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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算法政治转向与治理功能弱化:新科技革命下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研判

更新时间:2022-07-20 08:59:30
作者: 高奇琦  

   内容提要:新科技革命呈现出计算机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三个阶段性特征。从新科技革命对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来看,在政党组织结构的特征上,计算机化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并未对政党组织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网络化通过社交媒体增加了政党精英与选民的直接沟通,使得欧洲政党组织结构出现美国化转向;智能化通过智能技术增加了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和引导,改变了传统的政党组织结构,加剧了年轻人的政治冷漠和政党结构凝聚力的弱化。在政党意识形态的特征上,计算机化可以辅助政党对新议题作出快速回应;网络化导致政党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可能引发政治的无序;智能化则进一步加剧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可能导致政治的失序。西方选举政治异化的两个特征是政治算法化和政治极化。要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国家需要重新思考政党的作用,让政党的治理功能更加发挥作用。在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我们需要积极推动新技术在党的建设中的应用,并充分认识新兴技术的两面性,强化政党的政治目的和治理意义。

   关 键 词:新科技革命  世界政党  政党政治  党的建设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politics  party building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是政治活动的关键行动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本文试图考察的问题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对西方的选举政治、政党组织结构以及政党意识形态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首先概括了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然后,重点考察这三个阶段性特征对西方的选举政治、政党组织结构和政党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正在西方出现的算法政治和政治极化等现象,最后分析这些现象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启示。

  

   一、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

  

   目前,新科技革命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叉口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被称为信息革命,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计算机阶段,指20世纪中期之后计算机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对信息进行处理。电子计算机的逻辑初判、信息存储、处理、选择、记忆等功能,使社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1]。二是互联网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互联网世界开始形成。通过互联网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更加频繁,同时也形成网络化的新形态,但这时的网络化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并且连接的数量有限。三是移动互联网阶段。当信息技术发展到3G和4G之后,移动互联网得到快速发展。互联网变得更加动态,这主要是以手机为载体实现的。以人为中心的交流互联正在逐渐地向万物互联转化,即物联网的兴起。同时,互联网的重心也逐渐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2]。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能革命,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重要依托。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当下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仍然更多是数据驱动的智能。换言之,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正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大量的传感器和数据采集设备可以实时地获取海量数据。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新科技革命仍然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3]。

  

   以上描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技术特征。将这些技术特征与政党政治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阶段性特征:

  

   第一,计算机化阶段。这里的计算机化主要是指在信息革命初期时的初级信息化或者说是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化。这样的计算机化在二战之后就陆续展开。例如,IBM公司早期通过大型计算机进行人口普查,同时这样的技术也陆续地被运用到与西方政党相关的选举技术之中。

  

   第二,网络化阶段。计算机化与网络化的区别在于,计算机化反映的是一种计算过程,其目的是运用计算机对物理世界中的信息进行采集并进行更加精准的计算,而网络化则是建立在通信技术之上的连接过程,其目的是将物理世界中的个体连接起来。在网络状态下,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施动者和受动者,每个行动者都可能成为行动的中心,且都具有独立人格。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连接的行动者主要是作为个体的人。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个体的内涵扩展到物,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万物互联的物联网。

  

   第三,智能化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技术特征上分为三次浪潮。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次浪潮是从达特茅斯会议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4]。达特茅斯会议确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框架,之后人工智能的发展以数理逻辑为基础,更多地表现为符号主义。这时人工智能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数学定理的证明等方面。之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面临发展停滞,是因为这样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学术领域,对产业和实践的发展贡献有限。因此,当美国的实务部门提出诸如机器翻译等具体需求时,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并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人工智能面临技术发展的寒冬。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这一次的发展与日美的战略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由于在半导体领域的大量投入而使其技术发展的信心得到很大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提出了发展第五代计算机的战略构想。第五代计算机就是当前我们所讲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美国受到日本的反向激励,在这一领域也大量投入资源。在这一时期,联结主义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理论流派。神经网络等关键技术在这一时期也被提出,然而,由于当时数据量的限制,这些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相关的理论储备已经形成。第三次浪潮是在2006年之后,谷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谷歌从最初的搜索业务入手,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其技术能力在机器翻译、流感预测等领域集中展现出来。谷歌收购的Deepmind团队研发的AlphaGo在对战李世石和柯洁之后,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5]。可见,人工智能全面地进入公众视野,与谷歌有较大的关系。

  

   二、新科技革命与西方选举政治

  

   新科技革命对选举政治产生了不同影响。这一部分将围绕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对西方选举政治的影响展开讨论。

  

   第一,西方选举政治中的计算机化。从20世纪中叶开始,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就大量地被运用在西方选举政治之中,特别是在美国。美国的选举政治与欧洲大为不同。在欧洲传统意义上,选举政治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即政党在选举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欧洲政党也逐渐发展出群众型政党特征,即拥有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和相对完整的政党组织架构[6],然而,美国却明显不同。美国的选举政治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而政党更多是一个选举标签[7]。在这样的背景下,候选人要赢得选举便会更多地依赖选举技术,因此在计算机化的政党建设上,美国有更多经验。这也是在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占主导的重要原因。在美国,选举是一个重要产业。伴随候选人在选举中的投入越来越多,运用计算机技术对选举结果进行预测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在政党研究中,这一观点被称为美国的例外主义[8]。美国在选举政治中对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以及实践的成功,使得欧洲政党也开始逐步学习这类特征。例如,英国布莱尔的当选、德国施罗德的当选都学习了美国充分利用信息化的特征[9]。

  

   第二,网络化与社交媒体在西方选举政治中的应用。在网络化的背景下,一些社交媒体软件得到了充分发展。新的社交媒体使候选人能够更好地与核心支持者进行沟通,便于候选人筹款、志愿者招募和动员等活动[10]。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社交软件包括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选举政治网络化的典型例证是奥巴马的当选。奥巴马当选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其竞选团队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在互联网上通过小额款项募集,由此获得了足够的选举资金。这在之前的选举过程中是无法做到的。换言之,初级信息化对于选举政治更多是一种辅助手段,无法出现根本形态的改变。在初级信息化的背景下,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就需要足够的选举资金。选举资金,既包括自身的经济实力。也包括自身的资金动员能力。奥巴马却充分运用了网络扁平化的特征,直接在互联网上进行小额募资。因此,奥巴马的支持者也将奥巴马描述成一个平民候选人①。网络化的技术特征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网络化的技术特征对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例如,网络媒体取代了传统动员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把用商业化包装出的政治信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传递给公众[11]。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出现了大量关于政党衰落的讨论。互联网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但是把政治活动转向网络空间,可能会逐渐削弱政党行动[12]。

  

   第三,智能化手段在西方选举过程中的运用。智能化手段既包括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法对选举结果进行更加精准的预测,也包括在选举过程中通过有效的信息投放,更加精准地把握选民个体的状态,并充分运用数据的引导等方式来推动竞选舆情的发展等。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过程当中。之后爆出的丑闻,即剑桥分析其利用脸书(Facebook)的数据对选举舆情进行引导,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13]。

  

   三、新科技革命与西方政党组织结构

  

   在政党发展过程中,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是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这一部分将围绕新科技革命三个阶段性特征对西方政党组织结构的影响展开讨论。

  

   第一,计算机化更多是作为辅助性的工具出现,并未对西方政党组织结构形成较大的影响。计算机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从政党组织结构的传统来看,美国从一开始就更多地偏向以候选人为中心的动员方式。一旦新技术出现,美国便会充分地运用这些技术。例如,电视演讲在美国政党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化工具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动员形式更加成为主导。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政党对组织结构的不重视似乎是一个问题。同时,美国政党的正式组织与其他的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更多集中在选举期间。在选举之外,二者的互动极少。假如把欧洲政党政治作为理想形态的话,那美国的政党政治更多是一个例外性存在。主张欧洲中心论者把美国的政党政治看成是不发达的政党政治,但从计算机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政党动员结构更多是一种扁平式的结构,即政党精英直接通过媒体与选民沟通,这与信息化技术自身的扁平化特征相契合。

  

第二,网络化使得美国的政党动员方式更加成为主导,并逐渐促使欧洲政党组织结构向美国化转变。换言之,从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欧洲的政党组织结构(特别是群众型政党的发展)似乎是一种理想形态。群众型政党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即正式组织的建设比较发达,通过收取会费来稳定政党的党员数量,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促进政党内意愿集聚,并发展政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密切关联。这种整体性的动员模式一直被认为是政党发展的高级形态[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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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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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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