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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潮流

更新时间:2022-03-28 10:26:18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中国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什么是人类共同价值?本文以“自由”概念为切入点,比较中西价值体系。西方价值体系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观,其实质是推广社会强势群体结社组党争夺政权的西式政治制度。中华价值体系认为“自由”是承认家庭私利前提下国民团结互助的公益,所有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功能是政权组织国土上的国民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尽管在不同程度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功能被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遮蔽,世界价值的潮流却是使这基本功能越来越彰显。人类正进入一个非常矛盾的世界,呼唤所有政治共同体合作,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核心层是民众互助过“好日子”,基础层是“和平与发展”,外层是“政治价值的包容”。

   关键词:人类共同价值;自由;同心圆体制;价值分层

  

   一、团结互助过“好日子”是人类共同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自 2015年9月参加联合国大会,到 2021 年 7 月参加以“为人民谋幸福(For The People’s Well being):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国际场合多次反复提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他在“峰会”上指出:尽管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

   各界难免把“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话语体系里的“普世价值”相比较,却忽略了他讲话的主旨:“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全球互助,让全世界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他的号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更是世界道义的制高点。

   “价值观”原本是个市场概念,是对某东西是否“值钱”的估价。中国人大多视“玉”为奇珍,值很多钱;但中国以外的人大多认为“玉”是普通石头,不值钱。很多美国人认为“重金属”是音乐界的创举,但很多中国人认为那是高分贝噪音。

   而今“价值观”指称“重要”的社会观念。价值分层次,其重要性也分层次。价值观常被分为“个人、集体 / 社会、国家、世界”等四五层。讲述各层间的“关系”,是想说明某层更重要。

   “人类共同价值”原本是个容易话题,不过是发现和陈述全球各文化共同体的共同之处。但“人类共同价值”又是个困难话题。人类群体由政治共同体区分,不同政治文明里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而且强势的政治共同体会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说成是“人类普世价值”。

   就“人类共同价值”而言,我一直惊奇于全球学界为何不敢承认如此常识:团结互助“过好日子”(well being),是全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顺利地活着,顺利地繁衍子孙后代、生生不息,难道不是全人类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团结互助“过好日子”是个人最重要的事也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事;是集体存在的原因,更是国家存在的原因。

   不少人会质疑上述说法,其理由不外下述三类。

   第一,“生活”是有“意义”的,是创世之神赋予了人类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于是,生活是为了与神同在的、终结历史的“来世”。我不能与“上帝”辩论,因为不可能有结论。但我想指出:这精神信仰并不“普适”或“普世”。尽管信一神教的人占世界人口多数,但中国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向往“大同”,但脚踏实地追求“小康”,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想过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好日子”,其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

   第二,人类是“高等”动物,“生活”则太“低等”,蚂蚁也惜命、也为繁衍后代拼命。上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说:除了生理需要,人还有社交、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需要。他的说法很美国、很个人主义,几乎排除了群体和“高尚”。高尚当然存在。而且高尚的牺牲是为他人更好地“生活”。一些天主教专职教士不婚不育、不敛私财,在全球各地的贫困社区组织生活互助,以自己矢志不渝的信仰给穷人提供生活道德准则及“来世进天堂”的精神寄托。

   第三,最重要的是“个人自由”。西学认为个人的“自由”是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共同价值观。由此,世界分为“给个人自由”和“不给个人自由”的世界,即“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

   “自由”是价值观里最显著、也最含混的概念。“自由”貌似属于“个人”,实则属于“群体”。“自由”更是个政治概念,在世界舆论界广泛用于区分政治共同体,引发了现实的激烈对抗。不认真解剖“自由”概念,就说不清“人类共同价值”。

   二、“自由”与西式价值观

   西来的“自由”概念困扰了我半生。

   青年时初学英语就读到帕特里克 ? 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那是他一次演讲的铿锵结尾。他要的“自由”是建立脱离英国的独立美国。如此的“自由”属于群体。

   那时还读到另一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出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 1847 年写的《自由与爱情》,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流行于中国知识界。裴多菲战死在匈牙利的独立战争中,年仅 26 岁。战后,奥地利王室的统治变成了双头的“奥匈帝国”。裴多菲的“自由”也是指国家的自主独立。

   但《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确实属于个人,因为那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马克思不是个人主义者,更与西式“自由主义”战斗了一生。中国不少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人喜欢公开咀嚼那句话,却故意忽略那句话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宣言》宣传阶级斗争史观,号召对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

   最后是“自由民主制”与“(党国)威权制”的两分概念。“Authoritarianism”意为“政权的权威至上”。用这“威权”概念形容中国政权,显然违背常识。记忆犹新的是当初西方用这对两分概念“反共”,号召共产党国家民众“投奔自由世界”。“自由”民主标榜的优越性不是群体自由,而是个人自由。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声称保护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因而是“自由世界”。

   “自由”的主体是谁?“自由”的内涵是什么?

   西学公认“自由”属于“个人”。然而,人类是群体动物,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怎么可能“个人至上”?

   其实,所有西方人都说:个人自由以“不伤害其他人”为必要前提。因此,疫病大流行时,无论自己怕不怕染病甚至怕不怕死,应该为他人的健康戴上口罩。然而,为什么个人利益服从多数或公共利益称为“个人自由”?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有半数人拒绝戴口罩,这代表了珍视“个人自由”的真实逻辑。说白了,个人自由就是自私自利。

   何以西方特别强调“个人”?个人概念在欧洲“文艺复兴”期间才出现。自古希腊城邦时代以降,欧洲的“个人”被严密的等级制、严格的军事组织、无孔不入的一神论宗教机构,压抑得太久、太重,所以“liberty”(中译“自由”)指的是无论属于什么阶级的所有个人的“解放”。西方人不习惯讲“家庭”谋私的自由。家庭不是欧洲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宗教机构和军事组织都撕扯家庭忠诚。

   在中国,家庭是社会和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谋私的“自由”天然正当,至少无需“解放”。迄今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是不受他人限制、特别是不受政府规制。“反对自由主义”指的是反对家庭私利至上及独立自私小农式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

   中文的“自由”概念原是为翻译印度佛教发明的,指的是放弃包括性生活在内的所有世俗追求,即无欲无求状态。若以个人“解放”翻译“liberty”,必然在中国引发广泛的困惑。北大首任校长严复以“群己权界”译之,非常贴切。然而,四字概念嫌长,而且有史以来公私间“权界”的弹性很大、变化无常,能意会难言传。译之以“自由”,貌似是“不受任何限制”,简单、明了,易于流传。

   什么是(个人的)“自由”或“解放”?西学的经典说法是:没有社会规范就没有自由;自由就是服从法律,就是“法之治”。“自由民主制”就是有法治的民主制。据说,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让习惯法或成文法“至尊、至上”,所以西方文化独享“自由”传统。但那不过是欧洲贵族阶级里流行的“传说”,否则不会发生社会“大革命”。然而,哪个社会不强调“社会规范”?只是不会称法治为“自由”或“解放”罢了。何以美国自认比欧洲更自由,自由传统比欧洲更深厚?因为“有钱就有理”在美国是被默认的“自由”。比起欧洲,美国的“法治”(rule of law)更像“律师之治”(rule of lawyers)。

   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开始尊“民主”至上而非“法治”至上,自称“自由民主”,与中国两千年前开始融法家于儒家之中颇有一比。

   因此,西学称“法律至上”时要补一句:“法律须公正”。但怎样的法律才“公正”?答案是:民选立法者订立的法律才是公正的,非民选立法者订立的法律不公正。但今天的议会多数党明天就可能变成少数党,并推翻昨天通过的法律。哪天的法律公正?

   于是,西学要再补一句:人定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圣法、自然法、基本法、宪法。说白了,“自由”或“法律的公正”来自保护“天赋个人基本权利”。如此,“民主”退居次要地位。反对“民粹主义”就是以“法治”或(个人)“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

   哪些法权是“天赋个人基本权利”?据说,“天赋个人基本权利”指的是“个人自由的法权”,即“人权”。以自由定义自由,车轱辘话又讲回来了。“天赋”则指无需证明,因为实在无理可讲。

   深究具体,“天赋个人自由权利”不只是在市场上做生意赚钱的经济私利,而主要指“政治”权利。西式政体的核心是“制衡”。无论对错,只要有“制衡”就有“自由”。然而,世间万物皆受制衡;除了“上帝”,谁或什么不受制衡?做生意的人都想垄断,但长期垄断根本不可能。“天赋个人自由权利”是捍卫和普及西式政体的说辞。在西学里,参与选举领导人的个人“政治权利”,暨结社结党争夺政权的权利,并附带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言论出版“自由”,才是真正的“个人基本权利”。这被称为“民主的自由”或“自由的民主”。

   然而,制衡、结社结党投票竞选怎么会称为“个人自由”?拉帮结伙的政治并非“个人自由”,而是承认“强大”群体权力的政权保障制度。况且这“个人政治权利”显然不是“不言自明”或“与生俱来”的;在西方是 19 世纪才有,到 20 世纪才普及。

   在现实里,西方对“神圣”个人政治权利的法律规制多如牛毛;以公共利益为名禁止某种结社、言论、出版,乃至用武力驱散集会,并不鲜见。于是,“神圣”变得“世俗”。不久前的笑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下台就被“合法”剥夺了“言论自由”。当然还有“美丽风景线”从香港转移到美国的奇观。西方有近半数选民对投票这种“个人政治权利”不屑一顾。但西学辩称:有这权利才有“自由”,没这权利就没有“自由”。然后又说:是否行使这权利是个人“自由”。

牛津大学的以赛亚 ? 伯林(1909 — 1997)教授发明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对两分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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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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