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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树海:“同源”与“一家”*

——林惠祥、徐松石“环南中国海”古代民族关系研究的时代意义

更新时间:2018-06-02 23:20:20
作者: 杜树海  

   【内容提要】 林惠祥、徐松石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提出环南中国海区域“中马同源”与“壮泰一家”的学术观点,本文简述了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方法论特色。运用知识社会学与知识谱系学的方法,本文展示了学者的研究取向与其自身家庭出身、求学经历、人生境遇、大时代背景以及世界学术潮流的密切关系。林惠祥、徐松石的学术思想在后世的“南岛语族”和“壮泰比较”研究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本文认为,这种研究传统在今天仍具有重建区域共同体历史记忆的价值。

   【关键词】 林惠祥,徐松石,环南中国海,民族关系

  

   在本文中,“环南中国海”区域古代民族关系指涉的是中国东南、华南与东南亚(旧称“南洋”)的古代民族关系。麻国庆曾在《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一文中如此定义“环南中国海”区域:“地理上提到的南中国海,具体是指北至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海峡,东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至越南与马来半岛的狭长海域,连接着中国南部、中南半岛、东南亚群岛三大区域,并通过巴士海峡、苏禄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将太平洋和印度洋维系在一起。环南中国海区域则包括南中国海的周边区域,以及与南中国海发生经济、政治、军事等重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①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可视为两个不同部分的组合,即中国东南、华南与东南亚的组合。“环南中国海”区域概念值得借鉴的原因在于,其可以凸显上述两个不同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性。麻国庆在前文中强调的是现当代“环南中国海”区域内部的“流动”与“网络”,在笔者看来,这种“流动”与“网络”是可以追溯到历史时期甚至史前时期的。

   当下的“东南亚”在20世纪上半叶多被国人表述为“南洋”,时人陈序经写道:“(南洋)是指英属的缅甸、马来半岛,及婆罗洲;荷属的爪哇、苏门答腊,以及其他的东印度群岛;美属的菲律宾群岛;法属的越南,与暹罗等处。所谓南洋,虽然有海洋的意义,然而我们所指的却不只是在中国南海(South China Sea)中的岛屿,而且指与我国西南各省,即广东、广西、云南、西康所接壤,而伸出于南海的缅甸、安南、暹罗,及马来半岛等地方。”②从陈序经的叙述看,“南洋”并不仅指东南亚的海岛、沿海区域,还可包括与我国西南、华南接壤的内陆部分,与现今“东南亚”区域基本重合。

   因缘际会,20世纪上半叶若干学者曾针对中国东南、华南与东南亚(“南洋”)的古代民族关系展开研究,进行论述,例如林惠祥、徐松石、陈序经以及罗香林等先生,其中尤以前两位的成果最具代表性。本文主要内容便是回顾林惠祥、徐松石关于古越族与马来民族、壮(僮)族与泰族古代演化关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运用知识社会学与知识谱系学的方法,揭示此种研究形成的个人、时代契机与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并分析其承接的世界学术脉络,最后阐述此种研究所开启的新局面在后世的继承与发扬。当下,在着力构建中国本位的学术话语体系之时,重新梳理、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有利于我们学术研究方向感的确立。

  

一、“同源”与“一家”:林惠祥、徐松石关于“环南中国海”古代民族关系的研究

  

   (一)林惠祥的“中马同源论”

   林惠祥(1901—1958),福建晋江人,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主要从事中国东南和台湾地区、东南亚半岛的民族历史、考古研究,论著包括著作《中国民族史》,论文《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等等。其因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马同源论”,即中国东南地区古越族与东南亚马来族同源的学说,而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

   早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林惠祥已对古越族与马来族的关系提出疑问:“今之闽粤人之体质似颇有类于马来人之处……然其人之中颇有色棕,面短,眼圆,颊骨大,身材矮者,一见即令人觉与中原之人大异,而与马来人相似。故古代越族与马来人不知是否有关系?马来人在古代固亦由大陆南下者,唯其在大陆时不知是否有一部分遗留?”③1938年他对上述疑问做出较为完整的回答:“以作者臆测,此越族者或即为留居大陆之古代马来人或原马来人(Proto-Malay)也”,④并就此提出体质、文化、语言与史前遗物四个方面的证据:其一,体质方面,马来人与闽粤人均直发、广头、短面、矮躯;马来人最与汉族不同者在乎具有“马来眼”,其形圆而大,与北方人的“蒙古眼”不同,南方汉人眼形渐趋圆大;其二,文化方面,马来人与古越族有断发、文身、黑齿、短须、跣足、拜蛇及巢居等共同文化习俗;其三,语言方面,马来语与古越语均属胶着语,与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差异较大;其四,史前遗物方面,双方在隆脊石锛、石箭镞、有肩石铲、陶器纹饰等方面具有相似性。⑤

   根据上述证据,林惠祥推衍出如下结论:“在远古时,蒙古利亚种之一支最先南下,居于中国东南方,其更后逐渐南徙至南洋群岛。其迁徙大约沿海岸线平地及水路进行,并兼用舟楫为工具……迁徙之时间最早亦不过始于数千年前,即新石器时代……至于留居中国东南部之一部分则称为越族,后与国内其他民族混合成为今日之闽粤人,为汉族之一部分。”⑥

   1958年林惠祥发表《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一文,对前引1938年文章进行补充和完善。例如将前人研究成果作了补充梳理,将前文中的史前遗物隆脊石锛正式命名为有段石锛,将精于航海列为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共同文化习俗等等。在结论方面,修改了前引文中马来族祖先沿海岸线与水路迁徙的观点,认为马来族南迁的路线应有两条:第一条是西线,是主要的,即由印度支那经苏门答腊、爪哇等到菲律宾,其证据是印纹陶和有肩石斧;第二条是东线,是由闽粤沿海到台湾,然后转到菲律宾、苏拉威西、苏禄、婆罗洲,其证据是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⑦

   林惠祥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利用不同区域发现的史前遗物进行对比,论证马来族与古越族的同源关系与迁徙演化。上文论证马来族祖先迁徙的两条路线即是一例。民族考古亦正是他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此处拟作重点分析。

   林惠祥于20世纪20年代在菲律宾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时,就曾见到当地发现的大量史前遗物,包括有段石锛、几何纹陶器等。1929年他踏勘台湾圆山遗址,收集到不少上述遗物。1930年其在厦门蜂巢山发现有段石锛,1937年又在福建武平发现大量有段石锛和几何纹陶器。故1938年他在参加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史学家大会”时,就提交了《福建武平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该文不仅限于武平的研究,还通过对比菲律宾、福建厦门、浙江杭州等地的史前遗物,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中国北方的不同,它跟南方相邻半岛与岛屿(即马来地区甚至波利尼西亚群岛)有联系;越人与现时的马来人具有种族联系……”⑧1958年林惠祥的遗作《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发表,该文根据当时已知的考古材料,将有段石锛的发展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阶段,探索不同类型在地域上的分布规律,并论证古代民族的迁徙路径:“大体言之,大陆上的型式是以初级、中级阶段的为多,菲律宾太平洋的以高级的为多,故应是大陆发生然后传于海岛。……在大陆上各地发现的有段石锛也有前后的阶段,在闽、粤、赣的多属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少有高级阶段,在浙江、江苏等处发现的便有高级阶段。可见有段石锛应是在闽、粤、赣发生,发展到有高级阶段然后向北方及海外发展。”⑨他认为在闽、粤、赣发现的有段石锛多属初级、中级阶段,而菲律宾以及太平洋诸群岛则以高级阶段为多,故中国东南沿海是有段石锛的发源地,然后传播到东南亚海岛。总之,林惠祥论证的有段石锛传播路线与其推论的马来族祖先迁徙路线是相辅相成的。在林惠祥之前,国际学者对于有段石锛发源的研究多属推测性质,他利用中国本土的材料将相关推测变成实证,并使之理论化。林惠祥在民族考古领域的重要贡献使其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人类学家。

   (二)徐松石的“壮泰一家”论⑩

   徐松石(1899—1999),广西容县人,著名民族学家、教育工作者、神学研究者。因其20世纪50年代即迁居香港,后又移居美国,所以学术成果与贡献并不为国内学界所广知。然而,对于从事岭南民族和跨国民族研究的学者来说,他却是绕不开的学术开拓者。其著作包括《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百越雄风岭南铜鼓》等。

   几乎与林惠祥同时,1938年徐松石提出“壮泰一家”的学术观点:“况且今日暹泰的国音与广西的僮语大致相同……暹人乃是汉族的一支,与两广人民有更加密切的血统关系。”11泰国(时称暹罗)泰族与中国壮族具有血统关系尚可理解,泰族乃汉族一支的说法于今看来颇难接受。不过,我们不妨看其如何论证。徐松石认为:“远古时代,中国汉族的部落甚多,因为迁徙分离,环境殊别,经了相当长久的年岁,在文化和体质上,渐渐形成南北两大支派”,“炎帝神农的八世孙蚩尤败于黄帝之后,尧舜时南方还有‘三苗’和‘苍梧’两个大国”。12在这里,徐松石是以广西的苍梧县以及汉时的苍梧郡推论出尧舜时期苍梧国的。他进而论述到:“至于苍梧国遗民的一部分,则为今日所谓僮人、黎人、僰人、佬人、掸人和小泰人(即泰族——笔者注)。”13这就是徐松石在1942年左右完成的《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对壮族、泰族同出汉族的论证。于此,笔者不作过多评论,下面转向学术价值更高的壮、泰民族比较研究议题。

   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前言”中,徐松石开宗明义地提出他将要回答的问题:“(1)古代泰族以何处为发祥地?(2)泰族古代在中国的迁徙路线如何?(3)今日暹国人民与中国西南僮族有何关系?”14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对此他的回答是:“作者坚信广义壮泰族当中的掸族和小泰族,直接去自两广。……在远古时代,他们都是同一部族。在中国各省的居民中,两广人特别富于广义壮泰族的血统。”15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建构了一幅泰族(小泰人)迁徙的详细路线图:图上这条线路从广西百色市(德保)、崇左市(龙州)出发,向西沿今中越、中老边境过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西畴)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至红河边境口岸河口后,一支向北,一支向南,最后至十三版纳(境内)、十二周泰16(境外)汇合,取道澜沧江、南乌江进入泰国。17

建构起壮、泰民族发源史与迁徙路线图之后,徐松石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体质方面,泰族人身体较为矮小,“眼目略形斜竖,鼻稍大而较平。唇略厚。面在颧骨横过部分较大而两颊颇短”,18与两广壮人类似。第二,文化风俗方面,泰人婚礼习俗与壮人相似,其中尤以“槟榔礼”为最:“在两家约定的日期,由男家派遣媒人,捧槟榔盘前往女家,由女家把槟榔或其他聘礼收起,手续即告完成。”19两个民族传统民居都是“高栏房”(又称“干栏”建筑);男女社会地位都较为平等,等等。第三,使用铜鼓的证据,泰国曼谷一带就有相关记载,徐松石认为:“铜鼓乃岭南僮族所创制。我们看铜鼓的铸造,铜鼓的使用,和铜鼓的散布,就可以知道岭南僮族迁徙的情形。”20岭南在唐之前铸造铜鼓,在这之后只有埋鼓、挖鼓的记载,而也是在这时,泰国泰族势力日渐抬头,徐松石认为这体现了双方势力的消长以及人群的迁徙。21第四,语言方面,徐松石对两个民族的常用词语音作了对比,“作者曾经随意取小泰语(即今日暹罗的国语)普通常用的一百二十个字,与广西左右江流域最通用的僮音比较,彼此不甚相同的只有十三个字,其余彼此完全一样。”22另外,泰语的“倒装语序”23与壮语也是完全一致的。第五,地名证据,徐松石认为:“更有一事,足以证明小泰人去自两广,即小泰人自滇边经过南乌江和湄公河两流域而流入暹北和暹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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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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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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