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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我这四十年:感恩老师和同学”

更新时间:2018-09-12 00:39:51
作者: 郭齐勇 (进入专栏)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不仅仅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四十年,也是锐意进取,成长蜕变的四十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回顾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四十年,从师从哲学大家萧萐父先生的哲学系学生到当今的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这位直到70岁还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至今笔耕不辍。近日,正值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采访了郭齐勇教授,请他分享了他这四十年在武汉大学学习和教书的经历。

  

   1.首先祝贺您今年又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与《中国人的智慧》两本书刊行。您是1978年10月进武大哲学系念书的,到今年9月刚好满40年。40年是不短的时间,差不多您在30以后的年华都留在了珞珈山,奉献给了武大,回顾起来,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郭:谢谢!这两本书是我近年来对中国文化思考的心得,是姊妹篇。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个人恰逢其时, 随着国家的发展,自己也成长起来。四十年前,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折,1978年10月,我以31岁的高龄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在此之前,我在湖北省化工厂当了八年的工人,在当工人之前,我在天门县杨场公社当了一年半的知青。再往前推呢,我是武汉十四中高中66届的毕业生。我这四十年,简单的说,就是在武大读书教书的四十年,我和武大、和哲学、和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研究和弘扬国学。

   先谈我的读书和教书。我们这批78年进校的学生,年龄相差十几岁,差不多是两代人。我们如饥似渴的读书,听讲座,泡图书馆。这一届同学特别多样化,以后不少同学都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为学习的宗旨。读本科的时候,我和李明华、周民锋同学等编过一个油印的习作集,叫《求索》,只出了三集后来就不让出了。我自己也在校学生会的学习部当过副部长和部长,做一些组织讲座之类的工作。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过去的教条主义束缚相脱离。当时有思想解放运动,武汉大学的老师们聘请了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学者来,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当时我们因为长期受到文革的束缚,在各方面是比较左的,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是糟粕,没有什么能在现代创造转化的东西。我们当时最喜欢的课程是陈修斋与杨祖陶老师合上的西方哲学史,使用的教材是他们编写的用低质黑纸印的《欧洲哲学史稿》。再就是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老师合开的中国哲学史。这两门课都是一学年的课程,一周三次,每次两节,课程量很大。当时学校的学制很灵活,我们和77级的同学只相差半年,77级的同学是78年2月份进校的,78级的同学是78年10月份入校的。因为很多课程是跟77级合上的,所以我学分修满后,和77级的同学一起考上了81级的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提前半年毕业了。虽说是81级研究生,但有招生和考试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读书时间是从82年的2月份到84年的12月份。掐指一算,我在武汉大学本科硕士一起读了6年,从84年12月开始留校任教,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到今天,差不多是34年,算下来在武大已经待了整整40年。

   1985年到1987年我当助教,1987年升任讲师。1986年教育部批准了武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点,这是国务院的第三批博士点,萧老师成为了博士生导师。我们很荣幸地考上了87届的博士生,那时候我已经是讲师了。1987年以后,我是边读书,边教书,90年顺利地通过博士生论文答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迟了两年,1992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我是1989年1月份升任的副教授,1993年3月升任的教授,同年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我在学校当教书匠34年,我的生活无非就是读书、教书。读书是基础,也是我的基本生活,我读的主要是哲学、中西方哲学的经典,其中以中国的为主。萧、李、唐三位老师待我们非常平易亲切,在他们的提携之下,我从助教、讲师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萧老师不仅学术根底扎实,而且思想活跃,他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萧老师已过世十年,但每当我遇到问题,都会想想如老师在时,他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

   40年了!我最想说的话和最大的感慨是:感恩武大、感恩老师、也感恩我的学生。因为如果没有武大,没有武大的老师和同学,也就没有我。我出身小商家庭,当过知青和工人,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那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哲学智慧。要是说有什么最大的遗憾,是我自觉来日无多,有些书还没有读,所以要赶着去读书。

  

   2.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哲学系,选择哲学的契机是什么?

  

   郭:我并不是选择了哲学系,而是被调剂的。78年高考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哲学系。虽然以前我在当知青、工人的时候接触过哲学,看过汪子嵩等编的《欧洲哲学史简编》,杨荣国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但我胆子很小,觉得哲学太深奥。只到后来分到哲学系后,我才发现,我最适合学哲学。因为文学很灵动,我的年龄已经偏大,我的同学,以二十多岁的为主,还有十六七岁的,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反过来说,我累积的生活经验比他们丰富一些,对于哲学问题,我的理解也更加契合。当时恰逢改革开放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下子使我们觉得学习哲学不仅是一个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丰富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启发我们思考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真善美,为什么我们要改革开放,为什么东方红里要祈求一个大救星,而国际歌里不要神仙皇帝,怎么样从个人崇拜的盲目性中摆脱出来。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来反哺和提升,去学得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所以哲学系虽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分配到哲学系,我感到很幸运、很契合。与我过去那些盲目的、知识性的积累不同,哲学开发的是一种智慧的追求。

  

   3.您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先生道德文章对您的影响,您也说过在萧先生晚年,关于他申报资深教授,萧先生曾与您发生过一次龃龉。中国传统教育,用孔子的话来说是“为己之学”,用孟子的话来说是“从游”。您的老师是如何教育您的?是如何批评您的?您自己也培养了不少学生,大多学有所成,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的?

  

   郭:关于我的三位老师,萧先生、李先生、唐先生,当时叫三架马车,萧先生挂帅,李先生和唐先生去落实。他们三个人年龄相仿,但是李老师、唐老师都非常尊重萧老师。三位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是身教重于言教,如果没有三位老先生对我的教育、批评和指导,就没有我的成长。

   所谓“从游”,就像小鱼跟着大鱼,我深有体会。我是萧先生等三位老师带的第三届硕士生,我跟老师们一起生活,一起应对生活中的风波、人生的坎坷,也一起承担时代的考验。老师带我们这些学生,到我们协助老师带学生,再到后来我们自己单独带学生,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成长。萧老师带我们的成功经验中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把知识,为人为学,通过身教言教,倾其所有地传授给我们,而且把他尊重的学界朋友也介绍给我们。那时候即使很穷,老师们还是会积极筹措资金,鼓励我们去请教外地的老师,让我们去游学。我就曾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周辅成先生、朱伯崑先生、汤一介先生,去人民大学拜访了石峻先生,往中国社科院拜访任继愈先生,到上海华东师大拜访了冯契先生,等等。只要是有关的学术会议,老师都会争取名额带我们去参加,即使他不能去,也尽力介绍我们去参加。这些我们都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访问前贤。为了研究熊十力先生,在萧老师的介绍下,我访问了几十位哲学界的前辈,包括张申府先生、梁漱溟先生,我都找到他们家里,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我们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比我现在的年岁还要高,他们都是在民国初年就很活跃的人物,都是时代老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访华,都是他们邀请的,比如张申府先生,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所以我们能够亲近这样一些前辈大家,都是老师提供的机会。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靠写推荐信、介绍信。萧老师也接待天南地北的老师们和他们的弟子到武汉访学。这是老师培养我们的经验,也是后来我们培养学生的经验,就是要访问前贤,直接的去面对这些前辈,去提问,对话,思考。

   第二个经验是干中学,一方面老师们强调我们要死读书下功夫,特别是原著经典,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点都不能浮皮潦草。他们还鼓励学生批评老师,像黄卫平同学写文章批评萧老师的观点,萧老师就在我们学生中表扬他,还把他的文章推荐出去发表。文科的老师就是要指导学生读原著经典,启发他们思考问题,鼓励他们动手写东西。此外,萧老师还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让我们在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学习待人接物。很多大型的会议,就是萧老师指导我们操办的。萧老师会事无巨细的写纸条给我,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写给我的短札,小郭怎样怎样,到了晚年,他就写郭教授怎样怎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写了很多条子,怎么接待外宾与外地的老师,怎么办学术活动,他都有很细的考虑,然后由我们去具体落实。比如说1985年12月,我们在黄州举办了第一届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办中国文化讲习班,那时候黄州还不是一个开放城市,很不方便。怎么去邀请国内外学者,邀请了以后怎么接待,怎么组织学生去接。杜维明与成中英教授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过长江摆渡,汽车开到江边,还要上船摆渡,这样才能过到黄州去。这些活动虽是我们操办,但幕后都是老师们联系好,写很多信札邀请学者。老师们以此锻炼我们的才干,锻炼我们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做人做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具体的办事中,学会怎么与人相处共事,怎么组织协调。

   我们之间也有一些龃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年我年轻气盛,因为和老师有不同意见,对老师有所埋怨,老师很宽厚的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彼此的心吗?”我感动得流泪了。还有就是在老师晚年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当时我是院长,想给他申报资深教授,就请学院的办公室主任把学校申报的文件给他。结果他很生气打电话给我,很不客气地说,你到我这里来,然后声色俱厉的把我批评了一顿,以前从没有这样。他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还申请什么资深教授,那不是徒有虚名吗?又不能做事,让国家多花一些钱财干嘛呢?”他不愿意要这个虚名,但是他又不否定已经是资深教授的老同事,尊重他们。我们当时很抱屈,认为从萧先生的学识,资历等等各方面来看,只要申报,学校就能批。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守住这个界限。

另外萧老师和我也是在患难中结成的友谊。不管怎样的高压之下,我们就是坚持真理,坦诚相待。我们是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甚至超出了一般师生一般父子的情感,他对他公子的培养都没有如对我们的培养花的力气大。但我们的师生情感是在改革开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是邪门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于道义。一度老师两年被停招,不能招硕博士生。我也是两年被停课。当时台湾青年学者林安梧要拜访萧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写的王船山,因为萧老师是王船山的大家,他喜冲冲的把论文带过来,但学校明令不许见。我到萧老师家,看到老师和师母两个老人孤独地站在门口焦急的等我,说:“只有你代我们去看望林安梧了。台湾的朋友来了,我们不能接待,不是不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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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珞珈书生郭齐勇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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