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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在屈从中自败的自由意志

——伯林自由观的悖论解析

更新时间:2017-11-15 09:43:13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伯林在试图捍卫自由意志、消解不兼容论对于自由主义思潮的致命威胁时,依然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不同维度而屈从于西方主流学界设置的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的二元架构,明确主张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是相互排斥的,却没能看到自由意志只有在各种因果链条中才能遵循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展开具有强制性意蕴的自由选择,并且为此承担相应的自主责任。结果,他为了捍卫自由意志针对不兼容论做出的理论辩驳,反倒以屈从而自败的方式折射出了西方现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层焦虑和内在悖论。

  

   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的问题,由于涉及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根基,一直萦绕在西方现当代许多自由主义者的脑海中,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他们在潜意识里绕不过去的某种深层焦虑。这一点在20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围绕《自由论》一书,针对他有关自由意志的看法展开一些学理性的分析,揭示其中潜含的内在悖论。

  

   一、自由意志的前提性意义

  

   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互动关系定位成自由主义思潮在理论上没法绕开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应该说并非言过其实,理由很简单:无论我们在怎样宏大宽广的语境里讨论怎样复杂纠结的自由问题(包括人际关系中的政治自由问题),最终不可避免地都要回溯到“自由意志”的原点那里,因为后者构成了人们追求任何种类的“自由存在”的唯一动机;倘若缺失了这个立足根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达成的一切自由状态,都将沦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了。但麻烦的是,从古希腊起,人的自由意志在因果必然链条的决定下是否能够真实存在的话头,便成了西方主流学界一场挥之不去的理论噩梦,就连霍布斯和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大师也流露出了否定性的思想倾向,以致伯林曾感叹说:两千年的悠久讨论“并没有使我们离一个明确的答案更近一些”。[①] 正是这一点,让西方现当代自由主义者落入到了某种几乎是生死攸关的深层焦虑之中:要是真像“不兼容论”声称的那样,决定论的氛围不可能给自由意志留下存在的空间,“自由”又何以能够成为一种“主义”呢?[②]

  

   在20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中,伯林可以说最深切地体验到了这种焦虑。所以,他不但花费了上百页的篇幅专门探究这个“影响人性的最著名问题”,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动用了“伴随我们两千年的两难”“仍然处于哲学思索的最前沿”“两千多年来使思想家们陷入分裂、折磨或困惑”“需要至今尚未出现的第一流哲学想象”等语句来描述它,[③] 可见其重视的程度。相比之下,与他齐名的哈耶克虽然没有像老师米塞斯那样宣称“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④] 以致釜底抽薪地掏空了其“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又译自由至上主义)”的立足根基,但在《自由秩序原理》这部鸿篇大著里,也仅仅用了几页纸便打发了这个千古之谜,断言“主张意志是自由的观点就像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整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⑤] 企图将这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拒之于千里之外。然而,这种把头埋进沙堆里的鸵鸟政策,显然不足以让哈耶克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论摆脱自我否定的自败泥潭:假如讨论“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讨论“将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减少至最小可能限度的自由状态”,又怎么可能具有他强调的那种“至上”的意义呢?不管怎样,倘若不是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所谓的“自由状态”还能从哪里找到自己的原初动机呢?

  

   身为哲学家,伯林显然更清晰地意识到了自由意志的前提性意义,所以才知难而上地主攻这个长期困扰着西方主流学界的千古之谜,努力消解不兼容论凭借因果链条否定自由意志对于自由主义思潮构成的致命威胁,积极捍卫自由意志这个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基本原点。但不幸的是,由于依然屈从于西方主流学界主张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的二元架构的积淀性影响,他的长篇大论并没有帮助他自己从深层焦虑中解脱出来,集中表现在:在《导论》里回顾这场争论时,他不但明确承认了“一切事件的存在状态都受到了因果链条决定”的命题与“人能够在若干可能的行为路径中展开自由选择”的命题是自相矛盾的,以致未作反思地直接认可了不兼容论的立论前提,而且还基于这一立论前提公开宣布他没法证明不兼容论“肯定是错的”,仅仅认为支持它的那些论证还不是“结论性”的,于是最后只好满足于得出下面的论断:假如不兼容论的立场真能成立的话,人们关于自由选择和道德责任的通行话语就不得不根本改变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多说,也不想多说”。[⑥]

  

   不难看出,伯林在此实际上是针对不兼容论的致命威胁提出了一种远非那么致命的反威胁,因为由于事实胜过强辩的缘故,人类思想史上的确多次出现过像日心说的确立最终导致地心说的通行话语被抛弃这样的事件。有鉴于此,如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做出的一波又一波的西西弗斯式努力一样,他一方面不像哈耶克那样试图绕开这个重要的话题而坚持捍卫自由意志,甚至围绕不兼容论的观点不厌其烦地展开了种种理论上的辩驳,另一方面却又不加质疑地屈从于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结果在没法根本否定决定论基本观点的情况下,几乎有点像是苦苦哀求不兼容论给自由意志留下一块理论话语中的生存地盘,可以说就是以某种“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自败方式,富于悖论意味地折射出了上述潜意识焦虑的深层内涵。

  

   笔者在《自由意志如何可能?》一文里,曾分析了西方主流学界围绕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的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论为什么是一场关公战秦琼式的穿越性虚构的内在原因:它由于把“描述性之是”与“诉求性应当”不加辨析地混为一谈了,强行逼着事实性维度上的因果必然与价值性维度上的自由诉求一决高下,结果就将自己抛入了一座自己精心设计却又怎么走都走不出来的理论迷宫。[⑦] 有鉴于此,这里将依据拙文的有关元价值学论证,通过揭示伯林自由观因为类似的模糊混淆所陷入的内在悖论,进一步指出上述那种绵延已久的深层焦虑其实是西方主流学界在理论上误入歧途而自找麻烦的虚幻产物。

  

   二、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

  

   一方面,正如伯林自己坦率承认的那样,决定论的基本观点是无从否定的,因为在现代科学认知所及的范围内,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件都遵循着这样那样的因果必然规律,所以人们才能对它们做出“一定是这样,不可能是那样”的确定性描述预测。哪怕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这些描述预测出了错,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没法做出确定性的描述预测,也不意味着有关的事件就完全不包含任何因果必然链条了,而往往只是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些链条形成了错误的认知或是缺乏足够的认知。否则,不但各门科学的通行话语不得不根本改变,就连“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不吃饭肚子肯定会饿”这样的日常言谈也不得不根本改变了。不错,按照当前的科学认知,微观世界的量子运动呈现出了某些非决定论的特征,人们很难做出确定性的描述预测。然而,第一,这类例外并不足以否定包括人的心理和行为在内的绝大多数事件的决定论特征;第二,更有悖论意味的是,所谓的“测不准”恰恰也是量子力学的一条“定律”:在当前科学认知所及的范围内,“人们无法确定性地描述预测量子运动”本身就是一条当前科学可以“确定”的“必然规律”。

  

   另一方面,正如伯林自己特别强调的那样,“人类从来都把自由选择看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⑧] 因而作为这种“自由选择”前提的“自由意志”同样是无从否定的。例如,我只有产生了“想要(will)拍日出(而不是赖在被窝里)”“想要吃牛排(而不是喝豆浆)”的“自由意志”,才有可能进一步通过“自由选择”将其付诸实施,并且在达成目的获得了“现实(行为)自由”后,享受到愉悦快乐的“自由体验”。当伯林最初在“通常意义”上把“自由”界定成“不存在阻止人的意欲得到实现的障碍”时,他已经清晰地指认了意志自由作为价值性诉求的这种“从心所欲”的本质特征了。相比之下,反倒是他后来在《导论》里因为受到其他人批评针对这个“错误”定义做出的那些修正,[⑨] 暴露出了他在自我否定中落入的自败泥潭:在意志层面上,“自由”正如伯林最初界定的那样,恰恰意味着“不受阻止地去做自己意欲的任何事情”;因此,“消除意欲”也根本不像伯林后来在其他人的误导下转而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增进”了意志自由,相反只能是同义反复地意味着“限制”或“否定”了意志自由。如下所述,只有在“诸善冲突”的氛围下从事各种行为的时候,人们才会以限制或消除自己在某些不重要方面的意志自由为代价,以求达成或增进自己在另一些更重要方面的现实自由。就此而言,如同许多西方学者在讨论自由意志是否可能的时候经常做的那样,伯林在这一点上做出的那些修正,实际上也是把“意志自由”与“现实(行为)自由”混为一谈了。

  

   于是,只要不沉迷于不接地气的概念纷争,我们很容易依据这两方面都无从否定的人生经历和日常话语,得出一个与伯林截然相反的结论:不但那两个被嵌入到了二元对立架构里的命题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不兼容论的立场也肯定是错的。

  

   首先,刚才的界定足以表明,“一切事件的存在状态都受到了因果链条决定”的命题涉及到描述性之是的认知维度,而“人能够在若干可能的行为路径中展开自由选择”的命题则涉及到诉求性应当的意志维度。所以,在尚未被“需要”这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因素联结起来之前,二者就像关公与秦琼分别属于不同的朝代一样位于不同的层面,彼此间根本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以致前者会消解后者的可能。

  

   其次,更重要的是,一旦引进了“需要”的中介因素,我们还能从事实性的必然中推出价值性的自由,以致二者与其说是不共戴天的,不如说是两位一体的。[⑩] 事实上,在刚才的事例中,两个“想要”的自由意志正是通过“需要”的联结效应在各种因果链条的决定性作用之下生成的,不然它们的存在就没法理解了:缺失了“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的“必然”前提,我肯定就不会基于炫美的“需要”生出“想要拍日出”的自由意志了;而假如“不吃饭肚子肯定会饿”的“定律”不成立,我当然也不会基于功利的“需要”生出“想要吃牛排”的自由意志了。

  

   其实,伯林试图拒斥的所谓“自我决定论(弱决定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猜测到了自由与必然的这种两位一体了;只是由于同样屈从于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未能清晰地意识到“需要”将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中介效应,它才声称这表明了自由意志与因果链条能够在彼此冲突的同时相互“兼容”,却没有察觉到两者原本就是合二为一的,谈不上“对立统一”式的“和平共处”。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伯林虽然承认自己无法证明“不兼容论错了”,却又明确断言自我决定论给出的兼容论解释是“错误”的,理由是将这类在因果链条的决定性作用之下生成的“意志”说成是“自由”的,等于是半人半马的无稽之谈。[11] 可是,问题很明显:假如如此生成的“想要”就不能说成是“自由意志”,人生在世所有的“自由行为”和“自由体验”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它们岂不是都会变成无中生有的“神话一般的玩意儿”,并且没有任何理由冠之以“自由”的标签吗?

  

进一步看,倘若在此引入了“可欲之谓善”“可厌之谓恶”这两个许多哲学家都曾给出过的概念界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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