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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龙象之争前传:英属印度殖民地经济对华全面优势

更新时间:2017-08-30 21:00:34
作者: 梅新育 (进入专栏)  

   前言:

   长达70多天的中印对峙以印军撤出洞朗、中国边防军继续巡逻而结束,但这场对峙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朝野上下对身边的这个巨大邻国、这个海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的“赶超”中国头号候选选手了解实在不足。在这场对峙期间,我陆续发表了数篇文章,今天再发出这篇《龙象之争前传:英属印度殖民地经济对华全面优势》,回顾历史,追溯印度精英阶层与中国攀比竞争心态的由来。

   本文主要内容引自本人著作《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第九章,2015年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授权华盛顿邮报中文网(阳光新闻与《华盛顿邮报》合资机构)首发,首发时文章所有事实、数据已由该刊编辑部真相核查组核实保证。首发链接:

   《龙象之争前传:英属印度殖民地经济对华全面优势(上)》:

   http://www.washingtonpost.cn/#/del/?pchid=39&id=2494&eid=2491&chid=41;

   《龙象之争前传:英属印度殖民地经济对华全面优势(下)》:

   http://www.washingtonpost.cn/#/del/?chid=41&id=2495&eid=2491&pchid=39;

   华盛顿邮报中文网刊发时个别字句(主要是语气助词和标点)有修改,这里发出原稿全文,但为网页阅读方便起见,删除脚注。

   2017.8.29

  

  

龙象之争前传:英属印度殖民地经济对华全面优势

  

   至迟从1990年代起,在国际经济、学术、舆论界,描述中印竞争的“龙象之争”就已成为热门话题,近两年印度经济增速一度超过中国,莫迪上台后的多项改革措施也令人刮目相看,又给“龙象之争”话题增添了新的热度。尽管中国社会几乎从未将印度视为自己“赶超”的对象,目前中国GDP规模大致是印度的五倍之多,但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英属印度殖民地经济相对于中国曾经占有全面优势,新中国开国领袖也不讳言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于印度的事实;西方政界、舆论界之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将印度视为最有希望“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之一,印度精英阶层之所以有着强烈的与中国攀比竞争心态,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段历史。

  

   一、英帝国提携印度势力分享在华特权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始于两汉时期的中印直接交往是两个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文明古国(尽管印度历史上不曾出现中国那样的大一统王朝)的双向交流,古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古印度《摩奴法典》、5世纪迦梨陀娑(Kalidasa)代表剧作《沙恭达罗》(Sakuntala)等古梵文经典中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丝绸,同期古典梵语著作里还提到了樟脑、朱砂、优质皮革、梨、桃等大量其它中国商品,佛教、郁金香、菩提树、菠菜、蔗糖(红糖)制作法、某些印度古代数学知识等陆续从印度传入中国,中国古代匠人们还在印度红糖制作术基础上发明了红糖脱色技术而制出白糖,陆续传入其它东北亚、东南亚、夏威夷等地,并通过孟加拉地区传入印度,以至于孟加拉语和另外几种印度语言中都称白砂糖为“cini sakara”,即“中国糖”。

   这种大体旗鼓相当的中印实力对比在满清和英国统治时期发生了变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和印度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境遇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印度人在英国殖民者入侵时惨遭血腥屠杀,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遭受剥削、压迫,地位低于英国殖民者,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尤甚;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不仅给印度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建立了一套理念、效率远远高于莫卧儿帝国和当时其它印度本土政权的政府体系,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建设,实施了一系列社会进步措施;而且,在整个英帝国殖民体系中,印度人又享有高于除欧裔自治领之外其它几乎所有殖民地民众的地位与特权,成为英国殖民者统治这些国家、地区的得力帮手,甚至有英帝国非洲殖民地封疆大吏公开主张将自己治下地区发展成为“印度人的美洲”。

   典型如1890年代担任英属中非司法行政长官的哈里·约翰斯顿,他就深信东非发展要依靠印度的贸易、移民和企业,他声称:“我认为黑人所欠缺的黄种人成分应该由印度人来弥补。东非和英属中非应当可以变成印度人的美洲。两个种族的结合可以弥补印度人在身体发育上的缺陷,同时也会把勤劳品质、走向文明生活的远大志向和强烈愿望传给他们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后代。而这些也正是黑人所明显欠缺的。”

   英国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抬举”印度人,是因为他们从其全球战略出发而高度重视印度的地位与价值,视之为印度洋地区“中心支配地位国家”,称之为“帝国皇冠最明亮宝石”、“帝国皇冠明珠”。在1894年出版的《远东问题》一书中,后来于1899—1905年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GeorgeNathaniel Curzon)评价道:“印度帝国处于地球上第三个最重要部分的战略中心。……但是,没有比在它对远近邻邦的命运所起的政治影响上,以及他们的盛衰系于印度这轴心的程度上更看得出它的中心支配地位了。”他的上述认识实际上是对当时英国统治集团广泛共识的总结与升华,也为他5年后以39岁年龄成为史上最年轻印度总督而奠定了基础。

   本来,英国在征服、统治印度过程中就离不开当地势力的合作;在坐稳印度江山之后,为了巩固这个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向亚洲及印度洋沿岸殖民扩张的战略基地,充分利用其丰富资源和雄厚人力,英国加大了力度在印度开展经济、社会建设,扶植、交好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群体,为此甚至不惜放弃、牺牲部分垄断经济利益给印度地方势力分享。为了得到火腿,英国人可以赏给印度人香肠。正因为如此,英帝国在亚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扩张,也提携了印度人及其利益的扩张;而且,英印殖民政府的扩张欲望往往比伦敦更强,相应地,对印度本地势力客观上的提携作用也更大。

   与此同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则在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丧失了此前至少两千余年的领先地位,在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逐步落到英属印度殖民地下风。至迟在鸦片战争前夜,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明显超过了满清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在对华经贸来往中日益占据主动地位,印度本土商人也相当广泛地与英商合作开展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后,印度殖民地和印度本土资本分享了不少英帝国攫夺的政治经济特权余沥,进一步显著增强了他们在对华经贸中的强势地位,在香港、上海等中国主要通商口岸,一批印度资本家或有印度背景的其它族裔资本家成为政商风云人物,英印殖民当局也有意识地将对中国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贸易利益作为拉拢印度本土政商精英的手段:

   许多对华贸易英商都有得力的印度合作者,不少印度本土资本家靠鸦片贸易起家,塔塔财团是百年来印度最大的本土资本,其原始积累就是来自在香港和上海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利润成为印度近代棉纺织工业建立的重要资本源泉。国大党早期之所以要赞成殖民当局奉行鸦片政策,根源盖在于此。而英国殖民当局为拉拢土邦王公,也曾于1831年放弃垄断马尔华鸦片(俗称“白皮土”)的生产,改征出口税。鸦片巨商、怡和洋行创始人、极力怂恿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渣甸(William Jardine)的鸦片生意起家,就是与孟买帕西族商人吉吉皮(Jamseljee Jejeebhoy)合作共同做大的。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香港开埠之后,一批印度大商人在第一时间就跟随殖民者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或总部,包括依巴拉谦洋行(A. Ebrahim & Co.)、阿杜拉利洋行(A. Abdoolally & Co.)、拿打巴洋行(C. Nathabha & Co.)等。1843年,全港共有英资企业22家,印资企业6家。在对华经贸和香港发展进程中,一批印度移民成为香港政商名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吉席·保罗·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1846—1926年),系生长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裔商人,1864年毕业后便赴港就业定居,先后创办了九龙仓(1886年)、牛奶公司(1886年)、香港置地(1889年与怡和洋行合资创建)以及香港电灯、香港电车、中华电力、天星小轮(前身为九龙小轮)等多家香港举足轻重的知名企业,作为主要发起人组建了香港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香港股票经纪会,先后出任立法局和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公共电力委员会成员、暹罗驻港领事/总领事等公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香港社会影响力巨大,在港岛中环留下了遮打道、遮打花园等地名。其他印度移民中以帕西族政商名人最为突出,包括遮打的商业合作伙伴、共同创办九龙仓等公司并资助成立香港大学的么地(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共同创建天星小轮前身九龙小轮的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汇丰银行创办人之一庇理罗士(E. R. Belilios),律敦治医院、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创办人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

   清末和民国时期控制了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最初也是从祖居地巴格达迁至印度的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David Sasson)于1832年在印度孟买创办的,依靠控制印度鸦片产地货源而击败怡和洋行跃居最大鸦片商,控制了中国鸦片市场70%。遮打得以发迹,最初就是在担任印度斯坦、中国及日本银行(Bank of Hindustan,China and Japan)职员期间结识了沙逊家族,从而得以打入上流社会圈子。大卫·沙逊次子伊利亚斯·沙逊(Elias David Sassoon,1820—1880年)1872年在孟买自立门户开设新沙逊洋行,民国初年,伊利亚斯·沙逊之子维克多·沙逊(Elias Victor Sassoon,1881—1961年)将新沙逊洋行经营重心转到上海,依靠种种趁火打劫的手段成为上海房地产大王,上海民间称之为“跷脚沙逊”。当时上海共有28幢10层以上大楼,他一人便占有6幢。其势力之大,连南京国民政府官营的中国银行也败在他手下。“跷脚沙逊”本人住在原外滩最高楼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顶楼12层,以显示其俯视外滩和整个上海的威风。1934年,中国银行为显示实力,竞争存款,决定在沙逊大厦旁建造一幢当时远东最高的34层银行大厦,在大厦半腰即可俯视沙逊居住的沙逊大厦顶层,但地基刚刚打好,“跷脚沙逊”就勒令不得超过他的楼高。依靠治外法权,“跷脚沙逊”在伦敦法院打赢了这场上海房地产规划官司,把原设计34层的中国银行大厦一脚踢掉18层,最终楼高比沙逊大厦低30厘米。

   ……

   正是在英帝国统治下,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约三千万印度移民迁入其它南亚国家、东南亚、南非、拉美等地区;相比之下,尽管号称“有海水处即有华人”,但同期只有约一千万华人迁入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印度移民和印度本土资本托庇于英帝国而在非洲、大洋洲等广大地域赢得的相对优势,直至今天,雄心勃勃开拓非洲市场的中国企业和商人仍能真切感受到其余威。就是在昔日的英国皇家海军内部,印度人承担了后勤和修理工作,华人则只能专司洗衣服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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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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