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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佛教的围墙困境及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

更新时间:2017-10-09 11:29:57
作者: 王雷泉  

  

   一、中国主流佛教的特质

   这里先引用太虚大师的《中国佛学》,他在短短七八万字的小册子里,对大乘佛法的根本及中国佛教的特征,做了非常精要的说明。首先他把中国佛教与日本、南洋的佛教做了区隔,指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这个“禅”并不是“禅定”之禅也不是“禅宗”之禅,而是指定慧一体之“禅”。太虚引证《法华经》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三世诸佛皆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为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故。”从文化本体论上确立了佛教出现于世以及在世界上传播的根本理由。我在20多年前参加柏林禅寺第一届夏令营时就谈这个核心问题,很多人强调的佛教中国化其实只是手段,化中国才是目的,佛教到世界上来是化世导俗,而不是让世俗给化掉的。

   太虚指出:佛之知见和诸法实相,就是佛的自证法界,亦即大乘法的本,中国佛学就牢牢抓住了这个根本,这是从“宗”的角度来讲。“宗”是佛教根源性、本原性、终极性的意义,“教”是在人世间的传播,要契合众生的根基,因应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类型而发生演化。中国佛学的根本在禅,即从宗出教。“禅观行演出台贤教”,具体展开为实相禅布为天台教、如来禅演出贤首教;“禅台贤流归净土行”,禅宗天台贤首各宗的修行归宿通通流归净土法门。这两句话就把中国佛教两年多年的流转大势勾勒出来了。

   中国存在着三大语系的佛教,但中国佛教的主流毫无疑问是汉语系佛教(汉传佛教)。按照太虚的说法,道安、慧远一系开创了中国佛学的主流,天台、贤首、宗门下及晚期净土行诸祖,虽迭受旁流的影响,仍还由保持着这主流而演变下来。同时也容设了两大旁流,一为承传龙树提婆学系的罗什等,一为承传无著世亲学系的流支、真谛、玄奘等,这两个思潮迭曾影响主流起变化,并吸收而又消化在主流里。主流佛教的特点是本佛、重经、博约和重行,与此相对应,南传和藏传佛教的特点是本理、重论、授受和重学。具体的展开我不列举了。

   太虚大师在三、四十年代就看到了汉地对藏传佛教的追捧,所以他非常具有远见的派了法尊法师去西藏留学。藏传及南传佛教现在海峡两岸为什么如此兴盛,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认为汉语系佛教缺乏修证次第,整个修学体系不明。太虚大师非常感慨地说:“宗喀巴大师以教律而建密宗,密宗犹如一个花盆,而教律则如一个花架,以其花架坚牢,故花盆高显。我以为若非宗喀巴之教义戒律上重建西藏密宗,则其密宗当反不如今日中国之禅林也”。这里明确讲到汉语系佛教祖师们的见地不会低于宗喀巴大师,而影响不行的关键是整个教律的基础次第不如西藏佛教。他说中国当时虽有融会禅教者,可惜没有次第的建立。

   在最后一章《中国佛学之重建》,太虚大师提出中国佛教重新站立起来走向世界的愿景,需要做两个基础性的工作:第一要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理论,第二要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业。抗战初期在重庆北碚,梁漱溟先生与太虚、印顺有过一次彻夜长谈,梁提到从佛学走向儒学的心路历程,他觉得佛学是人类未来的必由之路,但在眼下抗日救亡过程中,佛学因太虚玄而不如儒家思想切合实际,这对他们是很大的冲击,迫使他们做出人间佛教的整个理论建设。所以太虚所阐明的佛教要发达人生、推行利益人生的事业,就是要进入主流社会,掌控话语权,不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佛教进入主流社会,摄受精英人群以后,重建中国佛学体系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太虚所示建构中国佛学的两个要点,在今天也很具有启发意义。一是普遍的融摄前面所说的主流和旁系所有的思想精华,作为重建中国的也就是世界的佛学之资源。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二是在重建中国佛学体系时,要做到不单纯依任何一个古代的宗义或是异地的教派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觉悟境界,即佛的自证法界,从这里出发来重建、充实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反客为主。现在反客为主的现象已经太厉害了,就是让太虚所认为的某些旁系的、异地的思想喧宾夺主。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基本引用了太虚的思想,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指导。

  

   二、20世纪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

   关于人间佛教,我觉得可以站在一个更加宽泛的角度来看,而不必求全责备。按照太虚大师的思路,佛教要进入主流社会,夯实佛教的基础,人间佛教是必由之路。我们怎样来看整个20世纪佛教发展的轨迹呢?我认为有三条矛盾主线。

   第一,中国的宗教研究与西方纯学术的研究风格为什么不同呢?因为中国近代经历了百年民族危机,整个社会被迫走向现代化转型,宗教与学术都有着现代化的诉求,以及经世致用的特点。20多年前我和西方学者交流时,他们说中国宗教学者为什么具有这样一种情怀,而缺少纯学术的研究?我说这是唇亡齿寒的处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学界和教界这30年来基本上是抱团取暖。

   第二,西方思想涌进来以后,佛教至少面对三大对手。第一是强大的基督教,人间佛教思想的产生,其实是受到基督教的刺激,同时也吸取了很多基督教的做法。印顺法师在《中国佛教史略》中说:“昔日文化之为友为敌,唯儒与道;今则文化之新友新敌,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科学。”第二是马克思主义,它是20世纪非常时髦的思想。第三是科学主义,五四前后所兴起的科学思潮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图腾,具有宗教式的意识形态背景,三、四十年代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出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课题,比如说佛法与量子论、佛法与精神分析,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摆脱这个路径。佛教与上述新思潮经历了从原来的对抗、妥协、屈从,到改革开放以后走向适应和对话的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第三,这是我对20世纪整个宗教的一个把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宗教世俗化运动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潮流,日益浮出海面。所以上个世纪末大家对新世纪做预测的时候,我在一些文章中大胆预言21世纪原教旨主义运动将会成为主流。

   人间佛教是本于内证的佛法在世间流布的表现形式,它具有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这三个递次向上的层面。人间佛教运动自始至终贯穿着批判与适应这一主线。从这三个层次来看海峡两岸人间佛教的表现,大陆基本上还处在社会适应阶段,有国家政策为证,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怎么适应呢?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怎么服务呢?有些地方就庸俗化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但是先进的佛教团体已经进入社会关怀的初级阶段,比如说提出了环保理论。社会关怀包含慈善、环保以及文化建设等内容,比如说佛教大学、佛教电视台、佛教出版社等等,都属于社会关怀的领域。在社会关怀的初级阶段,最具可操作性的是环保,如果说佛教要办电视台、要办大学好像为时过早。所以,争取从社会适应上升到社会关怀的初级阶段,这是可以做到的。

   既然人间佛教有三个层面,所以要讲契理契机。理就是契合证法(宗)。证法是佛修行悟道的根源性、神圣性的本原。在世界宗教之林中,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启示性宗教不同,佛教神圣性的来源、教义合法性的基础,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是源自佛的觉悟。那么佛觉悟到的是什么?法界、实相。佛将所证得的真理,在人世间传播的是教法,教法的根源是证法,即传统所说是由宗出教。宗,就是由禅观所导致的慧解,我认为还可以结合佛陀的批判思想来思考。它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比如说种姓制度;第二是对印度思想界不妥协的批判,不管是主流的婆罗门还是反主流的沙门思潮;第三是将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统统归结到对人性的批判。所以说,契理就要契到证法,契到佛所自证的法界。契机是可变的,随顺世局变迁中的“此时、此地、此人”,在人间行菩萨道。

   如何在神圣化和世俗化之间取得平衡?“人间佛教化”,是佛教化世导俗的目的。“佛教人间化”,是佛教在人间传播的手段。把握这二种进路的本末和体用关系,正确处理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三个层面的关系。佛教只有在不断的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坚持超越性和神圣性,为净化社会、提升人心作出应有的贡献。体用本末关系不能颠倒,过度适应世俗而失去了批判精神的所谓“人间佛教”,只是对人间佛教思想的误解,或者是一种歧出。不能因为这种歧出,就把洗澡水和小孩儿一起倒掉,因为很多是伪人间佛教,违背了当年太虚大师倡导人间佛教思想的初衷。

  

   三、当前佛教复兴中的围墙困境

   我对当前中国大陆佛教的时代特征,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所谓蓄势待发,是指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在社会转型的变迁过程中,民众对佛教产生爆发性的宗教需求。但是我们能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呢?不能。因此所谓复兴临界点,是指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与现存的体制性障碍尚存在张力。这一围墙困境,导致正统佛教的供给严重不足。民众信仰需求倾斜于外来宗教,甚至导致非制度化宗教的勃兴与外道邪教的泛滥,占据了本应属于佛教的信仰空间。

   整个大陆的宗教版图在重新洗牌,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儒佛道三教未来的发展空间面临空前严峻的局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图一是十多年前的世界宗教图表,可以看到佛教只占6%,而基督教有33%。我在2002年访问美国旧金山基督教大使命中心时,看到有一个世界地图,上面对各宗教的传播标记不同颜色的小旗,佛教被密密麻麻的基督教旗帜所包围。当时他们估计基督徒在大陆有六、七千万人,而佛教徒只有三千六百万。我问这是怎么算出来的,他们说参照基督徒的标准是受洗礼,那么衡量佛教徒的标准则是受皈依。我说居士们要拜很多师父,去除重复的皈依证,那恐怕连三千六百万都悬。至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烧香拜佛现象,虽然有好几亿,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来看,在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两个领域,存在着相当吊诡的东西对流局面。在世俗世界领域,追逐物质利益,呈现由西向东流动的趋势。在神圣世界领域,寻求神圣意义,呈现由东向西流动的趋势,从沿海走向内地,走向五明佛学院乃至于耶路撒冷。

  

   这种寻求神圣意义的趋势,反映着扭转当今中国大陆佛教的异化现状及神圣性危机的社会需求。什么是异化?法不归位。在市场经济与计划思想的冲撞下,具体表现为:政商力量对佛教横加干预及越俎代庖的“越位”,佛教界未能善尽化世导欲功能的“缺位”。裁判经常下场踢球,很多地方盖大庙、竖大像的不是和尚,是政府和老板,他们热衷于搞这个玩意,为什么?有利可图。

什么是神圣性危机?由于法不归位,背离信仰核心,宗教乞灵于经济利益、政治权威和文化光环。……其实我们也应该关心一下佛教的信仰合法性问题。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们争取佛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在这一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之时,信仰合法性问题日益突现。我们看基督新教成百倍的增长,而佛教还在原地踏步就知道了,这是合法性日益丧失的后果。从政、商、教、学四者关系来看,这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因果报应链。搭台唱戏的主角是佛教,基督教堂、清真寺不卖门票,卖门票的主要是佛教,所以最大的受害者是佛教。谁得利?贪官污吏和伪劣僧得利。二十多年前我就预测:在政治上打压佛教对佛教的负面影响比重在下降,而经济上利用佛教对佛教的负面影响比重在上升,在世纪之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伪劣僧,肆无忌惮侵吞佛教财产和资源的现象会越演越厉。政治上打压佛教,可以激发佛教徒的敌忾心;但在经济上利用佛教则会毁掉一代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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