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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占虎: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及战略取向

更新时间:2017-11-13 23:05:20
作者: 刘占虎  

   摘 要:治理腐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量相关实践规律和条件因素,既从整体布局上建构协同性腐败治理体系,又在常态化实践中催生持续性廉洁增量,实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目标。理解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政道逻辑,明确全面从严治党及全面治理腐败的逻辑。在攻坚克难之际,从学理上澄清质疑中国政府反腐败“彻底性”的若干错误思潮,有助于总体把握“全面治理”的战略布局和“从严治理”的战略要求,从整体上构建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

  

   关键词: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政道逻辑;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的协同要素与主导机制研究”(2016T9093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社会工程与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2015M580864)。

  

   作者简介:刘占虎,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实践基础上的思维自觉是创新实践的先导,全面治理腐败和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来引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行动极大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及其严格落实从具体政治生活层面扭转了社会风气,优化了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扼腕决心和务实行动。如何在既有反腐成效的基础上对反腐败工作进一步全面布局、从严落实,需要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从学理上澄清质疑反腐败“彻底性”的错误思潮,从整体上建构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

  

   一、澄清关于中国治理腐败的若干迷思

  

   能否对腐败这一“顽疾”予以有效治理?一些人对此怀揣忧思和疑虑。思维认知上的“不可能”势必导致行动上的“不自信”“不自觉”,势必制约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整体落实。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从学理上澄清以下五种消极认识或错误思潮,显得尤为迫切。

  

   1.基于政绩遮羞的“反腐自黑论”

  

   实践中,大批腐败分子被检举查处,一些贪奢淫逸的不良现象被公之于众,人们对此难免有所议论。有人将这种行动视为“家丑外扬”“反腐自黑”。这种论调经不起推敲。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失衡的具体表现;直面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相反,如果讳疾忌医、养痈成患,势必酿成更大危害。对于一个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像在真空中一样保证党的肌体的每个部位都不被腐蚀。存在腐败现象是事实,治理腐败是必然。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反腐是自黑”,其要么是制造消极舆论来混淆视听,企图阻挠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推进;要么是担心反腐会影响其政绩而竭力遮羞。只要中国政府下定反腐决心,切实取得反腐成效,那么,少数人的贪腐事实被揭露绝不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反而会使群众看到党敢于自揭瘡疤、清除不正之风的胆识和魄力,进而更坚定地支持和拥护党。质言之,全面从严反腐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治理腐败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逐步科学化、制度化,“反腐自黑论”自然会不攻自破,人们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支持反腐倡廉工作。

  

   2.基于政治偏见的“权力斗争论”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大批“老虎”“苍蝇”被查处,腐败治理成效为世界所瞩目。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带着明显的政治偏见质疑中国反腐,认为中国反腐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在回应这种论调之前,应该先澄清概念本身,弄清楚所谓“政治权力斗争”是指什么:是指官场权力博弈中的政治斗争?还是指以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反对腐败现象对人民利益和公共契约的侵蚀?如果是指前者,则可以直接回应:这种质疑先入为主地遮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是不懂中国的旁观者在“管中窥豹”,质疑者需要以中国的逻辑和方式读懂中国。如果是指后者,则可以用“中国话语”来阐明“中国逻辑”:当代中国的反腐败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战略部署,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义斗争,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中国的反腐败顺应人民要求,不是《纸牌屋》中的权力斗争。质言之,从严反腐正是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尤其是中央巡视监督全覆盖和反腐“去特殊化”的制度化实施,“权力斗争论”自然会得到矫正,海外舆论界也会从中国视角看待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3.基于私利维护的“反腐过头论”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切实反对“四风”,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规范和矫正具体权力行为。在这样的情势下,那些习惯于不作为、乱作为的少数人感到“为官不易”,甚至认为“官不聊生”。历史地看,这种歪理是建立在“当官做老爷”的传统“官本位”思维之上的,既没有从党性要求上明确党政干部的职权本分和职责要求,也没有从中国语境上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政道逻辑。这种歪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反腐败触及了少数人的特殊“隐性福利”,是因为严明党纪国法制约了少数人“有权就任性”的“官僚习性”。现实地看,党的干部以及广义上的公职人员都是人民赋予职权的具体行使者,是人民利益的实现者和维护者。回答做官辛苦与否的问题,首先要考察老百姓生活得如何,弄清楚究竟是由于为官不作为、为官乱作为而导致“民不聊生”,还是一些人因钻营做大官、为官发大财的迷梦不能实现而哀叹“官不聊生”。发展地看,在从严反腐的关键时期必然会有壮士断腕的伤筋动骨之痛,要把这种痛楚放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放在全面治理腐败的新常态中来审视。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反腐不设限、打虎不手软”的实际行动的开展,“反腐过头论”自然会得到澄清,人们会从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4.基于物本主义的“拖累经济论”

  

   一般而言,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活动。经济活动旨在整合生产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重在做大“蛋糕”。政治活动在建构和优化公共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重在分好“蛋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反作用于经济活动。一些秉持“物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论者借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腐败“润滑剂”理论①,片面地认为中国反腐败工作力度过大,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一论调从短期经济增长情况来看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确实影响到部分特殊化的实体经济,如公款消费会大幅下降,奢侈品销售走向低迷,非正当投资项目骤减,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减少等。从当代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及其可持续发展来看,如果把经济发展的动力寄托于权力寻租等非正常渠道,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发展取向。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向纵深推进,党纪反腐、制度反腐将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经济结构、规范市场运行,营造更加公平、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

  

   5.基于庸俗经验的“反腐无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腐败的成效也要靠实践来检验。如果对真理的认知以及对实践检验维度的把握存在严重缺陷,就会导致庸俗经验的检验观。有的论调就是基于一时一地的经验观察,简单地得出“反腐无用论”。其逻辑是经不住推敲的。第一,反腐败能否用“有用”来衡量?如前文所述,清正廉洁是共产党的本色和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至于在实践中究竟能查处多少腐败分子,取决于腐败事实的复杂性、反腐败的力度等因素。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反腐败一直在路上”,这就昭示着反腐败不是一时一地的“战役”,而是一场历时性、全局性的“战争”。第二,反腐败究竟对谁“有用”?反腐败必然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从根本价值取向上看,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益,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福祉有益。第三,能否以“越反越腐”来界定“无用”?反腐败进程中充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全面治理腐败中有可能出现局部反弹,但不能把极少数腐败分子放大为“无官不贪”,不能把局部反弹现象判定为“越反越腐”。这样的论调是以传统“家天下”政治逻辑下的“反腐怪圈”思维来审视当今中国反腐败,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不自信。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政道逻辑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后发“红利”将逐步“释放”出来,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

  

   以上消极认知或错误思潮以若隐若现的方式存在着,作为一种无形的观念力量消解着社会正气和舆论导向。对于这些观念形態的迷思,需要在务实行动中以及对实践的辩证理解中予以澄清。

  

   二、把握中国全面治理腐败的政道逻辑

  

   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方式和对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在政治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历史上对腐败现象“常反”而没有“治本”,有人就经验性地得出有效治理腐败是“哥德巴赫猜想”,产生“腐败反不了”的错误认识。在攻坚克难之际,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出发阐明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政道逻辑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1.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清正廉洁是党的本色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进行自我解放的政治组织。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因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清正廉洁、为民服务,是源自共产党人“初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和鲜明政治品格。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建构优良政治生活的目标追求。很多国家都在讲民主,但各有各的调。“民主是从它的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③概括来看,西方国家所讲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权力,是“有钱人”的民主。传统中国治国理政中的民本思想也闪烁着政治文明的光辉,但终究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本质上看,这两种社会制度形态下的政治运动都具有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狭隘性。

  

纵观古往今来的为政者,标榜“民为邦本”政治主张的甚多,秉持“人民主权”政治信条的也不少,但在实际行动中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依靠勤劳智慧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实为鲜见。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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