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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社会团结,国家才能富强

更新时间:2017-12-08 00:23:50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于2017年4月出版了新书《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

   该书是潘维教授新世纪以来文稿的选集,书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中国悠久的“民本”政治传统中汲取精华,提高组织社会和群众的能力;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提高思想能力,对社会主义理论和话语推陈出新;探讨了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讨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关于土地流转方向等关键问题。

   在党的十九大之后,该书中探讨的问题也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市场化和全球化成为时代大潮的新时期,党如何处理新的矛盾,如何抗拒腐化,如何组织群众和社会?

   《南风窗》记者日前专访了潘维教授,对当前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潘维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信仰人民,就是要懂得老百姓生活的疾苦

  

   《南风窗》:你的新书叫《信仰人民》,当下知识界也有其他一些声音,比如信仰精英,或者推崇“贤能政治”,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潘维: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精英主义倾向是近30年来的主流,因为市场的主导者毕竟是精英。我早年也曾积极推广“咨询型法治”以及与其配套的“绩优选拔制”,也就是贝淡宁推崇的“贤能政治”。

   最近十多年来,我越来越意识到精英们未必很在意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一部分精英相当腐化,大搞权钱交易,而且目空一切,自作聪明,自认比所有人聪明,把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生活视为理所当然,为之辩护。从这个意义上我转而强调“信仰人民”。

   不平等导致“相对被剥夺感”,其对立面就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大多数中青年而言,养小孩是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且因为教育资源争夺战愈演愈烈,大家都被迫让孩子抢先起跑,养小的负担越来越重,生活越来越艰难。

   对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而言,送老人也越来越艰难。我家老人享受传统的公费医疗,比普通百姓的待遇好得多,但送爹娘的那十年依然让我身心俱疲,一肚子辛酸。

   有钱有权的精英们没这个问题,好医院、好医生,贵重的药,都有人上赶着送去。为了送老人,像我这种社会地位已经不低的人也需要低三下四地去求助“关系”,我不肯求人,自己担着,就是身心俱疲,一肚子的心酸。

   我家老人还有我来送,到了我自己被送时的光景又如何?怎能不心有戚戚。看到中青年养小孩的困境,看到我们这一代送老人的艰辛,我对教育和医疗均等化特别有感觉。

   这难道不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生分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所以养小送老是百姓人生的基本任务。

   信仰人民的意思是,懂得老百姓生活的疾苦,从改善百姓的生活出发,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组织起来的人民,推翻压在我们生活中的“三座大山”。

   我当然不排斥市场,市场能创造巨大的财富,但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市场化,医疗、教育、养老、居住要逐渐去市场化,这样才能弱化人民大众的相对被剥夺感,人民才会有不断增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就我所知,连美国也在曲曲折折地改革,逐步在社会领域降低市场的作用。

   在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让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会分裂我们的社会。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平等求得社会团结,是社会至上而非资本和个人至上。

   社会不团结,分裂成少数有钱有权的人和大多数平民百姓,国家就不可能强大,富裕。有了社会团结,上下同心同德,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许有人会指责说,那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是对原文“populism”的准确翻译,准确的翻译是“平民主义”,其对应的词是“精英主义”(elitism)。平民主义分左右,精英主义也分左右,世界政治的舞台上总共有四种力量在博弈。

   无论如何,世界范围的反“精英主义”浪潮开始了,里根-撒切尔开创的那个时代正在落幕,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做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

   《南风窗》:那你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潘维:我特别赞同和支持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的提法。新时代,就是要往“共同富裕”的方向走。着重解决“患寡”问题的时代结束了,新时代之“新”的重要方面在于着重解决“患不均”问题。解决了患不均的问题,我们才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我认为,社会主义需要重新定义。苏联社会主义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把马克思主义落地了。苏联模式虽然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对西方国家,都有很大启发,却也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而且已经失败了。

   如果用苏联模式定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路会越走越窄。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平等求社会团结,社会至上而不是资本效率至上。

   社会团结最核心的手段就是平等,这是古今中外早已有之的思想,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讲平等,只不过宗教讲的不是现世平等,而是来世平等。

   我国儒家“小康”思想里的“大家庭”和家国同构也以血缘关系为由,为“患不均”辩护;儒家的“大同”思想更是关于彻底平等的思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如出一辙。

   一旦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我们将会发现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迅猛发展,到处都讲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养老平等、医疗平等、政治平等、族裔平等。如果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的路就越走越宽。

   说白了,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平等,逐渐降低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的作用,降低个人财富多寡对社会的分化。

  

   党的领导是具体的

  

   《南风窗》:你刚才说到国家富强,我们之前对于“强”的提法比较隐晦,特别是国际关系方面。现在开始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那么这个“强”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高度去总结、去展望?

   潘维:这个问题也颇有趣。21世纪初我们就流行争论中国是不是强国,我说中国当然是强国,从朝鲜战场打出来的强国,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打败了还是不是强国?后来发现大家不认,原因是我们不富,我们太穷。

   我自己也经历过穷的时代,整整30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兜里只有十美元,是我整月的工资,两个大旅行箱里装着锅碗、菜刀、枕头、被褥。

   当时没有恐惧感,只有去世界上最先进国家学习的喜悦和兴奋。那时候我们内心强大。到那儿才意识到我们非常贫穷、非常落后。

   等到1996年我回国在北大任教时,月收入才3000块。那时在美国教书,起薪每年3万美元(当时汇率是1:8)。而且人家每学期最多教两门课,甚至一门课。

   我一个学期教七门课,第二个学期又教七门课,3000元人民币。教那么多课干嘛呢?挣钱啊。教一门有一门的钱,拿英文教有两门课的钱。当然不只为挣钱,我也是“好为人师”,喜欢上课,讲出咽炎来了。

   而今在北大教书,靠工资收入就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发达国家读书,这富裕是我们这代人拼命干出来的,拿着低工资,勒紧裤腰带,拼命赚钱才走上了富裕之路。

   原来是强而穷,今天是富了却好像弱了,精神上弱了,社会也分裂了。过去人民是团结在一起的,上下同心,谁敢打我们呀。

   我国说北纬17度线你别过,过了我就真来打你,那个时候没有人怕美国。后来不知怎么,我们有些人在精神上先就给美国跪下了。

   这几年好了很多,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富裕,自信心开始恢复了。美国大片确实好看,得承认咱们想象力不如人家,但精气神儿不能没有,上下同心不能没有,没有这个,中国就说不上强大。

   我理解的“强”,人民要团结,要认同党和政府。今天在我们的居民社区里,有不少矛盾,没人管,政府部门也不进社区执法。

   这些矛盾导致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可是不深入基层,办不好人民的小事,国家的大事就办不成了。

   党如何获得人民的信任?因而还是要沉到基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如果能做到,正气能得到弘扬,每个居民区都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你看人民信不信任你?

   所以我引用老子《道德经》里“上善若水”,引用《易经》里的“否卦、泰卦”,引儒家的“小康、大同”,就是想强调党的群众路线,希望从传统文化到革命文化说清一件事:中国的长治久安在于共产党深入每个居民区,恢复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党与群众不是舟和水,不是载舟覆舟的关系,而是骨和肉的关系。这个道理想清楚了,我们党是大有希望的。

   我特别喜欢“不忘初心”的说法。为什么干革命,搞建设?是为了劳动大众。只有大家都富起来,社会团结,中国才能富强。

   《南风窗》:党的十九大提出,“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其实就是“具体的”这个范畴。

   潘维:什么叫执政权?古今中外,无论国家大小、贫富,没有哪个科层体系能单独治国。因为小事比大事重要,小事是民心的根本,而科层体系擅长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小事只能是扁平组织办。

   所以,组织居民自治的权力和能力就是执政权。谁领导某个居民社区自治,谁就有这个社区的执政权;丧失了对这个居民社区自治的领导权,就丧失了对这个社区的执政权,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清晰证明了的。

   我为什么强调居民区而不是工作社区?因为工作场所受市场支配,收入高低与我们的能力相关。因为我们百姓不是为劳作而劳作,是为生活而劳作。做一年工,为的是那将近1/3年的假期,为我们养小送老,为我们能工作后安全地退养。

   人民民主是什么?人民民主的根本是社区居民自治,也就是把群众组织成人民,让人民就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当家作主,自己治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十九大报告提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不是科层化、专业化、官僚化。

   真正的问题是,8000多万科层体制之外的党员,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构成了扁平化的党组织,是党的领导的真正基础,是组织人民的根本力量。我们自己有8000多万科层体制外的党员,怎么会把组织社会的工作完全外包给其他社会组织?

   所以,党的领导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科层体系做了哪些大事,更重要的是党不仅是科层组织,更是扁平组织,是党在每个居民社区里的领导权,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邻里守望相助,没病的帮有病的,年青的帮年老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有钱的帮缺钱的。

   一个个干净有序、正气占绝对上风的居民区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是民心。

   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治国方略是三位一体: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这个顺序不可以改变。依法治国不能搞成法条主义、程序主义,我们要的是实质正义,没有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就是为虎作伥。

强调实质正义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两千多年我们就是这样延续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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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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