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若楠: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

更新时间:2018-09-12 21:28:05
作者: 刘若楠  

   内容提要:在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小国的角色和行为广受关注,它们在中美之间采取的大国平衡战略成为考察地区秩序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由于受到外部客观环境和自身实力的约束,小国在应对地区安全秩序变化的过程中要同时处理地区体系、次地区体系和国内等不同层次的问题。除了需要考虑地区体系性风险和国内政治稳定性之外,在东亚地区实力层级中处于底层的小国还必须防范来自邻近中等强国的潜在或实际威胁。地区体系中的小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时,重点关注次地区秩序的三种变化,分别是邻国之间战略矛盾的升级、邻国国内政治危机的外溢和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和解。为了防范和抑制这些次地区层面的不稳定因素,应对来自邻近周边地区的未知安全风险,小国会与处于实力层级顶层的大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柬埔寨、新加坡和韩国与一个特定大国紧密、持续的安全合作表明作为总体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考量,追随域外大国以对冲次地区潜在威胁是小国行为的重要补充性逻辑。

   关 键 词:次地区体系  安全秩序  权力转移  追随战略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东亚国家间的安全矛盾集中爆发,表明地区安全秩序正处在转型的不稳定期。在这种背景下,地区中小国家如何应对权力转移和大国战略态势的变化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小国比大国的安全脆弱性更大,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对小国对外战略决策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面对中美两个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竞争态势的变化,东亚地区中小国家面临的战略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由于它们目前难以对中美实力状况和战略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做出准确判断,理论上所有地区国家都需要为应对体系性变化做好战略准备,尤其是保持充分的政策灵活性。目前,大国平衡战略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最为普遍的分散风险的措施。这意味着,原本在安全和经济上依赖美国的中小国家为应对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实力优势消失的风险应该适当拉近与中国的战略关系;而对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来说,则应该加强与美国的接触,以防范未来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发生不利于中国一方的变化。

   关于东亚国家平衡战略的研究大多围绕它们与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展开。从对地区战略环境的偏好看,东南亚国家希望平衡包括军事、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四个维度在内的大国综合影响力。①在地区层面,它们对大国采取的是接触并使其深度融入国际和地区社会的战略,即“全面陷入(omni-enmeshment)”战略。②在东北亚,身为美国盟友的韩国也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接近中国,视中国为维持地区稳定的积极力量。③除了构建有利于安全和发展的地区秩序之外,国内政治因素也可能是地区国家采取平衡战略的原因。例如,有学者认为统治精英的国内政治需要、政权安全的国内压力都可能是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战略的动因。④即使是民主化改革前的缅甸也是由于不能而不是不想平衡对华、对美关系。⑤

   然而,对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变化的顺应并不能解释地区中小国家对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全部战略反应。冷战后部分小国在一些时期就采取了与上述逻辑相悖的战略调整。比如,柬埔寨对华关系在近年来越来越紧密,在安全领域尤其如此。⑥2012年柬埔寨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高调地支持中国的南海主张,甚至不惜以柬美关系和东盟的团结为代价。2015年,柬埔寨又罕见地派遣国防高级代表团访华。类似地,在后冷战时代新加坡将美国视为地区秩序稳定的支柱,在安全上对美国的追随不断强化。新美于1990年和2005年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和《战略框架协定》两份重要的安全合作的文件。

   如果单纯出于应对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动机,新加坡不会选择在1990年和2005年这两个时间点推动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因为美国仍然拥有极其明显的优势,中美关系也相对平稳。柬埔寨在美国亚太再平衡之后的战略选择与民主化后的缅甸趋同,即利用美国重新重视这一地区的契机着手分散中美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适当减弱对中国的安全依赖或者寻求平衡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换言之,从时间点上看,地区体系层次的因素难以充分解释新加坡和柬埔寨强化追随的行为。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可能显著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因素即国内政治对新加坡和柬埔寨来说也比较稳定,在两国强化追随行为的时间点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既然两国的战略动机既不是为了应对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也不是为了缓解当时的国内政治危机,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一部分中小国家在中美实力对比、战略态势以及自身国内政治局势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不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以防范体系性风险,反而强化对某个大国的追随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第二部分梳理了关于小国或弱国为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能或者不太可能采取追随战略的既有研究。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解释框架,即在东亚地区实力层级中处于底层的小国除了要应对地区体系性和国内的风险外,还必须防范来自强大中等邻国的潜在威胁。两个邻国战略矛盾升级、国内政治危机外溢或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和解都可能对小国的安全构成冲击。为了抑制上述次地区层面的不稳定因素,小国会与在实力层级中处于顶层的大国建立特殊的安全联系。第四部分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考察新加坡、柬埔寨和韩国与强大邻国的安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与其他因素相互叠加的情况下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战略,特别是与美国和中国的安全互动。

  

二、关于小国追随的动机的既有研究综述


   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中小国家在安全上一般追随某一个大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大国势力范围或者安全集团中的一部分,较少在安全和外交上保持完全的独立地位。在大国安全竞争激烈的时期,小国的战略选择对大国来说更为重要。由于存在与苏联对抗的现实需要,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在冷战开始后对小国行为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对“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反思引发了关于小国是以结盟还是制衡的方式应对威胁国的学术争论。⑦冷战结束后,中小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秩序变迁成为研究热点,结合对小国制衡或追随二分法的反思,对冲概念和理论应运而生。对冲意味着一种相对平衡的对外战略,即防止在安全、经济等任何重要领域形成对一个大国的过度依赖。⑧本部分根据上述对小国对外行为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重点梳理小国为何会采取(或不采取)追随或加强(或不加强)与大国安全关系的既有观点。

   首先,不少学者将小国普遍的追随倾向归因为体系层面的原因。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体系和秩序的变迁与追随战略密切相关。由于追随通常是为了获益而不是为了应对重大安全威胁,在体系变迁的过程中,小国的追随更有可能出现。⑨具体来说,有无限扩张目标的崛起国会招致一批追随者。类似地,大战结束之后也会出现一些追随胜利一方的国家,目的是免于遭受惩罚或从和平机制中获利。⑩换言之,追随在施韦勒看来是国家应对战略环境变化的一种投机行为。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得出了和施韦勒相反的结论。韦民在近期关于小国安全战略的著作中指出,当体系处在调整时期,小国采取平衡而不是追随战略的可能性将有所增加。他认为,如果大国实力对比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小国无法对大国的能力及其发展趋势做出准确判断,选择加入一方将对另一方构成安全压力,另外能否得到对方国家的谅解也是一大难题。(11)体系变动时期的不确定性会使小国采取追随战略的风险增加。不少研究在结合对亚太地区国家对外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印证了韦民的判断。这一类观点倾向于认为,在国际秩序的过渡期间,即体系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时期,小国追随的行为会有所减少,采取大国平衡战略可能性会增大。不少地区国家的对冲就是为了避免被迫“明确选择制衡或追随”的局面出现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组合。(12)

   其次,小国的追随行为可能与其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强弱程度有关。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关于联盟形成的研究中指出,强国和弱国在追随行为选择上的表现并不一致。小国的追随倾向源自实力弱小,追随的对象一般选择邻近的强国。他指出,弱国之所以一般会追随实力占优势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是因为它加入其他联盟不能改变最终的结果,而强国却可以。(13)因此,如果威胁来源国在地理上靠近、实力远远超过自己并且具有迅速而有效的行动力,那么弱国更有可能追随。强国的弱小邻国更倾向于追随强国,以避免成为强国早期扩张的牺牲品。(14)冷战期间有不少研究小国战略行为的学者都认同这一逻辑,即小国比大国更有可能追随而不是制衡威胁国。(15)当然,追随威胁国以求自保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质疑。一些反对者主张从政策偏好排序的角度,在大国竞争期间,倒向一方不仅会承担过度依赖和得罪另一方的危险,而且也不能获得联盟中的话语权,因此小国倾向于不结盟。(16)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小国不仅不会与崛起国结盟,甚至还与主导国一道对崛起国进行遏制。例如,对中美关系持零和观点的学者认为,两国的竞争局面阻止了地区国家追随崛起的中国,有利于美国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17)

   最后,除了体系、秩序的变动和安全威胁之外,也有学者主张,经济依赖是小国对大国采取类似追随行为的原因之一。有研究认为,缅甸、柬埔寨和文莱之所以采取追随中国的战略,不仅是因为三国对中国较低的威胁感知,还有高度的经济依赖。(18)与此同时,高度的经济依赖还使得对中国戒心较重的新加坡采取了对冲而不是制衡的对华战略。(19)也有学者从小国决策考虑因素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与另一国搞好关系的背后有多重目的,这些动机落实在对外政策上是难以分割的。因此,紧密的经济合作也可以视为追随的表现。(20)然而,经济依赖带来的对大国的某种“顺从”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追随存在争议。反对者指出,为了扩大经济利益而与胜利方站在一起的行为不能算是战略上的追随,只是经济接触而已。(21)笔者认为,在讨论战略行为时,应更多地聚焦于安全而非经济的层面。

   综上所述,小国追随的目的既可以是为了应对已知或未知的安全威胁,也可能从体系中获取某种好处或扩大经济收益。从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小国追随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小国的脆弱性,国际环境中蕴含着各种可能影响小国安全和独立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来自不同的层次和议题领域。地区体系中的结构、秩序和规范的变迁,域外大国的介入、竞争和“忽视”,乃至邻国的国内政治、实力和战略意图对小国来说都是难以掌控,甚至是不容易预测的。可见,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除了来自地区体系层面之外,还可能出现在次地区层面。因此,为了应对多层次的战略风险,小国的对外行为也是多样化的。

   具体到东亚地区,小国一般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以应对大国互动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地区体系层面的风险。由于这一战略并不一定能帮助小国有效地防范次地区层面的潜在威胁,因此大国平衡战略并不能涵盖东亚小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所有关键特征。为了进一步澄清战略环境对小国行为的影响方式,更加充分地理解小国战略选择的多样性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必要将次地区层面的变量引入。本文认为,在大国战略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邻近的周边地区是小国对外战略优先考虑的外部因素。

  

三、实力层级、地缘政治结构与次地区安全秩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284.html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17 (11) :65-88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