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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丽 高奇琦:透明人与空心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性的改变

更新时间:2017-11-06 14:59:02
作者: 张宪丽   高奇琦  

  

   近年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其中关于人工智能对人性影响的研究却相对较少。那么,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在未来的时代条件下会产生哪些变化?或者说,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会更加走向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当人工智能逐渐获得人类的特性之后,人类存在的意义将会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人性善恶的历史争论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一直是一个永恒而经典的话题。尤瓦尔·赫拉利(YuvalHarari)在《人类简史》中指出,人类之所以能够把地球上其他大型生物消灭的原因之一,在于人类具有“讲故事”的重要技能。用更加学术的语言说,这种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人类思想的力量。特定时空的思想可以把个体的人更为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以群体的方式发挥出强大效应,从而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而获得更好的发展。从思想史上看,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基于人类自身而产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这些思想往往是以人性善恶的假设为基本前提的。

   对于“人性恶”的假设,一直是西方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美国著名圣经学家穆尔(G.F.Moore)明确指出:“由于亚当的罪,世人都成了罪人,大家都处在上帝的律法遭到破坏的厄运下。不仅如此,罪不是人的天性,不是来自上帝的创造;但是由于遗传、效法和习惯,罪成了第二天性,而且仿佛成了人所固有的素质,不可能摆脱的东西”。因此,“原罪说”是基督教人性论的思想来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西方思想的源头。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性影响,西方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都是围绕人性恶的基本假设而展开的,其核心就在于对人性恶的约束与防范。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便是基于性恶观念的假设。在此基础上,社会契约、国家制度和权利观念等才得以发展起来,由此,这种人性恶的假设也构成了西方现代政治学和法学发展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理性人假设”,即假定每个理性的个体都是自私自利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体。这其实也是人性恶假设的精细版。上述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主轴,很多研究都是在这两点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例如,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主流学派——现实主义同样也坚持了人性恶的假设,认为国家对权力的追逐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被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以及之后发展出的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都奉为圭臬。

   然而,人性恶的假设仅仅是人类知识中的一部分,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思想史中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中国的传统思想给人性的本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儒家学说,儒家从最初开始便十分强调人性善的一面,例如,孟子用“恻隐之心”来解释人性之善。当然,中国思想中也有强调人性恶的理论,其中最为典型的则是荀子的性恶论。不过,尽管荀子强调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通过后天改造可以去除人性中的恶,树立起道德观念,亦即所谓“化性起伪”。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将这种理论再次推进,提出了更加赤裸裸的性恶论。韩非子用一系列论证和寓言故事论证人性恶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家著名的权力至上和专制的思想。除了这两种典型思想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一些思想家也对人性进行了较为复杂的分类。例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便提出了“性三品说”,他将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而区分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善恶的程度。

   有关人性善恶的简单二分法并不能洞察人性的复杂,我们应当认识到,善与恶应当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善恶的出现与人所处的外部环境紧密相关。例如,在生存状态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了争夺稀缺的资源,人性会偏向恶的一面;而在生存状态大为改善的情况下,人们减轻了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压力,人性便更加偏向善的一面。观察人类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的演进是一个暴力逐步减少的过程,或者说是人性逐渐由恶转善的过程。有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后,认为过去世界中的血腥与残酷,已经在今天大为减少,今天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

   从经验观察来看,人类在近几十年中对暴力的排斥非常明显。例如,在一百年前,战争中战斗人员屠杀平民并不是什么禁忌,但在今天已经受到绝大部分人的抵制。这种变化也引发了关于战争伦理的讨论,例如,施密特在其著作《政治的概念》中就提出了把战斗人员伪装成平民展开战斗的办法。在早期关于战争的思想著作中,为达战争目的不择手段似乎是一个被认为正确的公理。但是在战争伦理不断发展的今天,暴力的使用被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另外一个支撑人性善的重要内容是慈善的兴起。人性良善的社会必然是充满慈善和善行的。在现代社会中,慈善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一个合格的企业或公民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做慈善,并将其视作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工业文明之前或早期,当人们还不能解决自身温饱问题的时候,这种现象是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因此,普遍的慈善或公益行为,与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有着密切关联。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便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的。差别原则的提出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提倡人们在考虑利益时不再以个人的利益为中心,而要以最不利的人的利益为中心。这一思想的提出,也给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新的标准和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原则的运用和实施,也可以逐渐引发心理学中的共情效应,进而从道德革命的层面提升人性趋善的程度。

   如果说人性向善的趋势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那么由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力大发展和生活形态的进步,则为人性展示其善的一面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现代化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因此,两次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形态和物质基础,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则在更深刻的层面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形态。按照这种逻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同样也会影响和改变人性发挥作用的外部基础。那么,随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这种基础条件的改变,人性将会产生哪些新的表现形式和变化,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二、大数据时代下的透明人

   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大数据时代中,人类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近年来包括各类社交软件在内的一系列移动互联网APP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其中的一个关键变化在于,每个个体都在不断向数据服务提供商提供自己的数据。但是,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对未来产生的重要影响。例如,人们在Facebook或微信朋友圈中上传自己的照片,并在与朋友的相互交流中获得愉悦。多数人只是将这个行为视作非常有趣的事情,却没有想到这一行为对其隐私构成的巨大隐患。例如,如果误加了一个怀有恶意动机的陌生人的好友请求,他就会将你的朋友圈信息汇集成关于你和家人的信息图谱,从而利用其中的漏洞而对你的生活造成威胁或伤害。从目前已经发生的类似案件来看,这将会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目前,人们不仅养成了向服务提供商提交数据的习惯,并且这一趋势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在你提交自己数据的同时,往往也在提交别人的数据。例如你发布的照片中包含照片本身的信息以及照片的地理数据与时间数据,并且如果你的照片中出现了另外一个人,那么后台的机器就会通过人脸识别获得另一个人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你身在现场,但人工智能会比你更了解你所处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永久保存的。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想起边沁(JeremyBentham)发明的全景式监狱和福柯(MichelFoucault)提出的社会大监狱的景象。边沁发明了一种全景敞式监狱(panopticon),以便于管理者密切监督每一个罪犯,因为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的一举一动。福柯则提出了社会大监狱的说法,意味着在社会之中,监视就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无处不在,而人也在社会规训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场景在很大程度上与大数据时代中人的境况非常相近,即人们生活在一种缺乏隐私和充满监视的环境之中。由此,在大数据时代,人的隐私问题就会变成一种迷思。

   因此,笔者提出了一种“透明人”的概念。所谓“透明人”,是指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和信息还原,每一个个体在一系列时间段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事后被展现和还原出来,由此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透明的。这种情况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例如调取监控录像已经成为现代刑侦中的重要手段。当某个争端或犯罪活动出现的时候,四周往往都会存在监控摄像头,而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调出相关录像而获得关键证据。这种图景在未来可能应用得更为广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元的传感器或软件正在不断产生大数据内容,记录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我们所有的邮件都会存储在服务提供商的数据平台上,我们所有的文字沟通记录,也都会保存在社交媒体软件提供商所提供的信息平台上。如果有正当需要,相关人员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获取这些资料。我们已经知道,在现在的公共空间中已经布满了各种传感器。如果说目前我们还有许多信息采集的死角,那么在未来,这种死角会越来越少。因此,这种人的信息的透明化和无隐私化,在物联网时代会更加显著。物联网意味着原本无意识、无感知以及无信息处理的物,通过人们后期的编程和计算而变得更加智能。物联网的发展,也会逐渐进入到人们的私人生活空间中,去获取人们的数据信息。例如智能家居的发展,就是在家庭中部署更多的传感器和信息处理设备,而且这些传感器和设备都需要通过联网来实现其功能。因此,智能家居的使用关键在于其自动化的功能,尤其是依靠服务商后台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来牵引。如果智能家居得到普及,那么人类的家庭生活都会暴露在人工智能的监控之下,这会让人的隐私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在人们的观念中,家庭是隐私的重要范畴,在家庭中每个个体都是家庭的领主,他们在这片领地中享有完全的隐私。因此,在美国一些州的法律中,不经主人同意私自闯入其住宅,主人甚至可以使用暴力来驱逐,这种暴力被视作合法和正当的。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人有决定自己命运和重要事项的权利。然而,智能家居的发展却使得家庭的私人空间的属性变得越来越弱。因为,智能家居公共空间的属性给传感器的布置提供了合法性。而智能家居的管理要交给联网后的控制中心来处理,这就给控制中心或后台技术人员获取个人隐私提供了便利。当然,智能家居只是物联网的一个侧面,未来的一系列相关发展会更具复杂性。

   很多历史学家都致力于“还原历史”,但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往往是难以被完全还原的。因为历史是由人来记录的,而由于人的主观性的存在,历史的细节和真相很难被完全还原出来。这种历史的不能还原性,被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概括为“证言的不可能”。阿甘本用一个极其抽象,同时也少见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他指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些看到过最恐怖事件的人是没办法生存下来的,而生存下来的人恰恰是那些没有看到过恐怖场景的人,因此从更为精确的意义上讲,证言是不可能的。阿甘本的观点在刑事侦查的领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当一件凶杀案发生后,警察所搜集的许多证据和证言实际上是碎片化和不完整的,人们很难通过碎片化的信息还原出完整的现场。然而,随着大数据和物联网时代的来临,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原因就在于,人为记录的历史将会被由传感器和电子设备所记录的大数据信息所取代,而后者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具体场景或事件的还原。

当然,这种“透明人”的发展趋势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副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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