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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

更新时间:2006-09-17 20:37:39
作者: 冯仕政  

  

  提要: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集体抗争控制机制之一。本文利用China GSS 2003数据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单位性质(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事业)和单位行政级别等两种单位特征对三种集体抗争发生机制,即相对剥夺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和政治过程机制的分割效应。研究发现,单位对集体抗争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抑制的机制和效果随着单位特征的变化而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单位特征对集体抗争的发生机制具有明显的分割效应。在单位的严格控制下,可支配时间、可支配收入和领导力等将集体抗争组织化的社会资源在集体抗争发生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预示着中国的集体抗争仍将保持非组织化的发动模式。另一方面,单位制本身也蕴藏着发生集体抗争的潜能,但受到单位行政级别的政治效应的强烈抑制。

  关键词:单位制;集体抗争;分割效应

  

  *本文是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编号:03CSH001)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11工程\"项目\"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本人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 )社会学系访学期间,深得助理教授苏阳博士和王丰教授的关照;苏阳博士与作者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本文的写作和修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对本文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教授的不断敦促,使此文不至于不了了之。在此对以上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存在的疏漏和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开放的,就像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个合理的结果是:任何社会成员的同等努力都应该从社会中得到同等回报。但事实上,由于种种集团性因素的分割,个人同样水平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往往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很不相同的。造成社会分割的因素很多,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理的,等等。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和国外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单位\"的社会分割效应越来越引起重视(比如:Wu,2002;王天夫、王丰,2005)。单位作为中国城镇社会的基本管理体制(参见Bray,2005;Walder,1986;Whyte &Parish,1984;李路路、李汉林,2000a ;路风,1989;刘建军,2000;等等),其社会分割效应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包括对本文所要讨论的集体抗争的发生机制)。本文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讨论并利用调查数据,检验\"单位\"对当前集体抗争的发生机制有无分割效应;如果有,又是怎样实现的。观之以往的研究,不管是关于中国集体抗争的研究,还是关于中国单位制的研究,未见有人明确提出并讨论这一问题。尝试对此的研究,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全文讨论的基础,将首先简单地回顾有关中国的单位制与集体抗争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部分,将概括关于1978年以来的单位制改革与集体抗争发生机制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总结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将给出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介绍用于统计检验的数据和变量。第四部分,将建立统计模型并对模型运算的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最后,第五部分将总结和讨论本次研究的发现及其理论意义,以及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单位制与集体抗争的有效控制

  

  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单位制的研究都承认,单位制有效地遏制了集体抗争的发生。在这方面,最为有名的研究当属魏昂德在研究中国国有工厂时提出的\"新传统主义\"(neo2traditionalism)理论(Walder,1986)。

  他认为,中国工厂对工人的控制有两种主要机制(Walder,1983、1986):一种是\"组织化依附\"(organized dependence),一种是\"有原则的特殊主义\"(principled particularism),二者相辅相承。所谓\"组织化依附\"是指,由于工厂掌握着个人生活和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机会,迫使工人不得不依赖并全面依附于工厂。这种依附是体制性的、组织化的,而不是个别化的、偶然性的。虽然中国的单位除了政治控制功能之外,还有社会保障功能;前者是\"严父式的\"(paternalistic ),后者是\"慈母式的\"(maternalistic )(L ü&Perry ,1997:8-12)。但\"严父\"与\"慈母\"两种角色是可以随时转换的,并且转换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单位手中。因此,\"慈母式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存在,并不能否认\"组织化依附\"是个人与单位关系中最本质和最重要的特征。

  在组织化依附条件下,个人的报酬全面取决于干部对个人\"表现\"的评价。评价的范围,从本职工作到私人生活,既深且广;更重要的是,评价的标准有很大的随意性——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的个人好恶。组织控制如此之严密,干部的个人权力又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工人来说,保证个人收益最大化的最现实而合理的策略就是向干部输诚效忠——用俗话来说,就是\"套近乎\"、\"拉关系\".在干部这一边,从感情上讲,有人效忠是谁都乐意的事情;而bO??Q9:且从业务的角度来说,单位制固然赋予干部很大的权力,但在\"单位社会主义\"(Womack,1991)条件下,由于工人表现再差也难以开除,他们甚至会通过磨洋工、\"集体不作为\"(collective inaction )(Lee ,1998;Oi,1989;Townsend &Womack ,1986)等隐蔽方式来威胁干部,迫使干部必须在正式的组织手段之外,再在工人中培养\"积极分子\".干部通过对积极分子予以特别奖赏,一方面可以树立榜样以激励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他们就近监控不服从的工人。这样,干部与积极分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上恩下忠的\"恩荫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 )。由于这个网络把制度角色的履行和个人利益的交换几乎是天衣无缝地结合了起来,所以是\"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工厂领导交替运用\"软\"(关系网络)、\"硬\"(组织权力)两手,保证了工人对工厂最大限度的服从。这样一种制度设施是如此之有效,以致\"具有阻止组织化政治活动——哪怕是达到集体行动水平——的惊人能力\"(Walder,1986:19)。魏昂德虽然只是基于国有企业提出他的论述,但他所开创的将组织制度与关系网络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形成了大量关于单位内部机制研究的基本理论视角(比如Dittmer &L ü,1996;李猛等,1996;李路路、李汉林,1999、2000a、2000b;李汉林、李路路,1999、2002;李铒金,2003)。

  关于单位制度与集体抗争之间的关系,魏昂德的理论中有一个隐而未发的理论假设:国家对集体抗争的控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单位从结构上把社会成员分成了不同的群体并分而治之,自然更容易控制。

  这样,他实际上强调了单位在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分割功能——对\"辖区\"的划分。但两个更重要的方面他没有涉及:一是单位对其他更重要的社会属性,比如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心理的分化作用及其对于集体抗争控制的意义;二是单位在分化作用上的差异及其对集体抗争控制的影响,比如,也许所有单位都可以通过控制个人收入而阻止个体参与集体行动,但控制的效果在不同类型的单位中也许是有显著差异的。关于第一点,周雪光的研究(Zhou,1993)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补充。

  正是注意到单位制对社会心理和利益结构的影响,周雪光从同一种制度结构中推出了相反的结论:单位制具有引发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潜能。

  周雪光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制度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取消了市场,从而垄断了全社会。在国家与市场并存的社会中,国家掌控的是公共领域,市场运作的是私人领域。这两个领域实际上互为\"出口\":通过国家实现不了的利益可以通过市场实现,反之亦然。如果存在一个足够独立和完备的市场,那么,个人的大量利益都可以通过市场上的私人交易实现,不必事事都去找国家。相应地,国家成为集体行动的靶子的概率就要小得多。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国家全面取消了市场,个人被迫进入国家全面控制下的单位,从而全面进入公共领域。一个个单位虽然把社会个体从地理上,从而在社会交往上隔离开来;但诡异的是,它又从另一方面将社会个体大规模地贯通起来,从而为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爆发准备了条件。具体表现在,在强调集中和\"全国一盘棋\"的单位体制下,不同单位的成员虽然彼此很少交往,但却因为面对同一个国家,领受同样的政策,而逐渐在利益上、心理上趋于一致,形成具有共同利益追求、共同社会心理、共同怨忿对象的\"大数\"(large numbers )。不言而喻,那个共同的怨忿对象就是国家。更为反讽的是,国家通过单位实施的大量政治运动,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政治敏感度和政治动员状态。一旦因国家政治发生大的转折而导致精英集团和社会的分裂时,平时长期被压抑但在政治上又很敏感的\"大数\"就会迸发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国家集中体制下,国家能够从社会地理上将社会成员分而治之,但国家对私人领域的高度介入,以及国家政治本身的不稳定性,却使同一种制度同样具有引发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潜能。

  显然,相对于魏昂德隐晦地承认单位之间在社会地理上的\"分\"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异\",周雪光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单位之间的\"同\".这一微小差异,决定了他们从同一起点出发,却得出了迥然相反的理论结论。周雪光强调,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家全面取消市场从而吞并社会这一重要体制特征,李路路、李汉林在单位制研究中也持同样的观点(1999,2000a、2000b)。

  不难发现,魏昂德和周雪光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单位的同质性而忽略了单位的异质性。作为补充,本研究准备分析单位的异质性对集体抗争发生机制(反过来说也就是控制机制)的影响。为此,有必要首先对作为经验事实的\"单位制\"的特征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Nee ,1989)下,国家是社会运作的惟一中心。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垄断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偏好自上而下地进行分配。在此过程中,单位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惟一桥梁。整个社会资源的生产、交换和分配都是通过单位这个中介来完成的;而个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要么从本单位直接获取,要么通过本单位从外单位间接获取,舍此没有别的渠道。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与单位,并通过单位与国家发生关系。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单位事实上是国家组织的延伸(Wu,2002)。

  首先,任何单位都隶属并受控于政府。国家有权力也有权利控制任何单位的一切活动,包括单位本身的关、停、并、转、迁。其次,任何单位干部除了在单位的管理级别外,还有国家的行政级别。这意味着,不管单位的性质如何,单位干部都是\"国家干部\",会尽可能忠实地执行国家命令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最后,国家以单位为基础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垄断,个人没有单位之外的自由活动空间。甚至,个人在单位之外的活动都被视为对国家的不服从或挑衅(参见Walder,1986;Whyte &Parish,1984;Zhou,1993),从而被严格禁止和防范。这三点,保证了国家对单位和单位成员强有力的控制。

  虽然国家希望通过实行完全的国家所有制①「这从\"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应该追求的目标\"的经典论述中即可窥见一斑。」而把整个社会都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但事实上,由于\"渗透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 )

  落后于\"任意性权力\"(despotic power)②「infrastructural power 或许直译为\"基础设施能力\"更为通俗易懂。这里为了简明和对称,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的译法,译为\"渗透性权力\".所谓\"任意性权力\",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其合法性论述\"应该\"拥有的权力。而任意性权力要落到实处,必须有足够的\"基础设施能力\"——比如政情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作为保障。」(Mann,1986),国家不能不对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于是造成了单位之间的分化。单位之间的分化主要沿着两条轨道展开:一是结合单位的职能和所有制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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