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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

更新时间:2018-01-28 23:58:46
作者: 沈宝祥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伟大转折中,有两大历史贡献,一是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1997年12月,我出过一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2005年重印时改名《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今年是这场大讨论三十周年。本文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个历史事件,便于大家了解。但本文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所讲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近些年来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新收获。

  

一、历史转折呼唤实践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真是全党全民全军欢欣鼓舞!中国有救了!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了!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阵欢欣鼓舞之后,人们开始沉思。

   当时,人们在思想上有两大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二是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我们要搞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

   这两大困惑集聚到一个焦点:毛泽东有没有错误?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当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毛泽东的错误是明摆着的。但是,多年来,个人迷信盛行。人们相信,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照毛泽东讲的话去办,就能无往而不胜。这不仅是思想,也是感情。那时,对毛的思想和主张,即使是怀疑,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特别是,当时的领导人又提出了“两个凡是”。什么叫“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社会。这叫做“两报一刊”社论。这是十年“文革”中常用的一种形式,表示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文革”后竟又一次使用。在这篇显示最高权威性的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

   按照这“两个凡是”,就根本不能谈毛泽东的错误,根本不能谈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也根本不能谈改革。因此,必须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才能前进。但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首先是邓小平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邓小平在1977年4月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他多次讲,“准确完整”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但“准确完整”的直接对立面是片言只语,它以理论的正确为前提,是强调别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还没有触及理论和路线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要指出十年“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是错误的。

   胡耀邦1977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他这个说法明确指出了要纠正错误,但没有涉及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允许)。怎么办?胡耀邦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理论动态》创办后,就是这样搞的。怎样分辨是非呢?当时主要是以马列和毛的原著为依据,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革”期间的错误理论观点,开始时效果也很明显。但是,随着问题的深入和展开,就遇到了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是非问题都能从原著中找到相应的答案,特别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更不可能用这个理论来分辨是非。形势的发展要求人们回到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历史呼唤实践标准。

   《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刊登了邵华泽的文章,题目是《文风和认识路线》。这篇文章不但提出了认识路线的概念,而且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胡耀邦在考虑如何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时,已经无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了,而是要从总体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从本本上找到理论依据,就只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了。他在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学习文件,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到从总体上考虑根本的是非;从以马列和毛著的理论为依据,到以实践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邓小平坚决支持,并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阐述实践标准。邓小平从“准确完整”到支持实践标准,这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的逻辑。

   胡耀邦的逻辑同邓小平的逻辑很自然地汇集到了同一个焦点,即实践标准。

   提出实践标准,是拨乱反正的迫切要求。当时出现了“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况。

   1977年7月,《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到南京去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认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觉得他思想比较解放,就约他给《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撰稿,没有出具体的题目。9月,胡福明同时投给《光明日报》两篇文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的编者认为,前一篇“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决定采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篇。1978年1月14日,他们将胡福明的文稿处理后排成小样,寄给作者。这篇文章的处理情况后面再讲。这里要强调的是,胡福明也提出了实践标准,并得到《光明日报》同志的赞同。

   《人民日报》也遇到了实践标准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一些文章批判“文革”中的错误观点,不断有读者来信指责说,文章所批判的观点毛主席也讲过,认为不应当批判这些观点。《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1978年3月26日刊出。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进一步指出,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篇短文发出后,又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将这些读者来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三个人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稿,都提出实践标准,这反映了客观的需要。

   拨乱反正的发展,迫切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的结论,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个人迷信的盛行,由于心有余悸,人们不敢思考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进行启蒙,关键是要有一把钥匙,来解开这把锁。这把钥匙就是实践标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才会出现同时在撰写同一主题(实践标准)的文章。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形成和定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由这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那么,这篇文章是怎样形成的呢?下面讲我所了解的情况。

   胡耀邦在1978年4月,拿出十天时间,让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是问题》那个文件,吴江分析讨论中反映的问题,决定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孙长江写出了初稿。这个初稿给有关同志看过。已故的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生前对我讲过,他看了孙长江撰写的初稿。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也说,他也看过这个初稿。

   这里要讲一下杨西光同志的有关情况。杨西光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的学员。在他毕业前夕,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大约是1978年4月上旬,杨西光到《光明日报》上任,理论部即将拟在“哲学”专刊上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他审阅。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那个文件的学习和讨论,一下意识到这篇文章主题的重要,当即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但又觉得文章的份量还不够,还需要修改加工。在杨的主持下,讨论修改了几次。杨考虑要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并希望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收到《光明日报》的文稿后,吴江让孙长江把两个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照办了。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本来已经在为《理论动态》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收到《光明日报》的同一主题的文稿后(又要求在《理论动态》刊登,并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当然只能将两篇文稿捏合在一起了。这里讲一个情况.孙长江曾将《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以后说,这个题目强调“一切真理”,不好。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后,送吴江审阅。吴江作了修改后,即排出清样。这个清样稿大约于四月底报送胡耀邦审阅(文稿上没有写明日期)。送审稿上有已故的刘立中(他在理论动态组搞行政秘书工作)写的字:“送耀邦同志审阅。准备五月十日

   “动态”用稿”。胡耀邦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我查看文稿,耀邦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吴江又在此稿上写了一些话,让孙长江再征求意见。署的日期是“四月三日”,显然是错了,应为五月三日。由此可推测,吴江是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将文稿报送耀邦的。耀邦在五月二日或三日退回。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第一次送审的情况。

   吴江在孙的文稿上作了不少修改。孙长江在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后,对文稿又作了修改,并排出清样。5月6日下午,那是星期六,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家开会。孙是研究组成员,照例不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临出发前,孙将修改后的文稿交给我,让我给耀邦再次审阅。到耀邦家落座后,我首先将这个文稿给耀邦,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这篇稿子。耀邦接过文稿后,埋头就看。我坐在他们家的旧籐椅上。大家静坐在那里。一会儿,耀邦看完了文稿,对大家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再改一下。

   一处是第6页,“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处,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耀邦是以同大家商量的口吻讲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我迅速地将耀邦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后,我将耀邦的修改意见整理清楚,星期一上班后,即交给孙长江。孙即签发党校印刷厂付印(那时没有严格的签发制度),作为《理论动态》第60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性的文章,是1978年5月6日,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定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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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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