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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自由意志如何可能?

更新时间:2017-03-12 21:06:43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西方主流学界在二元对立架构里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的问题,结果在关公战秦琼式的穿越性笑话中建造了一座怎么走也走不出的迷宫,让一个简单的人生事实变成了众说纷纭的千古之谜。其实,只要直面日常生活并澄清了事实与价值的互动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

  

   一、自由与必然的外在对立

  

   基于“自由意志”从事“自由行为”,本来是人生在世的常见现象;但奇怪的是,它从古希腊起就成了西方主流学界众说纷纭的一个千古之谜,直到今天还看不出有找到谜底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西方哲学家们一方面将自由意志“想要怎样就怎样”的“随意任性”等同于外部世界“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的“随机偶然”,另一方面又因此将它与外部世界“一定如此不会不如此”的“因果必然”对立起来,结果在某种外在对立的二元架构中,让原本属于价值学维度的“自由意志”与原本属于宇宙观维度的“决定论”处于不共戴天之中,严重扭曲了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最终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怎么走也走不出的迷宫。

  

   本来,在中外语境里,“自由(freedom)”都有某种简单直白的原初语义,这就是“想要(will)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或者说“随意任性”),并且因此与“意志(意欲)”形成了直接关联。然而,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却从一开始就把它嵌入到了下面的语境中:要是宇宙万物充满了为必然命运事先决定的因果链条,以致随机偶然、没法预测的无序现象找不到立足之地,人们怎么还能凭借自己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做出随意任性的开放性选择,并且因此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受到相应的赏罚呢?[1](PP436-457、467-469)不难看出,这一语境已经潜含着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只有在随机偶然的非决定论环境下才能实现、在因果必然的决定论环境下却会遇到阻碍的前提,从而将关注点转移到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相容的假问题之上。接下来奥古斯丁又宣称:“如果一个人是善的,并且只有因为他愿意才能正当地从事行为,他就应当拥有自由意志……虽然他也能通过自由意志犯罪”[2](P100)?,明确把自由意志看成是某种既有可能推动人们行善、也有可能怂恿人们作恶的力量,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将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与外部世界的随机偶然相提并论的扭曲倾向。

  

   进入现代阶段之后,西方主流学界更是沿着古希腊的歧路越走越远了。例如,霍布斯宣布“自由就其本意而言是指缺失外部障碍的状态”[3](P97),斯宾诺莎基于人的意愿总是处在原因链条之中的理由,断言人的灵智“不存在绝对或自由的意志”[4](PP87),康德声称人的理性不可能破解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的二律背反,也不足以回答“自由意志是否可能”的问题[5](PP374-379),黑格尔主张人们认识了“必然性的真理”就能实现具体的自由 [6](PP301-310),尽管彼此的观点各自有别,问题意识的给定框架却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如果说因果必然与随机偶然正相对立,它是不是能够与自由意志达成统一?到了20世纪,量子力学发现了微观粒子的活动具有“非决定论”的特征,于是就像当初古希腊哲人热衷于探究服从因果律的原子运动会不会有碍于人类灵魂的自由运动一样,当代西方学者也开始热衷于探究不服从因果律的量子运动是不是有助于人类大脑的意志自由 [7]。但很遗憾,这些讨论不但没有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一步,相反还与人们凭借自由意志形成的日常生活体验越来越不相干了,以致哈耶克曾感叹说:围绕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展开的争论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8](P85)。

  

   从这里看,西方主流学界长达两千年的理论探讨可以说在出发点上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将一个价值学维度上的话题硬塞到了宇宙观的维度上,结果沉溺于主体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二元对立架构无法自拔,却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理应是首先揭示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本文试图从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视角出发(亦即不涉及自由的具体规范性意义),通过澄清人生在世如何从事“想要怎样就怎样”的自主选择的自律性奥秘,在元价值学的层面上对于“自由意志如何可能”的问题提出一种新解答。

  

   二、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

  

   其实,只要直面人生在世的生活实际,我们很容易看出:自由意志“想要怎样就怎样”的“随意任性”并非只是什么“可能如此可能不如此”的“随机偶然”现象;倒不如说,它自身首先还包含着“一定这样不可能那样”的“因果必然”链条,尤其是内在地遵循着“趋善避恶”这条无从摆脱的“人性逻辑”。

  

   本来,“意志(will)”作为“想要”就是基于人生在世的“需要”之中的,并且因此才形成了它与“善恶价值”的直接关联:一方面,既然人们只有满足了某种需要才能维系自己的某方面存在,他们就不得不关注各种东西对于自己满足需要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然后再根据这一标准,把有益的东西评判成“善”的,把有害的东西评判成“恶”的。另一方面,一旦发现某个东西有益于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又会“想要”得到它,并且生成“意欲”它的肯定性“意志”,反之则会“想要”去除它,并且生成“厌恶”它的否定性“意志”[9]。当亚里士多德宣称“善是欲求的目的”的时候[10](PP3-5),以及当霍布斯宣称“善和恶是表示我们意欲和厌恶的语词”的时候[3](P121),他们实际上就是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善恶价值”与“意志”之间这种近乎同义反复的语义关联。

  

   一旦承认了这种关联,自由意志对于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的内在遵从就是一目了然的了,因为它注定了是努力得到对人有益、为人意欲的好东西,避免对人有害、为人厌恶的坏东西,没有例外。说穿了,“想要怎样就怎样”的自由意志无论多么“随意任性”,都不会“随机偶然”到了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地“趋恶避善”的开放性地步,因为后者在分析性的意义上属于不可能:任何人想要得到的只能是他意欲的好东西,不会是他讨厌的坏东西;任何人想要去除的只能是他讨厌的坏东西,不会是他意欲的好东西。所以,柏拉图早就指出了人性逻辑的这种“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因果必然:“没人会选择恶……想做他相信是恶的事情,不做他相信是善的事情,似乎违反了人性。”[11](P484)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的有关某人是在“趋恶避善”的指责呢?单就善恶本身的维度看,这类指责主要来源于人际之间在价值评判上的规范性差异。例如,从奥古斯丁的视角看,既然某人不肯信仰基督教却宁愿信仰摩尼教,他当然就是在凭借自由意志“趋恶避善”了;但从这个人自己的视角看,他其实还是在凭借自由意志趋于他喜欢的摩尼教而避免他讨厌的基督教,根本谈不上“趋恶避善”。所以,在从实然性视角理解“人人都‘是’趋于自己认为的善,避免自己认为的恶”的人性逻辑时,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那种将其说成是“人人都‘应当’趋于我认为的善,避免我认为的恶”的应然性曲解[12]。

  

   进一步看,如果我们像西方学界那样抽象空泛地理解自由意志,认为它的“随意任性”既不涉及善恶价值的内容,也不服从因果必然的链条,可以随机偶然地胡乱指向任何东西,甚至还能违背人性逻辑而生成趋恶避善的逆反取向,那它就不但在理论上空洞到了无可理喻的程度(除了指认它是随机偶然的外,我们还能围绕它展开什么探究言说吗),而且在现实中也会苍白到了缺乏意义的地步:假如自由意志与人生在世的种种需要没什么关联,也无法驱使人们达成趋善避恶的目的,人们干嘛还要拥有它呢?难道只是凭借它不可预测地碰到什么就抓住什么吗?很不幸,许多西方学者在自由与必然外在对立的二元架构里所琢磨的,正是这样一种在理论上无可理喻、在现实中缺乏意义的“自由意志”。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断言:服从人性逻辑的“意志”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其实,人生在世的所有“自由”体验,统统建立在这种只能趋善避恶、不会趋恶避善的“意志”基础之上:当人们达成了自己意欲的好东西、避免了自己厌恶的坏东西时,他们就觉得自己实现了“从心所欲”的“自由”——这不但是“自由意志”能够构成价值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原初含义:想要的善得到了,不想要的恶去除了,人们就感到自由自在,反之则觉得不自由不自在。毕竟,谁会因为自己能像没头苍蝇一般瞎飞乱撞才觉得自己是自由自在的呢?我们不妨在这种描述性意义上理解卢梭说的“人人生而自由,但又无处不在枷锁之中”[13](P8):任何“随意任性”的“意志自由”都会受到“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的必然约束,并且也正是这副无处不在的“枷锁”,才使它不但在理论上可以理喻,而且在现实中充满意义。

  

   三、取主舍次的自由选择

  

   给定了自由意志只能趋善避恶、不会趋恶避善的必然性链条,我们又该怎样解释人们在它的指导下做出的开放性选择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诸善冲突”这种意义重大的价值现象[14]。

  

   顾名思义,诸善冲突是指在人们想要得到的若干好东西之间存在着不可得兼的张力抵触(包括为了达成某个目的善必须耗费时间精力等工具善的内在矛盾),以致人们不可能将它们全部纳入囊中。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人生在世必然要做出有得有失的取舍选择,在实现某些好东西的同时放弃另一些好东西,就像《孟子·告子上》说的那样:“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或是像伯林说的那样:“人们无法避免选择的核心理由在于,他们的各种目的是相互抵触的,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东西。”[15](P49)否则,假如根本不存在诸善冲突的话,人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可欲之善、避免一切讨厌之恶,因此也就无需再做出种种有时候甚至是艰难痛苦的取舍选择了。

  

   从这里看,自由意志的开放性选择当然也不像西方学界通常理解的那样,意味着什么随机偶然的无限可能性;毋宁说,首先,它本身同样要受到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的内在约束,因此只能是在几种善(或恶)之中选择一种来实现(或避免),而不会是在碰巧撞上了种种价值无涉的东西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取舍。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展开这类选择的时候,人们的自由意志还必然要遵循人性逻辑的另一条原则“取主舍次”(又叫“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结果是给自己套上了另一副甚至具有强制性的内在“枷锁”。

  

事实上,人们在面临诸善冲突的时候,大都会依据自己业已形成的人生理念,围绕两种不可得兼的好东西展开主次轻重的权衡比较,然后再做出取主舍次的选择,以放弃某种次要的好东西(次要善)为代价,以求达成另一种重要的好东西(基本善),以免自己失去了后者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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