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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靖江:旧日无常——方苏雅的晚清云南电影与市井生活

更新时间:2018-08-06 23:27:17
作者: 朱靖江  

   法国人奥古斯特·弗朗索瓦(Auguste François,1857-1935)在中国担任领事的时候,曾为自己取了一个颇为风雅的中文名字:方苏雅。从一八九六年驻节广西龙州,到一八九九年赴昆明转任云南府名誉领事,再到一九〇四年任满之后辗转离开中国,这位襄理法国在中国西南地区事务的领事大人,和大多数旅华的欧洲外交官员一样,尽管也曾遭遇些政治风雨,经办些通商事务,甚至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时还要武装自保,一时间惹得天怒人怨,被指为“昆明教案”之首恶,但也着实谈不上多么位高权重,依然只是法兰西帝国庞大外交机器中一枚小小的齿轮。当他回到巴黎,归隐田园之后,人生的后三十年波澜不惊,除了少数几位亲人后裔还记得这位偶尔穿上清朝官服怀旧的老人,并为他编纂了一本书信札记《白皮肤的满大人》(Le mandarin blanc,中译本名为《晚清纪事——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方苏雅逐渐在历史的烟云中销声匿迹。

   时隔将近百年之后,方苏雅在其昔日旅居五载的昆明城再度声名鹊起,不是因为他曾参与的帝国政界往事,而是缘于他当初一个私人癖好:摄影。作为一名技艺精良的业余摄影师,方苏雅在外出旅行时,通常随身携带数架照相机与几箱玻璃底版,每见不同寻常的风俗景物,便拍照记录,或做地理勘探之参照,或满足他博物爱好者式的猎奇心理。这些照片在方苏雅返回法国之后并未交公,而是封存于他位于昂热的私宅里,直到其寿终正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云南人殷晓俊在法国获得了部分方苏雅照片的版权,并先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举办展览。其后十余年间,方苏雅在云南、广西、四川等地拍摄的照片更多地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其早期摄影家的声望也已远超过他作为外交官的历史地位。

   尽管方苏雅的摄影作品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但他依然只是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叶在中国留下图片遗产的众多摄影者之一。真正奠定方苏雅在中国影像史上重要地位的,并非其图片摄影,而是他另一个更不为人所知的业余爱好:拍电影。如果说诞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静态摄影术在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早已是那些有所追求的旅行者异域旅行的采风工具,那么由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于一八九五年发明的电影摄影机,才是影像达人方苏雅带到中国最尖端的高科技神器。电影摄制需要更复杂的操作程序与更高超的摄影技术,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法国驻云南府的名誉领事,居然也是拍电影的一把好手,他所摄制的动态影像稳定、清晰,其品质在同代电影作品中堪称上乘。

   方苏雅拍摄的中国云南影片在其身后去向较为散乱,且较少进入电影史研究者的视野。目前所知最长的影像集锦(即未经剪辑的镜头组合)为英国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收藏的版本,片长约四十二分钟二十三秒;法国方苏雅协会曾于一九九〇年出版过一部三十二分钟的影片《中国影像》(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从内容介绍来看,有多个镜头不在前片的序列之内;此外,法国高蒙百代电影公司的资料库中,也有部分方苏雅拍摄的电影片段。粗略统计,这些影片材料总长至少超过六十分钟。在他之前或者同一时期,尽管也有卢米埃尔兄弟公司的职业电影摄制组到中国拍摄,但多为匆忙猎奇之举,且存世作品寥寥,偶见只鳞片爪的零散镜头。而方苏雅在云南历时数年所拍摄的电影素材,涵盖城市街景、日常生活、舞蹈戏曲、案件审理以及官方活动等内容,达到了那个时代最为系统、多元且海量的程度,堪称晚清中国社会一部前所未有的“电影百科全书”。

   方苏雅之中国观,与其长期担任法国驻华使节的经历至为密切,亦受十九世纪后半叶主导西方思想界的社会进化主义熏陶。方苏雅辗转履职于中国最边远、贫困的西南诸省,所见民生之凋敝,官场之腐朽,生存环境之恶劣困苦,社会风气之保守排外,较之西风早已东渐的华东地区尤为不堪,他在旅行笔记与信件中,对身陷此等情境往往嗔怒愤懑,骂之不绝。方苏雅虽然没有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他作为一名曾派驻法属殖民地与远东古国的官员,无疑是以法国价值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故其观照中国的视角,自然不出欧洲文明至上的东方主义窠臼,又带有些所谓“拯救人类学”的热忱——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在所难免地被西方现代文明碾压湮灭之前,捡拾、收藏一些遗存的碎片,作为人类社会阶梯式发展的证据。方苏雅的照片、电影,以及他煞费苦心搜集来的铜鼓、乐器、字画,甚至墓地里掘来的头盖骨,都是这位业余人种志爱好者为法兰西民族奉献的诚挚礼物。

   方苏雅在云南拍摄的电影,描绘了他经年所见的中国图景:“赤贫、陈旧、破碎,但仍旧不断地向人展示其魅力,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感到惊讶、好奇与兴趣盎然。”透过这些活动的影像,一百多年前昆明的市井百态、三教九流,甚至于难得一见的衙门事务、外交礼仪,都鲜活地呈现于当代人的眼前,如隔世重演的西洋镜,抑或是在电影幕布上明灭不定的晚清浮世绘。

  

  

   方苏雅于一八九九年末赴昆明履职,次年即因“昆明教案”被迫离境返回安南,待时局安定后,他于一九〇一年再度回到昆明,四处游历考察,筹备滇越铁路的勘探与修建事宜——电影摄影机大约是在这一时期被他带到其领事官邸的。对于这座边远闭塞的云南省府,他一方面抱怨其凋敝与污秽,另一方面,又庆幸城中的传统生活未被西洋新潮所染。他曾写道:“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不开放的,除了我带来的一些东西外,它尚未受欧罗巴的影响。我是一名观众,我能观察到中国社会中十足地道的东西,我力图深入下去并得出某些观点看法。我认为,一个存在了如此多年的泱泱大国,它迄今仍不为人知的现象很快就要结束了。”正是这种与后世民族志作者相近的思考付诸行动,让这位尊贵的法国领事大人亲身出没于昆明大街小巷,拍摄了城墙内外多个区域的生活图景。

   “方城的三面,城墙外便是郊区农田,最重要的南门方向有条商业大道延伸一公里多长,通往蒙自和东京。”方苏雅将镜头对准昆明的标志性建筑“金马碧鸡牌坊”以及坊间临街铺面:“未经雕琢的街石不严缝地铺在地面,街中心滑溜溜的地面上,不时有一凼凼的积水。在这些水凼两边,一排样式相同、低矮破烂的挡雨屋檐由虫蛀了的柱子支撑着,为小摊贩的摊子遮雨,大小相似的小摊子一个接一个在自家的屋檐下摆着,自城市建设以来便是如此。”

   方苏雅更喜欢拍摄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街上,一群群脏兮兮的尘土满面、泥浆满身的行人,穿着宽大的齐膝棉裤,脚蹬草鞋,头戴帽子,不过绝大部分帽子都像被捅破了底的盖子。在嘈杂的人群中,有时也会碰上个把穿天蓝色棉布长衫的先生,或者碰上难得一见的着绸穿缎的阔佬,有时还会遇上盛装的妇人。”在方苏雅的摄影机前方,往往猬集很多好奇的民众,紧紧盯着这个有护兵拱卫的洋人和他摇动手柄的奇怪机器。隔着一百多年的时光,祖先的目光透过镜头与我们对视,既有古老血脉的传承,又有文明嬗变之后的陌生与错愕。

   与二十世纪前叶大多数浮光掠影的旅华电影不同,方苏雅的影片记录了很多晚清昆明市井细节,至今仍可感受浓郁的生活趣味。他曾完整地记录了一组晚清男子理发的镜头,为今人研究清人辫发的日常打理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材料。在影片中,两名剃头匠站在街边,各备一高一低两把圆凳,且共用一个木架上的水盆。两位顾客先是坐在矮凳上,上半身伏撑于高凳,由剃头匠为其捏肩捶背,刮头剃须。在下一个镜头中,剃头匠已坐在高凳之上,顺着光线为顾客“采耳”。此后顾客付费,皆大欢喜。这段影像将剃头摊高低凳的多种用途清晰展现,可见设备虽简陋,服务有巧思,“匠人精神”可谓千古不磨。

   方苏雅以他府邸的中国管家夫妇为对象,拍摄了两组休闲饮食的场景。在第一组镜头中,这对衣着体面的夫妇坐在庭院里,面对摄影机,手中端着碗筷。男子坐姿端正,泰然就餐,女子露出三寸金莲踩在凳子上,不知是惯常如此,还是方苏雅特地要求她展示“国粹”。另一组同景别的镜头,展现了管家夫妇吸水烟的情景。两人各持一副黄铜烟具,吞云吐雾,间或端起茶碗,啜饮一口茶水。管家行为自若,显然是对领事大人的拍摄活动司空见惯,夫人的举止较为扭捏,神情略有不满,很不习惯被摄影机与洋人直视其姿容举止,却遭到了管家的斥责,只得无奈地继续对镜表演。这两组摆拍的影像,意在呈现中国人的日常起居,却在无意中体现了摄影机两造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或许是出于猎奇的心理,方苏雅还拍摄了两组屠夫杀猪的镜头,在电影摇篮时期,这可算是生猛“重口”的摄像之举。第一组影像中环境优雅,黛瓦白墙,杀猪者衣着体面,应是大户人家的仆役在操刀屠宰;第二组影像中的屠夫衣服破烂,背后的土房墙壁破裂,村童环伺,或是普通村民在屠宰年猪。有趣的是,无论贫富如何,在杀猪的过程中都有人烧香燃纸,进行简单的祭祀,或为告慰猪灵,庇佑投胎之举。这一仪式今日已不可见,屠宰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远离公众视野的死亡流水线,先人基于轮回往生的朴素信仰,为生命之牺牲燃起的火烛,也早已悄然寂灭,只余星点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影像残片中。

  

  

   在晚清混乱的政局中,偏居云南一隅的方苏雅虽有较高的职衔,在政治上却无足轻重,因此,他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观赏昆明本地的曲艺,甚至做些堂会,将艺人请到宅邸演出。在方苏雅的电影中,有相当多的内容与戏曲、武术、杂耍或其他江湖演艺相关,以动态影像的形式直观地存留下清末云南民间表演艺术的时代风貌。

   方苏雅通常在一座宅院门内的空场拍摄他感兴趣的演出活动。如果参考他对于领事官邸的一番描述:“在这个院子的左边,有一条中国式的长廊,有孔透光的建筑物,挂着薄薄的绢纸,既可当墙,又可作窗。这条长廊被一个宽敞的过厅式的玩意儿分成了两部分。”这个地点应该正位于领事馆内部,便于他不受干扰地进行电影拍摄。在高蒙百代电影公司收藏的资料当中,存有两组戏曲演出的场景,其中既有以武丑为主角满场打闹的武戏,又有儿女祝寿、金玉满堂的文戏,每一场戏均有十名左右的演员上场表演,人头攒动,场面相当热闹。在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收藏的电影版本中,同样有两场戏曲表演。首先是一位男性旦角的舞蹈,他身材颀长,舞姿舒展,在琴师的伴奏下,举手投足颇具风韵,应是未上戏装前的一套戏曲舞段。在随后的戏曲演出中,这位演员身着刀马旦戏服,与另三位男演员在镜头前表演了一出武戏,手舞足蹈,令人眼花缭乱。有趣的是,刀马旦在与一名武生演对手戏时,忽然亲吻了对方的脸颊,不知这是某部戏文的桥段,还是那位男旦演员的即兴发挥。

   此类“杂耍百戏”入方苏雅影片者,还有一堂猴戏。四人一猴的戏班子鸣锣开演,两人手持一方白色幕布立于后场,耍猴人一边敲锣唱戏,一边指挥操控着拴在绳子上的小猴翻跟头打把式。幕布前方还有人坐在道具箱旁,猴子蹦跳一会儿便会跑到箱前,打开箱盖,此时,道具师会为它换一顶戏帽或面具,有时还递给猴子一根短棒,以配合耍猴人说唱的戏文。猴戏在中国传承久远,自清代以来多为河南新野县籍艺人行走江湖的传统技艺。这段影像虽没有声音,无从判别耍猴者究竟是何方来客,但若参考有关新野猴戏之描述:“玩猴人手中的锣鼓,又叫‘报君知’,犹如指挥棒,锣声一响,猴戏开场,在轻、重、急、缓提示下,猴子就会心领神会,做起妙趣横生的动作。当玩猴人口唱‘打开柜子调开了箱,装一个三关的杨六郎’,猴子闻声,就跑到箱子里拿一顶盔帽戴上,而后按锣声信号,一会儿戴包公面具,一会儿戴关公脸具,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其描写的内容与该段影片情状如出一辙。又考新野猴戏艺人在清末、民国时期有前往缅甸、越南耍猴谋生之传统路线,则方苏雅所拍到的,或许正是几名途经昆明沿街卖艺,被领事大人邀来府上演出的河南耍猴人。

  

  

晚清中国社会孱弱穷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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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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