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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国家治理:古希腊城邦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8-07-17 14:55:13
作者: 许耀桐 (进入专栏)  

  

   [摘要] 古希腊哲人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到城邦治理的重大问题,阐述了城邦国家要把公共事务治理好,必须树立至善理念才能达到良善治理;城邦治理要有利于和造福于公民,不可缺少优良的政体,应以优良政体实现和谐治理;应以遵从和依靠法律规制实行法治治理,以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治理。古希腊哲人对城邦的“良善治理、和谐治理、法治治理、民主治理”的认知,揭示了国家治理的四大规律,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国家治理 古希腊 城邦治理 启示

  

   引子  为何研究古希腊城邦治理

  

   治理,是人类自身处置公共事务的一种有组织、合目的的活动。国家治理,则是由国家政治权力体系或国家政治体制组织实施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原始社会解体后,古希腊城邦是最初产生的一种国家形态。在古希腊产生城邦国家(City state or polis)之前,没有国家治理,因此,城邦国家成为国家治理的先河,构成国家治理的“元形态”。古希腊城邦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治理的“元形态”,是因为城邦国家具有很多特殊性。以其中的雅典城邦为例:

  

   ——城邦社会成员构成丰富、复杂。雅典成为城邦国家时,虽然只是一个小国寡民,但社会成员的阶层、阶级却应有尽有,有奴隶、外邦自由人、公民、贵族、王者、官吏、武士、军人等。在有财产者中,根据拥有财产的状况又分为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雇工级四大等级:再从城邦人员从事的经济行业来看,有从事农业的,有从事手工业的,还有从事商业的,还有从事航海业的。而一般的国家,最初的社会成员结构则较为简单。

  

   ——城邦开放度高,人员流动量大。雅典的外来人口是大量的,出入雅典城邦的人络绎不绝。雅典也注重引进外来人员,例如,历史上的梭伦改革时期,特别鼓励海外的熟练的工匠移居雅典。而一般的国家则闭关锁国、落后自守。

  

   ——城邦工商业发达,实行商品经济。雅典濒临爱琴海,海上交通便利。这里的商人可以远航到埃及等地,商业贸易使城邦繁荣起来。雅典的工商业仅不同的生产部门就多达二十多种,而且每一种手工行业分工细、门类众多、技术精良,因此,雅典商品经济流行,商品垄断了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市场。雅典的海外贸易也极其繁忙,使雅典成为当时全希腊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皮里优斯港是当时最大的国际商港,也是东西货物的集散地。而一般的国家,最初都处于自然经济形态。

  

   ——城邦文化发展,文明影响力强。希腊文化不仅文学、艺术、哲学、史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全面繁荣,而且希腊人在各个领域都创造出令人惊异的成就。特别在政治哲学方面,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巨匠。他们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和论述了城邦治理的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是留给后人的不可多得的思想遗产。

  

   以上四个特征,为古代和中世纪的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特别是古希腊国家创造的文明,是一种包含未来文明的萌芽,以至于近代西欧发生的文艺复兴和人文思潮的兴起,言必称希腊,就是要回归古希腊文明、延续古希腊文化。关于城邦治理问题,古希腊的先贤们作出了大量的论述,他们阐述了国家要把公共事务治理好,必须树立至善的城邦治理理念,才能实施良善治理;城邦治理要有利于和造福于公民,也不可缺少优良的政体;同时,还应以遵从和依靠法律规制实行法治治理,以不断推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治理。古希腊哲人对城邦的“良善治理、和谐治理、法治治理、民主治理”的认知,揭示了国家治理的四大规律,由此可见,通过研究古希腊城邦治理,可以发掘它的普遍价值,从中得到有益启迪。

  

   一、树立至善理念与良善治理

  

      公元前8到6世纪,在古希腊氏族社会解体后,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数以百计的城邦国家。城邦国家和氏族社会迥然不同,氏族社会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来划分的;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产生,不同氏族和部落的成员开始流动、混然杂居,氏族社会逐渐解体,这就形成了按地区居民居住地来划分的城邦国家。在氏族社会里。“每一个氏族的人数大约在一百人到一千人之间。”[①]部落是氏族社会最大的组织,摩尔根认为,古希腊雅典的部落共有4个,每一个部落由3个胞族组成,每一个胞族又包含30个氏族[②],也就是说,一个部落有90个氏族,如果按1000人算,一个部落最多也就是90000人。而当雅典成为城邦国家时,人口众多,其总数则在30—40万之间。在氏族社会里,全体社会成员都是自由人,财产共同享有,实行均等分配,有着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自由、平等、博爱是氏族内部为人处事通行的原则,氏族的公共机构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手中并没有强制的手段。而在城邦国家里,原先的无差别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以及形成外邦自由人、公民等阶层,在有财产者中根据拥有财产的状况又分为若干等级。氏族的公共机构也被城邦的国家机器所取代,出现了专职的统治者、官吏和军人。很显然,城邦国家比起氏族社会来,在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氏族社会亲善质朴的原初治理,已经转变成阶级统治的治理。

  

      由氏族社会治理转入城邦国家治理,治理的条件、形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城邦国家的治理远比氏族社会的治理复杂得多。氏族社会曾被称之为黄金时代,那时人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后来代替黄金时代的是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仇恨、忧虑和悲伤的王国。这个时代,只有强权,没有公理”[③]。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到黑铁时代的急速下坠,因传统秩序和道德伦理的失范而更多地带来了暴力的横行、罪恶的肆虐,引发了古希腊先贤们深深的焦虑和对治理问题迫切的思索探寻。治理,成为城邦最为关注的主题,集中着政治哲人的情怀智慧。

  

      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却也是古希腊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时期的一部社会史、风俗史,具有很高的政治、社会和民俗的研究价值。在荷马史诗里已出现了城邦一词,这样的城邦不仅是市场交易的中心,而且有着公民集会的场所,《伊利亚特》中就曾记述了奥德修斯规劝一些从公民大会上逃脱的阿该亚人回到公民大会会场的事。荷马史诗中出现了狄凯(Dike)的女神,代表着正义。狄凯的形象是手持标尺衡量事物和事件是否合适、正义,维护自己的人格、家族的名誉和人际关系的公正。公民大会本身也是正义的体现,在荷马史诗中当奧德修斯游历来到传说中独眼巨人的乡土时,看到的是一些野蛮无礼而根本不知何者为正义的巨人,因为他们没有公民大会,也就没有正义原则。同时,在荷马史诗中还十分重视正义的地位和作用。在《奧德赛》第九卷中,奧德修斯说道:我奋斗不已却不诉诸暴力。因为任何人都不应侵害正义。很显然,荷马史诗表达了在城邦的生活和治理中,应当追求和实现正义。

  

      如果说荷马史诗还是以文学的色彩笔调涉及了正义问题,那么,在公元前8世纪末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那里,开篇便直面统治者,呼唤正义和公正:“宙斯啊,请你往下界看看,侧耳听听,了解真情,伸张正义,使判断公正。”[④]赫西俄德还讲了一个故事,一只鹞鹰用利爪生擒了一只夜莺,得意地飞翔到云层之中,夜莺因鹰爪的刺戮而痛苦地呻吟着。这显然是强者对弱者赤裸裸的欺凌。为此,赫西俄德发出愤怒的呐喊:“要倾听正义,不要希求暴力,因为暴力无益于贫穷者,甚至家财万贯的富人也不容易承受暴力”[⑤]。赫西俄德更明确地指出:“如果对任何外来人和本城邦人都予以公正审判,丝毫不背离正义,他们的城市就繁荣,人民就富庶,他们的城邦就会呈现出一派爱护儿童、安居乐业的和平景象。”[⑥]

  

      从荷马到赫西俄德,正是古希腊“正义(themis,dike)和良好秩序(eunomia)观念的形成”[⑦]阶段,对后来的古希腊哲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更加关注于如何治理城邦的问题,为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弘扬正义的理念,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针对一部分智者“强权即正义”的主张,苏格拉底展开了批判。一些智者认为,强者可以用暴力剥夺弱者的财产并统治他们,这是一种“天然的正义”。在他们看来,作为治理城邦事务的强者,既然是最有智慧和最勇敢的人,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一种美德,也符合自然的真理。苏格拉底反驳道,善与恶、快乐与痛苦彼此相互联系,杰出的政治家作为治理城邦的人,绝不能追求和满足一己欲望和享乐,而要把追求善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样的最高的善业就是实现城邦的和谐有序、严守法规和自我制约。他说:“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⑧],很显然,正义就是有道德即具有美德的善。这样,苏格拉底把正义和善联系起来,确立了正义就是善,治理者必须是正义的善者,城邦必须具有治理的至善理念。

  

      作为苏格拉底学生的柏拉图、以及作为柏拉图学生的亚里士多德,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城邦治理的正义和至善问题。什么才是城邦国家的正义呢?柏拉图认为,一个“完善”的城邦必然是一个具有各种美德的城邦。这美德包括“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个方面。柏拉图指出,正义虽然列在美德的最后,但它却是立国的基础,也是其他三种美德得以产生、存在并能持续下去的前提。在四种美德中,只有正义最能使城邦至善,并维持城邦的秩序与和谐。柏拉图认为,城邦正义离不开个人正义,因为城邦不过是放大的个人,个人也不过是缩小的城邦而已。城邦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⑨]但无论是“正义的人,正义的国家以及正义人里的正义和正义国家里的正义”,正义都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而强有力”,不正义是一种邪恶,“是一种心灵的疾病,丑而软弱无力”[⑩]。尤其是作为治国的“哲学王”,必须具有真正的治国知识——善的理念。比起柏拉图来,亚里士多德更加强调城邦的正义和至善对个人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一种政治共同体,以“善业为目的”[11]。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2]人的群体性、社会性决定了人若离开城邦,根本就无法过良善的生活,城邦的善会给个人以更大、更多的影响。

  

   “希腊城邦出现的时候,它就做出了规划,力图体现国家能够而且应该所是的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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