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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强: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家庭教育权

更新时间:2018-05-07 00:03:28
作者: 叶强  

   摘要:  家庭教育权是父母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从无权利状态到私法权利再到基本权利的过程。在德国法上,基于基本法第6条第2款之规定和联邦宪法法院之判例,家庭教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认识已然深入人心,但是在中国,受制于传统观念和宪法的模糊规定,这一结论还有待论证。借助于宪法第33条第3款之规定,从第49条第3款中大体上可以得出父母权利具有基本权利的观点,间接佐证了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属性。在内容上,家庭教育权包括教育内容自主权、在家教育权、学校选择权和参与学校事务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确立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观念有着重要现实性,同时也为今后的家庭教育立法提供观念和理论指引。

   关键词: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权;父母权利;国家义务

  

   家庭教育成为权利,这是家庭教育法律化的重要事件。在理论上,家庭教育何以成为权利,是谁的权利,是什么性质的权利,都需要充分论证。过去学术界在分析家庭教育权时,通常是将其作为教育权的下位概念,与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并列进行,然而这一叙述方式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因为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主体责任,那么从父母权利的角度审视家庭教育权,可能具有新的意义。为了便利讨论,本文将“家庭教育权”定义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影响,以实现未成年子女成为合格的人;在概念上将“家庭教育权”和“父母教育权”等同。

  

一、家庭教育权的历史确立

  

   (一)家庭教育是父母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教育是从原始社会开始就伴随着人类生存和繁衍而存在的自然现象。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下,家庭教育虽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职能的性质,但却是自发地产生于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他们之间尚没有明确的权利意识,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1]随着公共学校的出现,特别是国家介入教育活动之后,围绕着儿童教育问题,国家开始和父母争夺教育儿童的权力。例如古代斯巴达的法律规定,没有受过法定教育的人都不能成为公民集团的成员,也不能获得国家分配的份地。[2]从西方的发展史来看,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教育的国家化趋势。

   这一开端与16世纪中期马丁·路德(1483~1546)推动的宗教改革有关。当时德国境内教育相当落后,学校大多掌握在教会手里。马丁·路德将改变教会与改变教育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假如政府有权强迫人民服兵役,那么政府更应有权强迫父母送其子女入学;他在《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中提出国家应该实行强制的义务教育,并认为义务教育“不是夺走父母亲的孩子,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公共的利益必须受教育”。1559 年,他的助手梅兰西顿(1497~1560)起草了一份符登堡的学校法规,要求每个学校建立一所本族语学校,并强迫儿童入校学习。就这样国家强制推行的义务教育开始在德国的一些小邦进行,如1619 年的《魏玛学校章程》明确规定将6-12 岁的义务教育儿童列入名册以便监督,对不愿送孩子受义务教育的家长进行劝告。[3]

   在国家推行义务教育的过程中,人们的儿童观也在发生改变。欧洲文艺复兴前,在西方,儿童一直被“忽视”,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未被承认,儿童没有独立的人格,是成人的附属品。在十六七世纪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到十六世纪中期,天主教在第一本长老会信纲中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并为实现此目的制定了《1646年法案》。[4]与此同时,近代的人权思想也深刻影响着儿童观。虽然在西方早期传统的自由主义哲学中,儿童仍然未受重视[5],但是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思想家的努力,儿童享有权利的观点开始得到生长。[6]作为人权思想的产物,法国1791年宪法第4条规定“应行设立和组织为全体公民所共有的公共教育,一切人所必需的那部分教育应当是免费的,此类教育机构应按王国区划的配合渐次分布之”[7],第一次在宪法上将国家的教育责任明确下来。如果这既表明了“国家教育权”的存在,同时又意味着它是一个宪法概念的话,[8]那么后来的法国1848年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免费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权利以及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则意味着“受教育权”得到了宪法承认。[9]

   传统上,教育未成年子女属于父母亲权的范围。“亲权”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法上的家父权,而家父权属于支配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权利。后来罗马帝国著名法学家盖尤斯架构出了人法和物法的民法体系,在“家父”之下又分别论述了收养、夫权、他权人、解放、监护、保佐、人格减等内容,由此奠定了后来大陆法系中亲权的理论基础。[10]然而不论是家父权还是亲权,它主要表现在在私法领域,国家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不明显;随着儿童受教育权的出现,国家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19世纪后期美国推行公共学校的运动中[11],父母和国家之间围绕儿童教育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在1923年的迈雅诉内布拉斯加州案(Meyer v. Nebraska)[12]和1925年的皮尔斯诉修女协会案(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13]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权利;并指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这项权利,由此将父母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看待,父母享有的家庭教育权受到宪法保护。

   和美国通过司法审查确立家庭教育权的机制不同,德国是以成文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的。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在反思普鲁士教育体制的基础上,于1919年8月11通过的《魏玛宪法》第120条中规定了“教育子女使其身心健康并具有社会能力,属于父母的最高义务及自然权利,教育行为受国家监督”,这就在宪法上明确了父母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性质。由于父母权利区分为父母抚养权和父母教育权,这样家庭教育权也获得了基本权利的地位,至此家庭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权利状态到私法权利再到基本权利的过程。

   (二)父母权利的性质:基本权利

   父母权利何以是基本权利?这里主要依据德国法上的理论展开。依据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之规定: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天然权利(das natürliche Recht),也是其首先需要承担的义务。该句承袭《魏玛宪法》第120条,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天然权利”:“天然权利”是否就是“自然权利”(Naturrecht)?第二,父母权利的对象是谁:是国家还是未成年子女?第三,父母权利是个人权利还是共同权利?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两个重要判例对这三个问题做了明确回答。第一个判例是在1982年2月9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就不莱梅州学校法中规定的学生咨询师的沉默义务是否侵犯了父母受基本法保障的知情权作出了裁定,认为虽然父母确实享有知情权,但是在学生咨询师的沉默义务更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时,这就构成了对父母知情权的限制,因而学校法的规定是合宪的。[14]第二个判例是在1989年4月18日,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庭作出裁定,认为诉愿人将一个成年的外国人作为未成年人来抚养的收养行为,不能得到基本法第6条的保护,并认为该地的外国人管理局不对这名外国人签发居留许可的行为是合宪的,因而驳回了该诉愿人的请求。[15]

   在第一个裁定书中,联邦宪法法院首先分析了“父母权利”的问题,它认为基本法上的“天然权利”意味着这一权利是先于国家存在的,不是国家赋予的,相反是作为预先规定的权利得到国家承认的。父母享有这一权利原则上是为了防御国家的干预,从而可以自行决定抚养和教育事项。对于“天然权利”的这种叙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然权利”,不过结合联邦宪法法院此前的判例,则不应该如此理解。因为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将“天然权利”放在自然法的框架下理解,很容易在自然法和历史性、自然法和实证法之间发生纠葛,即便承认“天然权利”带有自然权利的性质[16],而一旦它成为基本法的字句,也应该融入国家法秩序中。[17]也就是说,仍然应该从实证法的框架秩序中来理解“天然权利”。

   在第二个裁定书中,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家庭保护主要是将家庭作为“生活和教育共同体”来保护的。儿童的身心发展在家庭和父母教育中具有重大意义。一个由有责任的父母组成的家庭,其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儿童的成长,然而儿童一旦长大成人,父母的责任和职权就不存在了,所以基本法也就不再保护这样意义上的家庭了。关于这一点,联邦宪法法院在其他判例中也提到,父母一旦侵犯儿童利益,其基本权利是得不到保护的[18],这样就意味着父母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意义就在于保护儿童福利。[19]

   回到第一个裁定书中,联邦宪法法院还特别论证了父母权利是个人权利,不是共同权利(kolletives Elternrecht)的观点。结合该案案情,这主要涉及到父母是否有参与学校的权利。因为如果承认父母有权参与学校事务,那就意味着这是父母的“共同”权利了。在该裁定书中,联邦宪法法院引用了当时法学界的很多学术观点。主流学术意见似乎倾向于认可父母有参与学校的权利,但是联邦宪法法院不这样认为。在其看来,诚然教育未成年人是家庭和国家的共同职责,但基本法第7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全部学校事务受国家监督”,这就意味着学校的组织划分,教育体系的结构确定、学习过程中内容和教学上的规划、教学目的的设定,甚至学生是否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一目的,都属于国家教育权的形成范围。联邦宪法法院还再次强调,父母在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上具有优先权利,但是在学校事务上,父母的教育权和国家的教育权(Erziehungsauftrag)是平行的(gleichgestellt)。“平行”有两层含义,第一,二者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第二,二者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原则上互不侵犯。不过联邦宪法法院也认为,父母对于学校事务具有知情权,这是从儿童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不过根据基本法的权限划分,由于学校事务属于各州的主权范围,据此各州有权规定父母参与学校的内容,这并不违反基本法的规定。尽管如此,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仍然为理解父母权利提供了指引,结合德国学者的叙述,以下进一步细化对以上三个问题的认识。

   首先,针对“天然权利”,既然排除了从“自然法”的角度进行解释的可能,那么“天然权利”可能包含有这些方面:第一,“天然权利”意味着这是一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生物联系。父母受孕怀胎产下子女,也就有意愿去抚养和教育他们。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第二,“天然权利”意味着这也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随着儿童的逐渐长大,儿童的心智渐渐成熟。那么他们的个性发展权也在膨胀,与此相反,父母权利则是一个逐渐消失的过程。因而父母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留意子女的成熟情况和认知能力,随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做出调整。[20]第三,在基本法上,基本权保障都和第1条规定的人性尊严保障相关,而父母的人性尊严又保障了父母的个性发展的权利,抚养和教育子女是父母个性发展的内容之一。正是在第三个意义上,父母的“天然权利”也就具有了基本权利的性质。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指出,父母天然的权利就是来自于父母的人权。[21]

其次,针对父母权利。在中文的表述上,“父母权利”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词汇。与父母权利有关的词汇有“亲权”、“监护权”和“父母责任”等。“亲权”(elterliche Gewalt)是大陆法系国家中的一个典型概念。在德国民法改革的过程中,民法典中的“亲权”被“父母照顾”(elterliche Sorge)所取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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