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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从否定意志自由走向认同君主专制 ——霍布斯自由观的悖论解析

更新时间:2017-08-30 16:48:21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霍布斯虽然精辟地指出了“自由”与“意欲”的内在关联及其与“障碍”的直接对立,并且因此围绕行为自由和自然权益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当深刻的见解,却又由于把应然性的“自由”与实然性的“自然”混为一谈而断然否定了“意志自由”,结果就在理论上陷入了种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尤其在肯定人人生而自由的前提下最终走向了认同君主专制的自败泥潭,并且也导致后来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同样面临着某些严峻的深度悖论。

  

   虽然霍布斯就其规范性立场而言很难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利维坦》中围绕意志自由、行为自由以及自然权益等问题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却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也因此,这些见解内在包含的缺失弊端乃至深度悖论又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骨子里,不仅给后者带来了种种模糊混乱和自相矛盾,而且也引导他自己最终落入了认同君主专制的自败泥潭。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依据笔者在《自由意志如何可能》一文里给出的有关论证(见《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1期),主要从元价值学的视角对他的自由观进行一些学理性的批判分析。

  

   一、“自由”与“自然”

  

   对于霍布斯的自由观颇有微词的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伯林曾指出:“自由是一个意思含混不清、怎么解释都成的术语。”(《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在引用西方论著的中译文时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不幸的是,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位大师级人物,霍布斯对此恰恰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对“自由”概念的界定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过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著作家们通常叫做自然权益的东西,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欲、运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本性(生命)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种自由,去做按照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是对自己最合适的任何事情。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就是指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7页)

  

   如下所述,这个定义把自由与人的意欲(欲望)联系起来,其实是很到位的。但问题在于,他接下来又具体解释说:“我所说的阻碍是指运动遇到的外界障碍,对于无理性无生命的造物和有理性的造物都同样适用”,并且还依据这条理由认为,“把自由一词运用到物体之外的东西属于滥用,因为没有运动的东西就不会遇到障碍。所以……从自由意志一词的用法中,我们也不能推论出意志、意欲或意向的自由,只能推论出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人在从事自己具有意志、意欲或意向想要做的事情上不受阻碍。”(《利维坦》,第162-163页)换言之,在霍布斯看来,只有那些能够运动的物体才会存在“有没有外界障碍”的“自由”问题;相比之下,既然人的意志不像水或人体那样能够机械位移并且遇到“外界障碍”,反倒谈不上“自由”还是“不自由”的了。在另一个地方,他甚至把“自由意志”说成是一个与“圆形之方”“自由臣民”等等相似的术语上的自相矛盾,嘲笑它是比背离事实的“错误”还要缺乏意义的“荒谬”(《利维坦》,第30页)。 显而易见,霍布斯对于自由意志的这种断然否定比较奇特,不是像“不兼容论”通常所做的那样诉诸于外部因果链条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也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以致他还被包括伯林在内的某些西方学者说成是站在“兼容论”立场之上的“自我决定论”者。不过,深入分析会发现,其中恰恰潜含着西方主流哲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经常犯下的把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的典型谬误,结果不仅在把“自由”变成“一个含混不清的术语”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助推效应,而且也埋下了他从肯定人人生而自由走向认同君主专制的关键伏笔。

  

   本来,奥古斯丁在提出“自由意志”的概念时已经指出,一切出自人的“意志(意愿、意欲)”的“自愿”行为都具有“自由”的特征(见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264页)。更重要的是,霍布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在斟酌中直接与行为或不为相联的最后那种欲望或厌恶,就是所谓的意志。……经院学派通常把意志界定成理性的欲望,但这个定义不好,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违反理性的自愿行为了。自愿的行为就是从意志中产生的行为”;自愿的行为“由于来自人的意志,所以就是自由的行为”(《利维坦》,第43-44、163页)。倘若再考虑到他自己也曾提到英语里“will”作为名词和动词的双重意蕴(《利维坦》,第101-102页),我们从中还能得出一个结论:“意志”作为一种“想要”的“意愿”,本身就分析性地蕴含着“从心所欲”“随意任性”的“自由”语义,亦即通常说的“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借用霍布斯的话说则是:“自由人”是指“可以不受阻碍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的人”(《利维坦》,第163页)。就此而言,“自己愿意”的欲求志向,实际上构成了我们评判任何主体是否达成“自由”的基本标准。从这里看,霍布斯居然无视他自己也承认的这些十分清晰的语义关联,断然否定了“意志、意欲或意向的自由”,已经将自己置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了。事实上,他接下来明确肯定的“人的自由”“所有的人都同样生而自由”(《利维坦》,第168页),在源头上只能是从“意志、意欲或意向的自由”那里生发出来,意指人们在现实中通过从事行为达成了“自由意志”的“想要意愿”之后才能进入的那种“心满意足”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倘若否定了“意志自由”这个原初性的动机,我们根本就无从解开“人的(现实或行为)自由”来自哪里的终极谜底了。

  

   澄清了“自由”与“意志”之间的这种可以说是两位一体的同义反复,我们现在就不难看出,“自由”本身作为主体的诉求直接位于应然性的价值维度上,因而与作为认知的对象位于实然性的事实维度上的“自然”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所以,像霍布斯那样主张自然万物也像人一样拥有自由,实际上是把“事实”混同于“价值”了,严重背离了他自己也承认的“自由”在于“从心所欲”“随意任性”的诉求性核心语义,结果将它变成了“一个意思含混不清、怎么解释都成的术语”。诚然,“是”与“应当”的区别是后来休谟才自觉提出的,我们不必就此苛求霍布斯;但要是我们今天仍然忽视了他的这一重大理论缺陷,却势必会重蹈覆辙而误入歧途。原因很简单:由于日月运行、四季更替、河水流动、树木生长等等原本没有“想要—意志”的动机,声称它们是“自由”的最多只有拟人化的比喻意义,不可能严肃当真,否则就会因为缺失“自己愿意”这个关键性的评判基点流于空泛了。举例来说,霍布斯先是主张“水被堤岸挡住了就不能自由地运动”,接着又宣布“水顺着河道往下流是自由的”(《利维坦》,第162-163页),就没有察觉到堤岸和河道对于水流其实都构成了所谓的“外界障碍”;而假如再提出“各个水分子之间的摩擦究竟是内部障碍还是外界障碍”的质疑,我们或许就要被诱导着去钻牛角尖了。

  

   正是由于将“自由”与“自然”不分青红皂白地直接等同起来,霍布斯的定义很容易误导人们一方面把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与自然万物的“随机偶然”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因此把它与自然万物的“因果必然”对立起来,最终将自由曲解成了某种类似于布朗运动那样混沌无序、变幻莫测、飘忽不定的自然状态,甚至比没头苍蝇的瞎碰乱撞还要缺失“自己愿意”的诉求内涵。所以毫不奇怪,今天许多西方学者仍然在事实与价值的这种混沌不分中,天真地相信“测不准”的量子运动足以为“从心所欲”的自由意志奠定某种客观的基础,却埋头不看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简单事实:虽然大千世界里几乎有无限多的东西都包含了“随机偶然的量子运动”,但只有在心理活动中拥有“需要—意欲”的人类才会生成本文讨论的“随意任性的自由意志”。说穿了,试图诉诸这种把诉求性自由当成实然性自然的做法来揭开自由意志的千古之谜,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正是这种关公战秦琼式的穿越性笑话,才让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互动关系变成了一个至今众说纷纭的无解难题。

  

   反讽的是,霍布斯自己也被他的这种曲解带进了沟里:本来,他认同的那种“自我决定论”实际上是主张,人的自由不但嵌入到了种种因果链条之中,而且还遵循着种种“一定如此”的“自然法”。可是,由于明确主张“自由”一词也能运用到自然物体的随机偶然运动之上,他不仅没有明确肯定人的自由与因果必然之间的这种两位一体,反倒在指出“畏惧与自由相互兼容”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自由与必然相互兼容”(《利维坦》,第163-164页),言下之意其实是说:正像自由与畏惧一样,自由与必然一方面是“彼此对立”的,另一方面又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和谐统一”。此外,在讨论“自然权益”与“自然法”、“民约权益”与“民法”的关系时,他也宣称:“权益在于做或不做的自由,法却决定并且约束着人们在这二者之中选择其一”,因而作为“义务”势必会取消“自由”(《利维坦》,第97、225页),却没有看到强制性义务同时还具有确保人的自由的积极效应(见刘清平:《自由、强制和必然》,《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因此,像霍布斯这样在古希腊哲学就已确立的二元对立架构中“辩证”地理解自由与必然的“兼容”关系,只会严重扭曲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其中便包括他自己试图从认知性视角探究的人的自由所遵循的那些必然规律。

  

   二、“自由”与“自然法”

  

   界定了“自由”之后,霍布斯紧接着就着手分析人们在基于自己的意欲、运用自己的力量实现自由的时候遵循的某些“理性发现的诫命或一般法则”,亦即大名鼎鼎的“自然法(natural laws)”。但不幸的是,他在这里再次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不同维度,硬将某些带有浓郁规范性应当色彩的特殊性“行为义务”说成是描述性之是层面上的普遍性“人性逻辑”,结果又生成了一些破绽百出的理论漏洞。

  

   首先要说明的是,虽然自由作为主体的价值诉求直接位于应然性的维度上,但在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时,它也能像日月山川等自然界的“非价值事实”那样,在实然性的维度上展示它本身包含的必然规律,从而成为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的“价值性事实”(见刘清平:《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是与应当之谜新解》,《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1期)。换言之,尽管诉求性的自由与描述性的必然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但当前者构成了人们在认知领域内的考察对象时,它也会呈现出自己“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必然特征,不然的话人们就无从理解“自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说白了,霍布斯在理论上阐发“自然法”的根本目的,正是试图描述人们在实现自由的时候“是”怎样地遵循某些必然“规律”的;但很可惜,在西方主流哲学从古希腊起便把实然性“规律”与应然性“法则”混为一谈的积淀性影响下,他却说着说着就改变了口气,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在实现自由的时候“应当”怎样地遵循某些必然的“法则”,不但把“自然法”的实质归结为“禁止”人们“自我毁灭”,而且将“自我保全”的“命令”也分解成了“寻求和平”“转让权益”“签订契约”等等规范性印迹十分鲜明的条文(见《利维坦》,第97-108页),结果让自己的身份从“学者”变成了“先知”,让自己的使命从“认知描述”变成了“发布诫命”。反讽的是,西方现当代哲学至今还乐此不疲,沿着霍布斯误入的这条歧途执着地走了下去,结果离开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的实然性真相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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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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