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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重寻路标:冷战后的东欧知识分子如何继续成为“反对派”?

更新时间:2018-08-20 23:58:03
作者: 金雁 (进入专栏)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俄罗斯思想界,与社会、经济、政治层面的多元状态相似,呈现出一种说不上是兴旺还是萧条的状态。旧的教条已经荡然无存,但另一方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商品拜物教”、“市场崇拜”又令人感到压抑。原来的“铁饭碗”、“大锅饭”已经打破,抛向市场和失去管制同时来临,过去的意识形态部门纷纷改弦易辙,大专院校也引入竞争机制,知识份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好像没有了方向感。在经历了“铁幕政治”垮台的短暂喜悦后,接踵而来的是强烈的不适应和失落感。甚至那些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扮演“启蒙”角色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发现,刚刚有机会对社会讲话,社会就已经不需要他们了。被传媒炒得火爆的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那些肤浅、平庸却包装得十分精美的各类“明星”。人们惊呼:这是一个只要感觉不要思想的时代。有些人自嘲说,以前马克思认为精神产品生产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一定的物资基础加上思想上的完全自由,现在都有了,但是批判分析的精神也随之解构掉了。

  

转型中的知识份子

  

   沙俄时代俄国知识份子,传统上就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他们是“真理”(истина)的寻觅者,自己虽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道德紧张感,使他们把探寻人间的不平等的来源作为终生的职业。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他人”,为了“被欺凌与被侮辱者”,为了“小人物”活着。但是经过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大清洗、50年代的改造、60-70年代的逐步收买,除了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体制内的稍有创见的知识份子,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大多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以至于那里人满为患,人才过剩、相互消耗。而人文社科领域则成了“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创造精神”的“党文化的提线木偶”。就像纪德在《苏联归来》中所说的,他所接触到的原来扮演“社会良知”文学家“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奴性和虚伪成为常态,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获,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再也不会出现十月革命前的契可夫和高尔基了。

   苏东剧变前后知识界的更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剧变初期,是以二战后出生的人扮演的“反思者”、“启蒙者”唱主角。他们以提出系统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同旧体制作斗争。因为他们对旧体制了解深刻,对马列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都比较熟悉,在戈巴契夫“开放”的倡导下,对旧体制造成很大的杀伤力。可以说他们在“破”的方面功勋卓着,但是在“立”的过程中缺乏独创性的东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政治转型结束、社会多元化的平台建立以后,他们的作用日渐衰弱,陷入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或者与政府若离若即,继续充当俄罗斯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的专家,或者脱离政治为生计奔波。在“叶利钦时代”风头最劲的是年轻的“经济改革家”。他们与思想家的批判角色不同,不是为了批判旧制度也不是为了启蒙。他们依靠与权贵的私人关系快速接近决策人物,在已有的政治平台上充当俄国的经济改革战略的设计者或实施者。但是由于俄国经济转轨的不顺利,一批批的“替罪羊”被先后换下。现在仍有不少经济学家在政府部门当顾问,在政府的圈子里有不同的学校、学科的周边“顾问帮”。他们在电视上频频露脸、夸夸其谈,因此在民众中口碑不太好,而俄国媒体把经济改革家排挤思想家的行动叫做“副博士革命”。

   90年代后半开始,有相当多的人员脱离单位下海“单干”,一时间俄国建立起形形色色的战略中心、社会学中心、民意调查中心、政治家形象设计中心、谘询机构以及更是多如牛毛的工作室。90年以来俄国产生了50多所科研机构、100多所社会学研究中心,这其中基金会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可以说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更大范围地参与到政府订货、市场订单的服务性机构。一些“夕阳学科”纷纷向政治学(据说俄罗斯现在有5万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和社会学流动,这批人主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商家、政客的订货做舆论调查、市场调研、政治家包装、政情分析。他们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依附在“改革者”周围,另一类则更加市场化。但总之都是“吃谁家饭说谁家话”,是为“老板”效劳的人。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了;要么是“权力的同谋”,要么是“寡头的小伙计”,或者干脆就是“混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

   虽然还有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份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分化和分歧也很大。从沙俄时代“异教徒式”的“真理的寻觅者”到“持不同政见者”,都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建设的文化。而当失去批判对象之后,他们自身便也遇到了危机。在由“破”转向“立”的过程中,公共知识份子面临分道扬镳的分化,而这种悖论在俄罗斯和东欧当年的反对派运动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的论战

  

   1973年索尔仁尼琴在去国之前发表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把苏联的一切罪恶归之为背弃了斯拉夫传统,引进了一种错误的“西方意识形态”。他宣称“这种所谓‘先进思想’的黑风是上个世纪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并预言“西方文明在这块狭隘、肮脏、发臭的土地上的总崩溃”。他认为工业化是一种罪恶,城市生活违反“人性”,议会民主是自我欺骗,科学技术“毫无意义”,甚至俄国在地理上靠近欧洲也是一种危险。他敦促当局放弃从西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传统的东正教、而且是200年前即没有经过尼康与彼得大帝歪曲的、没有染上西方邪恶的东正教中寻找出路。他主张俄国人远离欧洲,移民到西伯利亚而求得民族复兴,摒弃工业和城市而回到自然经济的乡村与公社中,把意识形态的专制变成“道德的专制”,“阶级仇恨的”专制变成“人类互爱”的专制,而不是要搞什么西方民主。索尔仁尼琴到美国以后,也一再发表演说抨击西方资本家为了金钱而不顾道义地讨好克格勃,并大为赞赏美国工会的道义立场。

   索尔仁尼琴的言论立即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引起强烈反应,其中萨哈罗夫的批评尤为典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西方反宗教的无神论的化身”,而恰恰是一种造神术,旧体制也不是根据意识形态,而是根据统治者的实用主义需要建立的。从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与普遍人性出发,萨哈罗夫认为根本不应区分什么“西方的”与“俄国的”思想,而只有正确地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背离人类文明主流的“俄罗斯独特道路”是不存在的。萨哈罗夫毫无保留的赞成科学、理性、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并认为索尔仁尼琴夸大了“大工业给今日世界造成的困难”。他批评索尔仁尼琴的宗教乌托邦,指出东正教不能救俄国。萨哈罗夫认为俄国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必须也可能实行民主,而俄国人的传统奴性是“巨大的不幸,不是民族的美德”。俄罗斯不可能具有世界民族之林之外的“特殊性”,专制条件下的“政治荒漠”,靠斯拉夫主义的虚假的“和谐”是解救不了的。

   表面上看来,似乎萨哈罗夫比索尔仁尼琴要“亲西方”,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在西方的影响不相上下,而且严格的说来,索尔仁尼琴的名声比萨哈罗夫更大,显然这是不能仅仅用“冷战”的需要来解释的。事实上,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在西方拥有众多的知音,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共,而且也是因为他“反现代化”。而今日之西方已经不是急于“走入现代化”的西方,而是急于“走出现代化”的西方;已经不是“理性法庭”的一统天下,而是“上帝死了”的无奈世界;贬理性而重激情、反异化而求回归的“后现代文化”,至少在形而上领域很吃香的。正是这种“后现代文化”与索尔仁尼琴产生了强烈共鸣,在持不同政见文化主要承担社会批判功能的时代,这并未构成什么问题。然而现在它却带来了苏东思想界的困惑:我们是要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

  

白俄文化中的“传统再造”

  

   早期的“俄国式”的知识份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就是笃信“非官方”意义上的东正教、不顾一切的追求上帝的人。在他们看来,宗教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一种超然的力量,是无情世界中的感情寄托。19世纪俄罗斯的“黄金时代”的大师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果戈里都虔诚的信仰宗教,追求上帝、寻求精神家园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世俗的现代社会不满,对现代文明的物欲横流充满了失望,在这种时代潮流中他们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认为只有通过自省、忏悔,学会鉴赏痛苦,才能净化灵魂、拿到通往天堂的钥匙。正是从这种观念中,产生了俄国知识份子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感。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就发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加耶夫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1862年陀氏就在《地下室手记》一书中说,“现代性方案只不过是不需要人性居住的水晶宫”。正是希腊人苏格拉底的理性狡计授予了哲学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才有了现代人敢于以理性来堆砌水晶宫的痴人妄想。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终究会没落,只有“耶路撒冷的重新归来”才是到达彼岸世界的追求。俄国知识份子的这种宗教精神,一直绵延不断。

   1905年的革命,使一些对暴民革命感到恐惧的知识份子以发表《路标》文集为代表,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脱离社会现实的变革,从事“心灵”的拯救,成为“寻神派”大师。他们以总结和忏悔的口吻,批评激进知识份子在“喧闹的革命”上走错了路;社会主义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性,决定了它的“肤浅”的功利主义;唯物主义决定论将束缚的人类的创造力,只有“精神上的再生”,才能真正导致俄罗斯的复兴。他们认为,东正教神秘主义具有创造新型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力量,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他们是敌基督的化身。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以暴易暴、以一种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冤冤相报的回圈。1905年革命是他们“醒悟”的转捩点。他们反思启蒙运动,反思法国大革命,反思马克思主义,都带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有精神贵族的色彩和希腊悲剧情结。而这批人大多在1922年的“哲学家之船”中被驱逐出境,成为“白俄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支。

   “白俄文化”泛指十月革命后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数百万俄侨中形成的文化、意识、价值体系与人文学科领域的成果,包括了别尔加耶夫、布林加科夫、洛斯基、斯捷潘、弗兰克的哲学,麦尔贡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特维里、韦尔纳德茨基、拉普申的史学,艾亨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布宁、纳波科夫-西林的文学,拉霍曼尼诺夫、夏利亚平、加吉列夫等的艺术。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讲话说“有二百万俄国人流亡国外”。他是根据1921年2月21日巴黎出版的《俄罗斯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难民救济委员会公报》上的资料。当时欧洲有记录俄国的难民总数是194?6万人。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白俄文化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巴黎、柏林、布拉格、索非亚、华沙等,随着白俄侨民五光十色的政治倾向而分为许多成分,包括社会民主主义、社会革命主义、自由主义(立宪民主主义)、东正教神秘主义、斯拉夫主义到保皇主义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派别的思想在第一代俄侨的故去以后便沉寂下来,只有以“寻神派”为代表的东正教-斯拉夫传统复兴论倾向长盛不衰而为主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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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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