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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重构中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国际担当

更新时间:2018-05-24 00:06:20
作者: 朱云汉  

一、美国霸权遭遇挑战,对华战略全面转向

  

   1、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重新思考对华战略已成为美两党外交精英的共识。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虽然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由于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北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精英的预想,对他们的心理冲击很大。美国第一次强烈感受到挑战,认为其有可能失去霸主地位。而美国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在小布什总统执政初期,当时的共和党人士已经对中国有了一些对抗性的战略转向。然而,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思路被“9.11”事件打断,恐怖主义变成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从这个角度看,全力扼制中国的政策已经因此推迟了17年,也给中国带来历史上空前的机遇。

   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坎贝尔曾在希拉里麾下任主管亚太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规划欧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政策的灵魂人物。

   2、中国一定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更招风,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充满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要确保自己长远的国际定位以及关于全球战略的宏观规划不受影响。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一定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崛起的机会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到了2008-2009年又迈越了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推进力量。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但其实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变化就已经出现,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此后受金融风暴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陷入停滞,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亟需修补,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跟不上今天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没办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这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很多全球议题会出现更大的失控风险。这也是中国必须要正面迎接的责任和挑战。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磨合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过渡期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虽然渐进的过渡期会让各方利益比较容易适应,从而避免毁灭性冲突,但小型摩擦和局部震荡却难以避免。


二、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1、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其中,据日本瑞穗证券预估,2018年中国的零售额可能达到5.8万亿美元,有望与美国持平甚至赶超。中国将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当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这份报告也有争取更多国家预算的部门利益考虑。

   2、中国在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明显超越美国。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或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是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增长非常快,如果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都算进来,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包括协助欠发达国家快速跨入网络时代。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投入约150亿美金,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 预计2023年完成)对于非洲大陆就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这个计划其实也在敦促地区国家开始思考,面对这样的机遇,可以规划怎样的信息和商务发展战略。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八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九成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3、E7将成为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现在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G7而是E7,E7就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就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让发展中国家将来能够更协同地在E7的架构下面对G7。如果用购买力等值来衡量,E7在1995年时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年就购买力等值来看,E7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

   当然,其中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但这个趋势很重要。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反应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国际秩序亟需修补

  

   1、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现在只能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内外交迫的危机: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在外部面对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特朗普变局: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也让外界无比讶异,包括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正式迁往耶路撒冷,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甚至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多边体制现在已陷入功能上的失调或瘫痪的僵局。

   2、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曾经扮演过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支撑起了开放的贸易体系,确保了货币的稳定。但战后英国元气大伤,无力也无心再担任这个角色;而美国则全面倒向孤立主义,虽然客观上有能力接替英国,主观上却完全没有意愿。于是,便出现了青黄不接、领导真空,造成了世界经济大恐慌和政治危机。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政治两极化,法西斯政权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纷纷崛起,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就像当年的英国,已逐渐要退出这个角色,而中国好像并没有准备去承接。

依照金德尔伯格的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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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和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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