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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思想与文体(随文附注版)

更新时间:2017-12-01 16:56:45
作者: 雷戈  

  

         文体是一种合法的言论表达,思想的文体性实际上是思想的合法性。 思想的文体性保障了思想的实践效果。 如何使文体成为一个思想史概念,实际上是思想史的一种自我开放过程。 当文体成为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文体包含的内容和表达的主题以及传递的情感本质上都是可控的。 现代文体和政治的关系更近,和思想的关系更远。 但这恰恰构成了现代文体的思想史特性。 (刊文被改为“现代文体的思想史显示出其自身特性。 ”)

   关键词】思想,文体,合法性,实践性,思想史。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 作者原稿题目为“思想与文体”,刊发时题目为“思想与文体——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 文章发表时,作者原稿注释和引文被大面积删节。 本文编辑时,将原稿正文被删、改的部分加粗标记;注释用蓝色字标记,并附录于相应正文之后;关键词句加下划线标记。 以供比读。】

  

   一、文体与政体

  

  

   通常来说,文体是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 1但我们这里的文体却是一个思想史概念。 为此,我们需要区分文体和文本。 表层言之,文本是一个大概念,文体是一个小概念。 当然,在现当代,文体和文本出现某种明显重叠。 深层言之,文本是一个研究对象的建构性概念,它有赖于研究者的主观认定。 比如,一篇小说、一首诗歌或一篇祷辞或祭文,只有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成为一个文本,否则就始终是一个文学性或宗教性的读物。 相反,文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性概念。 它不受研究者的意图影响。 即,不管是否有人研究它,一道诏书还是一道诏书,一道奏议还是一道奏议,一篇墓志还是一篇墓志。 简言之,文本泛指所有文字,文体专指规范性文字。

   区分文体和文本,是因为试图使自己放下身段,即使我们自身转向历史本身。 就是说,暂时把我们自己“括起来”,这也是另一种“作茧自缚”,即有意限制我们自己的主观意愿和研究意图,尽力不去干扰文体的自我呈现。 这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客观性的意向。2主观性是人性的一部分。 追求客观性并非悖逆人性,而是超越自我,即超越人性中的自我限制。 这当然是一个理想。 但追求理想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往往超过了理想。 所以,追求客观性并未消除主观性,只是改变了主观性,从而使二者各得其所。 主观性和客观性不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接纳。 但这不是任何一种主客观的融合或统一。 因为追求客观性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提升了人性。 就其本质,这是一种从理性到人性,由理性而推进人性的过程。

   如果稍加界定,不妨说,文体是一种合法的言论表达,或言论表达的合法形式。 这样,文体展示出的思想通常被认定为合法的思想。 3那些掌控言论表达管道的人和机构便直接介入乃至参与了思想史的复杂进程。 就是说,那些并不思考,甚至无意思考的人和机构实际成为规范思想史走向的管制力量 一方面,思想没有专用文体,即没有固定而规范的“思想文体”这种东西,任何文体皆可用于表达思想;另一方面,哪些思想能正常进入文体,不取决于思想,而取决于文体,即文体对思想的开放度,亦即文体对异质思想的容忍度成为关键。 这样,文体需要表达哪些思想,以及文体能够表达哪些思想,便构成了思想现实化可视化的文本基础。 是可知,文体的性质、意图和功能就成为约束思想表达的一般前提。 文体就像一张网,只会留下适合自己需要的思想;文体更像一道墙,事先就将有违自己意图的思想隔离在外。 虽说六经是不同文体,但与王官皆有着莫大干系。 所以,“六经皆思”意味着六经仍是一个意向王权的思想统一体。

   文体保证了思想的合法性,但并不保障思想的合理性。 因为合理性需要论证。 文体是思想之载体,但不等于说,文体之外无思想。 4后现代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不能成立。 我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文体与思想之关系,揭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大一统结构。 5异域思想不同于异质思想。 思想史的大一统结构使得人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异于皇权主义的思想资源和观念信息。 所有文化传统,除了造成人们崇拜皇权,就是迷信皇帝。 只是到了晚清,异质思想才从异域传来。 这样,异质思想便和异域画上等号。 西方也成为真理的同义词。 这是一个转折性的思想史事件。 它直接导致西方的真理化和世界化。 所谓寻找真理,就是走向西方;所谓睁眼看世界,就是放眼看西方。 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大多并存着儒佛道和其他形式的民间信仰和秘密宗教;纵向看,不同历史时期,总是多多少少地产生一些新的思想体系和观点。 但就其本质,所谓本质就是最高的价值理念,却毫无二致,甚至如出一手。 即,基本不出中华专制主义的思想框架。 6“中华专制主义”是一个历史观性质的概念建构。 它凭借政体超越性而展示出漫长的历史边际线。 这条边际线在历史上形成诸多标志性节点。 即王权→君权→皇权→威权→极权。 历史地位上,民国威权近似战国君权。 真正成功的自然是王权→皇权→极权。 王权起源甚早,故不易说清。 粗线条地说,有“王”字,就有了王权;王权形成体系,就有了王国;王国占据中原,并对周边国家构成支配力,就有了王朝。 相形之下,皇权就清晰得多。 皇权主义直接作为国家而建立起来。 极权主义如出一辙。 这非巧合,亦非偶然,而是政体超越性使然。 政体超越性在历史边际线上形成了路径依赖。 这样,在不同的历史转折关头,诸多复杂因素总是使人逐渐趋向于选择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 特点是,花小钱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等。 中华专制主义的政体超越性决定了中国历史不会出现假设。 所以,战国不会产生分权,现代不会产生民主。 相反,基于制度、理念、技术的合力,一种全能型的天网国家逐渐成型。 所谓天网国家,就是国家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从现实的思想格局看,中国古代思想基本呈现一种大一统格局。 即形式多样和本质单一,是秦汉以降思想史的实际状态。 是可知,思想大一统可能比政治大一统更持久、更稳定,更有生命力。 比如,现在人们特别是官方还在使用“德治”、“民本”或“以人为本”等概念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可见思想史的古今联系大于其他历史的古今联系。 7历史学似乎存在两个迥异的系统。 其他历史领域(事件、制度、礼仪、服饰、语言、宗教、生活等)是一个系统,思想史是一个系统。 其他历史领域感觉距离现在很远,同现在几乎毫无关系。 可一进入思想史,马上有一种穿越感,直接进入古代。 因为古代的许多思想观念和现在没什么两样,一些基本的思想概念现在仍在使用。 换言之,我们迄今还在沿用着古人的思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使用古代思想皆和当下的期许有关。 肯定王权主义的合理性是为了证明现在的合法性,否定皇权主义的合理性是为了批判现在的合法性。

思想的文体性实际上是思想的合法性。 这样,思想史就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合法文体,一部分是不合法文本。 比如,孔子作《春秋》,在当时就不是合法文体,所以他深感恐惧。 相反,他所整理的《诗》《书》则是合法文体。 又如,董仲舒上书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属于合法文体,他的《春秋繁露》则游走于微妙的非法性边缘,所以他生前不愿将其合盘托出。 8《汉书·董仲舒传》云,“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再如,王充的《论衡》无论写作还是流传,皆具有某种隐秘性质,9 《后汉书·王充列传》云,王充“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 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 或曰,不见异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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