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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铁:学术转型视野下的《山海经》与民国古史研究

——以王国维王亥考证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09-15 23:42:33
作者: 舒铁  

   内容提要:历代关于《山海经》主要有两种观点,或视为山川地志,或视为博物之书(包括“小说”)。晚清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知识和学科的传入,《山海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1917年,王国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开创性地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该文证实《山海经》中王亥确有其人,为殷代先王无疑。王国维的考证反响很大,影响了学人对《山海经》价值的重新认知,并引发相关讨论和研究,由此亦可略见民国古史研究所呈现的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

   关 键 词:山海经  王国维  王亥  古史

  

   《山海经》作为一部古代典籍,关于其内容、性质以及在各种艺文志、公私书目当中如何归类,历来分歧不断,大体上有两种主要观点:或视为山川地志(“史部地理类”),或视为博物之书(可包括“子部小说类”),前者也承担着诠经考史的功能,后者则主要得益于儒家的博物传统。与之相应,在经史子集的架构当中,该书基本上转换于“地理”和“小说”之间(自然也表现在晚清民国采用四部分类法的书目中)。清季民国,西学东渐,随着现代西方知识和学科的渐次传入,《山海经》也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框架,被置于现代知识和学科网络之中,呈现出新的面相,与历史学、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发生互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其意义和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具体到古史研究,《山海经》亦显示出新的学术“潜能”。其中,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影响了学人对《山海经》在古史研究中价值的重新认知。本文拟以《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特别是其中的王亥考证为中心,讨论《山海经》在民国古史研究的脉络中所呈现的状况,由此亦可略见在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新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如何改变时人看待和研究古代文献的方式。①

  

一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王亥考证


   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山海经》一书首次被列入“古史”类,与《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世本》等书并入一类。②不过,要运用《山海经》中材料来研究古史,则并非易事,书的年代不易确定(主要指成书年代,也包括内容指涉的年代),书的内容(抛开地理类不谈)也非常驳杂。该书历来常被视为“语怪”之书,司马迁就“不敢言”(《史记·大宛列传》),明代胡应麟明确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③这些“语怪”内容可以是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好材料,但对于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来说,如何发掘可资利用者,实是一个难题。使用《山海经》中材料开展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在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前,尚无示范性作品。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甲骨卜辞和文献记载,考证王亥确为殷商先王,表明《山海经》一书确实包含可靠的历史材料。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二文均写成于1917年。王国维在当年3月10日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就开始有关于文章内容的讨论:“近日又思卜辞之④字当是‘夋’字,夋者帝俈之名(帝喾名夋惟见《帝王世纪》),即《山海经》之帝俊也。此字甚似,不知先生以为如何?”⑤到了3月27日,就提到“近日写定《卜辞中先王先公考》,已得十六纸,二日内可写成”。⑥确如所言,两日后写定第二稿,并寄送罗振玉,《续考》则完成于8月10日。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写作受到罗振玉和内藤湖南两人的影响,文章开头特意加以说明,其中也可见出“王亥”对于该文写作的重要性:

   甲寅岁莫,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墟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现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⑦

   《续考》之作,则主要因为此后又看到了新材料,需要进一步补充。⑧对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同年完成的《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是相当满意的。罗振玉所撰《观堂集林》之序曰:“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⑨据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一文,此序实为王国维代写。⑩

   毫无疑问,王国维能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考证殷商先王世系,得益于出土的甲骨卜辞。不管是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还是在两文之前类似“缘起”的说明文字中,都明确地提到过这一点,新材料的发现对于当时古史研究的作用亦由此可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就明言: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方面之事实。(11)

   而且,在其他文章中,王国维还直接讲到过:“光宣之间,我中国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虚之甲骨,二曰汉晋之简牍,三曰六朝及有唐之卷轴,而内阁大库之元明及国朝文书,实居其四。”(12)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晚清民国古文献四大发现,新材料的发现,无疑极大地推动了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署名抗父的樊少泉,在评价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时,也特别提到了材料的重要性:“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与奇异之综合力,发见旧材料与新材料间之关系,而为中国文化第二步之贡献,遂使群众旧学退步之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13)同时还说:“王君于卜辞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断片中,发见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与《史记》纪表颇殊:真古今所不能梦想者也。”(14)樊少泉所提及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后来陈寅恪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15)《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就是运用此种方法研究古史的典范之作。实际上,王国维本人在1925年《古史新证》中早已经具体地讲到“二重证据法”。(16)

   《山海经》中关于王亥的一段文字,在甲骨卜辞出土之前,王国维式的考证显然难以达成,这也是“二重证据法”的威力所在。王国维本人也讲过,“尝读《山海经》纪王亥、有易事,恒以为无稽之说,及读殷人卜辞,见有王亥、王恒诸名,乃知《楚辞·天问》中‘该秉季德’一节实纪殷之先祖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与《山海经》《竹书》相表里”。(17)正是有了出土的甲骨卜辞,再结合《山海经》等古代文献上的记载,通过王国维高超细密的考证,妙手回春,历代未被人特别注意的平常文字,便“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语)。原来《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并非无依据,殷商一代的历史也并非虚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自不难理解。

   关于王亥及其事迹,《易经》《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吕氏春秋》等书均有记载。其中《山海经·大荒东经》关于王亥一节,对王国维的研究至为重要,其文如下: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18)

   在《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龟甲兽骨文字》中,王国维发现有十条关于王亥的记载。通过对这些记载王亥的甲骨卜辞加以研究,可见殷人祭祀王亥的规格是相当高的:“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19)甲骨卜辞中常称王亥为高祖,其地位是很显赫的。不过,在《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商先祖中并未见到“王亥”之名。据王国维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言“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其中的“振”即是王亥。(20)而《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记载,文字与卜辞相同。其他古书中涉及王亥者,虽字多不用“亥”,但均为同一人。由此可见,《山海经》等古代文献中的王亥确有其人,为殷商先王无疑。因此,王国维说:“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21)除了王亥,文中还详细考证了殷商其他几个先王:夋、相土、季、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大乙、唐、羊甲,其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王亥考证相同。(22)

   把王国维的研究置于当时古史研究的潮流中,更能显示其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冯友兰在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当时的古史学研究有三种趋势:信古、疑古和释古,并且说“释古一种,应系史学的真正目的,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23)周予同也有泥古、疑古、考古、释古的分别。(24)据冯友兰的分类,王国维应属于“释古”派,周予同则把王氏归入“考古派”,无论如何,王国维的研究旨趣与后来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疑古派自是不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也可以说是王国维“考古”(或“释古”)的代表性作品,后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部分也是针对疑古而发。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了“古史新证”的课程,课程讲义中关于王亥的内容就直接取自《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讲义第四章中的一段文字,特别可以见出王国维对其研究取向和价值的认识:

   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代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悠谬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5)

   由王国维的表述,也可见出他对上古文献的谨慎态度,如《山海经》《天问》这类“悠谬缘饰”的书,承认其中包含真实可靠的记载,而且,考虑到将来出土材料的印证,自然更不能轻易抹杀上古之事,王亥考证无疑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二 王亥考证的回应及影响

  

梁启超在1921年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26)梁氏所言,确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人的观点。民国学人认识到《山海经》可作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不少人都受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中王亥考证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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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 2017 (6) :15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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