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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海洋城:超越传统的规划视角

更新时间:2018-09-11 22:36:52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缘起】

  

   四月份的时候,晶涛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能否和天津规划院一起参加深圳海洋城市国际方案。当时只有几天的时间,原本不想参加,但“海洋城”这个题目吸引了我。从标书的附图就可以看出,深圳方面还是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陆地”的项目。这个项目大概率会被规划为又一个“滨水”城市而非真正的“海洋”城市。

   深圳海洋城能否跳出传统陆地规划的窠臼,将视野从传统规划的“陆地看海洋”转向“海洋看陆地”?这对规划行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基于这一点,生态院和天津院还是在最后时间匆忙提出了一个概念文本,目的是探索一种基于海洋视角的规划——从海洋城市的定义、特征,到城市的体系、节点的设计——其实是一片空白。如果规划行业能抓住这次机会,像当年“广州概念规划”那样,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海洋规划体系,将有可能极大地拓展城市规划的学科边疆。

   下面是生态院和天规院联合体提出的概念文本,斜体字对概念要点的拓展说明。

  

【陆地范式转向海洋范式】


   01. 作为一个农耕文明主导的国家,千年中国多次失去走向海洋的良机。今天中国再次面临这一历史机遇,深圳海洋城必须在这一大历史的时空坐标里定义自己的位置。

  

  • 明朝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大航海完全不同的结果,证明了仅仅财富和技术并不足以让一个陆地文明转向海洋文明。对海洋的理解,才最终决定了那个文明能够更好地进入海洋。作为一个成功的大陆国家,长期的观念型构里对海洋的排斥,使得中国直到今天仍未能理解海洋秩序的真髓。
  • 海洋国家们之所以不远万里组团到南海参加对中国的“围殴”,背后乃是海洋秩序对新来者的排斥。除非中国成功进入海洋秩序并成为规则的参与者、主导者,“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仅不能成为中国扬帆海洋的季风,反而会成为阻碍中国进入深海的冰山。“深圳海洋城”的使命,就是成为中国海陆文明转换的枢纽。

   02. 古代中国之所以多次与海洋文明失之交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习惯于按照农耕文明的地理观思考海洋,限制我们对海洋的文明的理解。

  

  • 大陆文明的特征,就是地理“边界”及其对应的权力;海洋文明的特征,就是自由的流动和对应的机动性。一个封闭,一个开放,构成了海陆空间的最大差异,也构成了海洋规划和陆地规划本质上的不同。陆地上任何经济相互间的联系,都必须通过一系列“边界”。而只要你进入海洋,就可以和任何有海岸线的经济相连。这导致了海洋贸易和陆上贸易的交易成本的巨大差异。
  • 蒙元帝国后,原本开放的内亚草原被分隔成互不连通的国家。陆上丝绸之路丧失了往昔的自由与开放。陆地传统贸易线路衰落与大航海时代同时开启了海洋贸易取代陆地贸易的时代。正因如此,自由开放的公共海洋,是海洋文明之本。任何将海洋像陆地一样切割的企图,都会招致海洋文明的强力抵抗。
  • 海洋的所有权不是体现在排他的空间拥有上,而是体现在使用海洋的能力上。一个国家在海洋存在越广泛,行使海权的能力越强,海洋性就越强,拥有份额就越多。明末王直、郑芝龙家族代表了中国对海洋文明理解最深刻的理解。其很多方面我们今天仍未超越。
  • 贸易流及其盈利模式的发现,支撑起了中国海洋文化的流布。从那以后,中国重新退回大陆,直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再也没能重新理解海洋。南海“造岛”如果不能和新的海洋理念结合,就会想当年用“屯田”对付“游牧”一样,在机动性强大的对手面前难以持久坚持。

   03. 海洋文明的前提必须是海洋活动收益必须大于海洋活动成本。依赖陆地财政的海洋活动,只能是陆地文明的延伸而不是真正的海洋文明。无论陆地文明多么强大,创造脱离陆地自持的海洋活动,是学习海洋文化的起点。深圳海洋城的目标之一,就是必须有助于获得足够海洋活动的现金流。

  

  • 游牧对定居的优势,是建立在低成本的优势之上的。农耕民族历史上对游牧民族无数次胜利,无不因为维持成本太高而无法持久。面对游牧的机动性,屯垦只能在被动防御下,保持成本的平衡。一旦财政不济,农耕对游牧的防御前沿就会不攻自破。
  • 郑和和郑芝龙代表了“大陆看海洋”和“海洋看大陆”两种完全不同的海洋视角。前者的财政基础依然是建立在陆地上,海洋活动本身不仅不会带来直接利益,相反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后者的财政基础则直接来自海洋,海洋活动带来的收益足可敌国。正是这样的差异,使得几乎同时进入海洋的欧洲和中国,导致的结果却大不相同。海洋文明从陆地文明中独立出来,不同的文明路径开始了史诗般的“大分流”。
  • 今天南海“造岛”与当年“屯垦”类似,如果没有持续的海洋收益,陆地财政支持的权益就难以持久。这也是依托陆地财政支持的海上活动(比如郑和)和依托海洋收益的海上活动(比如汪直、郑芝龙以及众所周知的“大航海”)的本质差异。只有获取海洋持续性收益,才能维持海洋的持续存在。

   04.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圳海洋城的目标不是直接从海洋牟利,而是为整个经济带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将会极大地降低海上活动的成本和风险,催生各种利用海洋资源的商业模式。

  

  • 像陆地活动一样,海洋活动收益可分别来自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所谓公共产品,就是每一个私人产品生产都需要的条件。比如所有生产活动都需要电,供电就是公共服务;所有活动都需要路,提供道路就是公共服务。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私有或公有)被称作“政府”。
  • 政府是“重资产”企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多,企业的资产就可以越轻,相对于其它必须自我提供服务的企业就越具有竞争力。深圳海洋城不直接从海洋活动牟利不意味着公共服务不盈利,它应当是海上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通过为海洋上的商业活动提供公共服务盈利。

   05. 城市政府的角色就像是一个平台公司,为插接在其上的各种商业模式提供低成本的运营环境。传统的公共服务都是由海上强国提供的,无论欧洲国家发明的灯塔,还是美国后来提供的航行安全,都是海洋活动最原始的公共服务。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是这些公共服务的升级版。

  

  • 像陆地早期的公共服务一样,海洋早期主要的公共产品就是海洋安全。打击海盗,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畅通,是海上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打击索马里海盗,加入海上公共服务供给,乃是中国进入海洋文明的投名状。
  • 海洋活动的价值上升,对新的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导航、气象、通讯、洋流、渔汛、救助、医疗、法律、货币……,这些广告服务使得原来成本高昂的海洋活动变得有利可图。各种民营的海洋商业模式随之浮现。商业收益反过来为覆盖公共服务成本提供了可能。
  • 超越主权国家利益是海洋文明的核心。如何为海洋这一“公域”提供公共服务需要全新的想象力和制度创设能力。深圳海洋城不应是大陆文明向海洋的延伸,而应是海洋文明通向大陆文明的窗口。

   【海洋城市体系】

   06. 海洋完全不同于农耕。“边界”、“疆域”不再重要,在海洋的游牧时代,“移动”是海洋活动的特征。真正的海洋城市必定是“流动的城市”。对应城市的公共服务也是流动的。历史上的伟大城市,无不成长于定居与游牧交界处。差别在于背靠游牧还是背靠农耕。今天的中国已经有无数背靠大陆面向大海的伟大城市,但却很少背靠大海面对大陆的城市。深圳海洋城应当弥补城市体系的缺项——成为一个背靠大海的海陆文明转换的枢纽。

  

  • 如果把城市的定义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场所,传统农耕社会中,以定居为依托的城市,就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比如传统农村的流动的“集市”本质就是移动的城市,游牧民族的公共服务也具有空间可移动性)。在海洋上同样需要提供这样的公共服务。
  • 鉴于海洋文明流动的性质,海上城市也应当是流动的。深圳海洋城应当成为海上流动城市中,固定功能的基地;陆地进入海洋的接口。深圳海洋城适用的应当是海洋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体现的不是大陆上的主权、国籍,而是海洋上公共、无疆域。

   07.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人类密集活动的海上区域为核心。这些区域包括主要商业航线、主要渔场、主要海上开采区、岛屿群。长期以来,这些区域由于技术和成本问题成为高水平公共服务的盲区,随着人类活动密集和科技手段的进步,将公共服务覆盖到辽阔海洋的机会开始到来。深圳海洋城的功能,应当是这些公共服务的陆地延伸和基地。

  

  • 深圳海洋城规划应当成为全球海洋规划,至少是“一带一路”海上“城市”体系的一部分。海洋需要公共服务的区域、线路要标识出来。在此基础上确认最优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 比如,渔场需要的公共服务、航线需要的公共服务、离岛需要的公共服务、矿区需要的公共服务等。针对区域的特点,选择效率(性价比)最高的公共服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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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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