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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王道之凝定

更新时间:2018-05-05 23:49:09
作者: 姚中秋  

构建国家的第一种路径:武力征服

  

   按主流的帝王世系谱,少昊在黄帝之后,而太史公列黄帝于《五帝本纪》之首,他正是因应各族群间冲突加剧之局面而兴,第一个产生统一意识并致力于政治统一。

   下面开始解读《五帝本纪》,首先记黄帝: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由这段记载可见,前中国各文化区间正在频繁而激烈的冲突中。黄帝是其中表现最为卓越者,长于军事,崇尚武力,试图以武力征服方式建立超大规模的共同体,首先打败炎帝族群,再与之联合,共同打败蚩尤族群,而成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

   此为人类建立大规模政治体之常见方式。在中国以西几乎全部历史中,建立大于城邦之共同体的主要模式就是武力征服,如罗马,以其强大武力征服所遭之各民族、城邦,迫其为殖民地,由总督领导的军队实施军事威压统治,以维系超大规模的“帝国”。这构成欧洲人构建普遍政治秩序的典范:近世西方国家一旦强大,必走上殖民征服、建立帝国之路。然而,仅一两百年后,曾经强大一时的殖民帝国纷纷解体。

   在中国,黄帝以武力征服统一各族群的努力似乎也未取得成功,至少未能完全取得成功: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黄帝已经征伐了炎帝、蚩尤,然后天下仍多有不顺者,说明黄帝所征服之地的统治秩序是不稳定的,以至于其本人片刻不能宁居,片刻不能离开师兵之保卫。

   当然,黄帝确实推动了天下之整合,如上文记载,黄帝的征伐足迹北到燕山地区,覆盖黄河中下游地区,旁及长江流域。同时,他也为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华夏各族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公共品:北逐獯粥。为治理所征服地区,黄帝初步建立了天下治理架构:

   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厕。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可见这个治理架构还是非常粗疏的,不过对各族群予以监督而已。从这个文本可见,黄帝的权威似有强烈的神灵依据,凭借着神灵的权威行使对各族群的权力。

  

构建国家的第二种路径:神教共同体

  

   《五帝本纪》所记第二位帝是颛顼: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是中国文明演进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基本含义是,人不再可凭巫术降神,由此确立了敬天。可见,相比于黄帝之武功,颛顼的重点在事神、事天。颛顼初步确立敬天之礼。但与后来的帝尧相比,其心智仍有浓烈神灵崇拜倾向。

   在“古者民、神不杂”时代,巫师以神灵权威处理人间事务,只是,这种权威局限于小规模邦国;颛顼通过引入超越地方性神灵的崇拜对象——天,以构建超出邦国范围的大规模共同体,为此,颛顼相当虔诚地侍奉神灵。

   此为人类建立超大规模共同体的一个重要途径。西人旨在建立超出城邦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之途径,除上文所说以武力征服建立帝国外,另一种就是以一神教建立超大规模的神灵崇拜共同体,此可见于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之神道政治。

   不过,这种神教共同体终究不是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内在地存在一系列严重缺陷和强烈的反政治倾向。最大问题有二:

   其一,排他而内在地反普遍主义。唯一真神教的根本教义是所有人信奉唯一真神,故在传播过程中,致力于排斥、消灭各族群原有神灵崇拜,由此引发众多文化冲突;又,每个唯一真神教内部总有宗派分歧,相互敌视,甚至冲突不已。因而,唯一真神信仰虽有普世主义诉求,现实却是,神教的普遍秩序完全不可能,今日神教文明的政治格局之典型特征是碎片化,小邦林立,完全无法缔造超大规模政治体。

   其二,神、俗二分,致其政治、国家遭到消解。按神教教义,人的第一义务是绝对服从神,而神是超现世的,承诺给人的幸福在来世,这必定分散人们对现世政治之关注。神又可言,对人颁布详尽的律法,管治人的心灵;为监督信众遵守律法而有建制化教会,行使广泛的管治权。于是,神教维护超大型信仰共同体的种种力量、机制,恰成为其无法构建超大型政治共同体之障碍:神权削弱王权,把共同体资源引向事神,这包括宗教战争。神教教义消解政治,政、教二元结构致其国家孱弱。

   回到《五帝本纪》,可见颛顼的努力未能成功。颛顼未能通过信仰的统一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原因正在于颛顼本人之努力方向:颛顼带给中国人的精神突破方向,不是从多神崇拜走向唯一真神崇拜,而是走向了敬天,而天完全不同于唯一真神——天不言,不以言辞对人颁布律法,也就无须专业神职人员,也就不可能有建制化教会,因而未能形成第二个统治体系。因此,中国没有走上神道政治之路。

   构建国家的第三种路径:利益共同体

   《五帝本纪》所记第三帝是帝喾,则在另一方向上有所发展: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利”字两次出现:帝喾“普施利物”,又“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之所以如此,则因其“知民之急”。据此可推测,帝喾致力于以利立国,主要是物质之利。

   这是人类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第三种路径。中国以西不少邦国,如腓尼基人、古希腊各城邦,多以贸易立国,贸易是其国家的经济支柱,国家以保护贸易利益为要务。

   雅典人的这种求利思想也影响了其哲学。《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从言辞上构建城邦,即始于人的生存需要,此即“民之急”。而以利看人,必视人为生利之器,故苏格拉底预设一人一技。这样,每人都需依赖他人才能生存,此即建立城邦之全部动机。

   早期现代以来的政治学与全部社会科学体系,竭力走出神教,却坠入另一极端:普遍地物质主义化,预设人是“理性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此构想国家与国家治理之机制。比如,霍布斯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陷入战争状态,只能通过设立主权者走出这种悲惨状态。洛克也认定,在自然状态中,人所关注的就是其“生命和财产”,很自然地,人们设立政治社会也即国家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

   霍布斯、洛克的思想在美国联邦宪法序言中有所体现。宪法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更完善的联邦,建立此联邦的第一个目的是树立正义,然而,何为正义?按古希腊人的观念,正义是做对朋友有益、对敌人有害的事情,或按罗马人的观念,正义是让每个人得到自己所应得者。也就是说,正义总是关乎利益之分配。

   建立联邦的第二个目的是内外的安全,这当然有助于维护利益。至于汉密尔顿,除重视安全外,还高度重视建立联邦政府之商业价值,这或许就是美国宪法序言所谓“公共福利”。重商主义实为美国建国之重要驱动力量,且已内置于其宪制结构和国家精神。

   而以利立国,利作为政治中之驱动因素,国民在国家政治生活过程中追逐自己利益之最大化,政治过程成为利益以及由其所衍生之权利在不同人、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或再分配,难免导致国家沿着利益为分割线,分裂成若干利益集团,相互争斗,以至于引发严重政治衰败,甚至导致国家解体。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是不可能稳固存在的,孔子早就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大学》反复告诫:“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以利立国,以利治国,其政治秩序固然反乎神道,却无以为王道。

  

王道之凝定:帝尧构建华夏共同体

  

   《五帝本纪》所记第四帝是帝尧: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

   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太史公这段记载本乎《尚书·尧典》。经文首先记帝尧之德,接下来指出,帝尧依凭其德,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构造了华夏—天下共同体。此处所说族、姓、邦是当时已存在并显然长期存在的共同体单位,帝尧通过亲、平章、协和等相应合群之道,将其逐层联合,构建了超出邦国、超出文化区范围的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华夏国家—天下—华夏从一开始就既是国家,也是超国家的天下。经文并指出,由于这一重大制度跃迁,黎民也即天下普通民众,发生了重大变化。

   可以说,正是帝尧创建了华夏国家。在帝尧之前,各邦皆有其君,各文化区也已初步联合起来而有其君,如黄帝、炎帝、蚩尤;帝尧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构建出更大规模的共同体,相比于以前所有君,帝尧之为君最大,其治理范围最大,政治权威也最为有效,故严格说来,帝尧是华夏—天下之第一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五帝本纪》的文本记载清晰可见,帝尧之立国努力与此前三帝大不相同,从中可见,王道已然凝定:

   第一,相比于黄帝,帝尧不是征服者,不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取得对各邦之统治权;相反,帝尧借助自己的德行,联合各邦国为一体,故帝尧所建立的不是帝国,而是华夏—天下文明与政治共同体。

   第二,相比于颛顼,帝尧的努力是纯世俗的,帝尧不是巫师,也不是神教教主,而是有德行的君王,故帝尧所建立的不是神教共同体,而是政治共同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道德—政治共同体。

   第三,相比于帝喾,帝尧依凭其德行联合各邦国为一体,而不仅仅是兴利于民,《尧典》说的是黎民发生了变化,其中当然包括获得合群之利,但显然不限于此,更包括交往范围扩大、知识增进、情感畅发、道德成长等。故帝尧所建立的不是利益共同体,而是以义而合的道德与政治共同体。

总之,《五帝本纪》文本显示,帝尧与前三帝各有不同,其为三帝所无者是其卓越的德行;当然,不是征服者的德行,也不是教主的德行,也不是商人的德行,而是具有仁爱之心和卓越合群能力的君王之德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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