利益进行自上而下管理的单向治理制度。其实,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行为而非组织,从而根本上也就没有企业治理的内容;只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才将资源配置的探讨从市场机制转向组织机制,由此开始涉及了组织的科层制,涉及了团队生产,也涉及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问题。但是,由于新制度主义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仅仅将企业的目标规定为利润最大化,并由此发展的是一种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和相应的委托-代理机制。相应地,在实践中,欧美企业在就蜕变为股东获取最大利润的工具,它运用单向的治理机制以及等级化的收入分配体系,从而使得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呈现明显的等级化。为此,艾勒曼就指出,英美模式并不是一种理想模式,它违反了私有财产和民主的基本原则,从而受到深层自相矛盾的困扰。这种治理机制和分配体系尤其不适用于国有企业,因为不同于一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运营状况与社会大众息息相关,其利益相关者也就远远不局限于企业内部人;为此,它的治理结构必须有来自社会大众的监督和约束,收入分配规则的制定也必须有社会大众的参与。很大程度上,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塑造一种不同欧美社会的新型劳动关系,本文就此作一探索。

  

二、契约主义企业观的管理民主化

  

   一般地,任何组织的运作和整合必须由组织的目标来保证,而组织的目标必须具有合法性和理性以保证所有成员自愿加入并付出努力。那么,企业组织的合理目标是什么呢?这又涉及企业组织的本质。从契约主义的观点看,企业组织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协作系统。维塞尔就指出,企业经济类似于政府经济,都由利益相关者联合组成并引起共同之处。[3]正因如此,企业组织的规章制度具有类似的“宪政”要求。哈贝马斯就说:“私人机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半公共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私人经济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准政治性质。”[4]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的企业规章制度本身就涉及了该国的经济宪法问题。亨塞尔说:“企业规程是总体经济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规程的具体形态直接影响了对总体经济宪法的型塑;在企业经营中形成意愿的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就需要解释它对总体经济宪法带来的影响。”[5]同时,在民主制公司中,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与人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民主自决权利和劳动财产权利联系在一起,如艾勒曼指出的,“劳动财产权、民主论和不可让渡权利理论是启蒙运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6]显然,这就界定了企业民主制的独特特征。

  

   (一)契约主义的企业观

  

   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企业组织视为股东所有,股东拥有企业的决策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相应地,企业的基本目的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提高利润,劳动者等则是外在于企业的,是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追加的投入要素。问题是,离开了劳动还存在企业组织吗?显然,流行的企业观抹杀了企业组织的本质,忽视了企业组织的社会性。实际上,企业组织是由所有生产要素共同组成的,各生产要素之所以自愿联合而形成组织,则在于从协作生产中获得比孤立生产更高的收益。从这个角度说,“企业中有利害关系的人是既受企业管理,其利益又受到公司影响的所有的人。因此,有利害关系的人应该包括:职工(包括管理人员)、股东、投入供应者、顾客、当地居民。”[7]也即,企业组织本质上是契约性质的,它不应归属于任何单一或某些要素所有者,也不是单一地为股东提供回报,而是必须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目标。

   当然,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也认可“企业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所构成”这一观念,但他们往往又认为,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先于股东获得了支付许诺,如员工获得固定工资,债权人获得利息或固定索取权,供应商以市场价格获得投入品回报,消费者获得产品和服务,而最后才是对股东的支付;因此,只有将企业界定为股东所有,只有股东拥有了剩余索取权,才是合理的。但显然,这种解释还是存在问题: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也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它们会因企业的经营不善或倒闭而大大贬值,而资本市场的自由交易却使股东更容易规避风险。因此,在赋予股东相关监督和管理权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承担风险的其他资产所有者的应有权力。布莱尔写道:“在大部分大公司,股东在公司里并不是惟一的具有真实所有权的利益团体,其他参与者也经常会进行公司专用化投资,这样,这些投资就同股票资产处于相同的风险中,这些参与者往往分享剩余利润并分担剩余风险。如果在利用这些相关利益者的投入过程中,将公司的控制权利过多地向股东倾斜的话,则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将可能会趋向于阻碍这些参与者的投资。”[8]

   基于协作系统这一本质,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认识各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在企业组织中的地位以及企业的管理方式。艾勒曼认为,“对一个组织的直接管理权应该赋予被该组织管理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自我管理”,“股东、供应者、顾客和当地居民不受企业的领导,他们不是被管理者。只有在企业工作的人才是被管理者,因此只有他们才会被民主原则赋予最高的直接管理权……民主原则将直接控制权赋予具有企业职工身份的人,而不是具有顾客身份的人或具有资金供给者身份的人。”[9]但是,现实中的企业却往往为股东所拥有,企业运行和治理则建立在雇用制基础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很大程度上,从契约主义的观点看,雇用关系体现了一种地位不平等的契约,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取得了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从而被称为雇主;相反,成员关系体现了一种地位平等的契约,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整个企业。显然,民主管理制建立在成员关系基础上,而与雇用契约则不相容。艾勒曼写道:“按照雇用契约,职工要想雇主让渡和转让‘在雇用范围内的’管理活动的合法权利。这样,雇用契约就成了一定工作场合的霍布斯的服从契约的翻版。因此,在工作单位应用民主原则的观点就等于拒绝这种雇用契约的观点,正如我们现在拒绝在政治领域内应用霍布斯的民主的权力的契约一样。”[10]

   同时,基于契约主义观点,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剩余索取权的归属问题。事实上,在英美企业中,“合法经营方在实际经营中担负两种不同的角色: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者角色;承担在生产过程中所所消耗的投入成本并拥有产品的剩余索偿人角色”;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剩余索偿人的角色是资本占有者角色所拥有的财产权的一部分,即‘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一部分”。但是,艾勒曼却认为,这正“是这个神话的核心”,因为“在剩余索偿人的角色中本来就不存在所有权”,[11]相反,剩余索取权的归属是契约的结果。事实上,如果资本所有者将工厂和设备等生产资料租赁给承租方经营,那么,此时承租方负担了对生产活动中所耗费的成本,也就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拥有合法索偿权,从而拥有了剩余索偿人的角色。因此,艾勒曼说:“剩余索偿人扮演契约的角色,而不是所有者角色,所有权只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组成部分。”[12]同样,布莱尔也指出,“股东应该拥有剩余索取权因为他们是所有者这种论证实际上是一种循环的逻辑。”[13]在现实社会中,资本所有者之所以往往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偿权,这主要与其强大的议价能力有关。艾勒曼写道:“资本资产的所有权使得扮演资产所有者角色的法人拥有主要的议价能力,而这议价能力还能获得剩余所唱着的契约角色。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改变了议价能力的平衡,以致使得资本资产只能以出租的方式被有偿地使用,但这绝不违背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14]

  

   (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特征

  

   正是基于协作系统这一本质,企业的所有权和决策权就不能由单一或某些要素所有者尤其是股东所独占,相反,应该由所有成员基于契约规则进行共同管理,这就是企业管理的民主制。那么,企业组织的民主制有何特点呢?艾勒曼认为:“民主公司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1)自我管理的民主原则:人人拥有的自我管理自己的活动(政治或经济)的不可让渡的权利;(2)劳动财产理论:人人拥有占有自己劳动成果(正负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并且,“这两个原则各自与常规所有制权利中的前两个权利相连:选举权;剩余与净收入权。这两种权利赋予纯粹的剩余索偿人角色,被称为成员权。”[15]相应地,在民主制的公司中,艾勒曼否定了流行的雇用关系而代之以成员关系。艾勒曼写道:“当在董事会中应用这种民主原则时,职工就成了他们工作的公司的成员所有者,而绝不仅仅是雇员。雇用关系被成员关系所取代。”[16]

显然,在构成企业组织的所有生产要素中,艾勒曼着重强调了劳动财产的独特作用,并以此作为个人权利在企业民主化管理中的意义。艾勒曼写道:“私有财产占有的自然基础是劳动——人的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获得自己(证明的和负面的)劳动果实的权利。”[17]实际上,这也已经为其他学科所认知,艾勒曼继续写道:“如果我们离开了为界定的‘经济学’领域,进入毗连的法律和法学领域,我们就会很容易地辨认出劳动所具有的基本的独特的特征。只有劳动能够承担责任。任何事情的责任不能转嫁给非人的物质或物品或使它们受到任何指控。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只能被看成是责任的传道者,但绝不是根源。”[18]同样,在组织中任何成员的责任与权利应该是对称的。譬如,股东之所以比债权人享有更大的权利,就在于在公司被清算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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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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