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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农民返乡抢地:新型城镇化的困境与战略调整

更新时间:2017-03-07 20:33:10
作者: 刘晨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当前进行社会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新型城镇化率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对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农民而言,城镇化并非是“赶上楼”那么简单,更是需要从实地调查去查看农民究竟是怎么样想的,通过对全国部分地区的乡村调查和既有的文献资料研究发现,如今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民返乡抢地”,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国家经济发展;第二,生活方式;第三,生活观念;第四,生活需求。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消除他们的担忧,尤其是在城市生活如何进行保障;其次要通过宣传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观念;第三,除了要采取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以外,还要根据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的城镇化措施,而不能千篇一律,例如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就非常不同。总而言之,从外部来看,新型城镇化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意在建构对人的关怀,无力是在土地、户籍的制度上,还是在农民的身份上,都应该加大改革和优化力度。从内部来看,农民的生活理念直接影响他们进城。如何打破农民的路径依赖和既有的生活模式,建构出城市的“乡土空间”,注重对新一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宣传,是突破新型城镇化困境的关键。这些措施或战略对提高我国的城镇化率和防止农民工“回流”将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民;返乡抢地;困境;战略

  

   基金项目:第59批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6M590326)。

  

   作者简介:刘晨,1988年生,湖北荆门人,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人员、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网络政治学(E-mail:liuchen_hust@126.com)

  

   一、引言

  

   2016年4月19日,由国家发改委编写,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主编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在北京发布。该报告指出,“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工作考虑,包括:第一,努力推进非户籍人口落户城镇;第二,加快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和特色镇建设;第三,切实提升城市功能;第四,努力促进城市群发展;第五,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第六,持续深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1]我们可以从以上这六个方面大致发现,新型城镇化在如今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户籍问题;第二,中小城市的容纳问题;第三,城市公共服务问题;第四,新权威主义视野下的试错机制1与全面推进城镇化的问题。

  

   而仅仅就第二点来说,费孝通在《中国城镇化道路》一书中也曾谈到,“要使农村里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2]费老在此所谈到的“小城镇,大战略”,放在在今天来看,不无道理,其意思就是利用中小城市来作为人口流动的缓冲地带,这样既保障了城镇化的顺利进行,又不会给城市带来更多的人口压力和冲击。

  

   诚然,人口对城市的压力是不容忽视的。但本文认为,解决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城镇化,主要从两点做文章:一个是土地问题和户籍问题;另外一个是生活观念。前者,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即改革户籍制度,以破解城乡二元的结构,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城郊地区进行重点突破2。进而,在土地问题上,如今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要不要私有化”?在户籍问题上,要不要取消户籍,给农民以市民待遇?

  

   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左派学者认为,不应该私有化,因为农村的土地对农民有着“社会保障”的作用,如果农民不想在城市里再打工,那么还可以回去种地。进一步说:一方面,种地可以有收入、有活干,农民的生活会得到基本的保障;另外一方面,农民在城市里打工遇到了困境,则有退守的空间,那么社会稳定也就有了保障,不至于导致城市逗留一批“见过世面”的人。为此,从这个方面说,他们反对激进的城镇化。然而,从现有的城镇化政策来看,带着保守主义色彩的这一主张,仿佛在整个国家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不那么受到器重。   而以周其仁为代表的“自由派”认为,农民的土地应该纳入到市场中进行交易,这有利于农民获得更多的补偿和土地交易所带来的城乡流动的资本积累,所以他们认为土地应该私有化,并且尽早对土地进行确权,即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样的做法与建议,仿佛也没有受到器重。比如,《红旗文稿》在2016年4月刊发了一篇《警惕土地私有化思潮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冲击》一文,作者彭海红表示:“首先,土地私有制的高效率问题因国情而异,并非通则;其次,单纯以经济效率考察一个社会的土地制度不科学;再次,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貌似以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助力全面小康社会为出发点,实际是受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动,是人格化的资本在新形势下的代言词;最后,相对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私有制的缺陷更严重。”[3]带着中央官方色彩的媒体对此问题发声,意味着土地私有化的建议被否决,同时也意味着“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继续执行,也就是说,农村土地的所有制依然会采取1982年《宪法》、1988年《宪法修正案》、《土地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一系列法律所确立的农地的“集体所有制”。

  

   而在户籍问题上,以蒋天荣为代表的学者表示,户籍改革在于“平权”,最根本在于达到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平等化。而以徐勇、张英洪为代表的学者表示,要给农民更多的市民权利,尤其是要把农民当公民看待。他们认为,只要农民有公民权利,则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平等化的公共服务,可降低基层干部对他们的权力伤害,有更多的监督力量。但是,事实上,学者们的这些建议部分被采纳,例如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就是佐证。这份文件指出:本次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但是到2020年落实的怎么样,其实还是未知数。众所周知,“中央政策往往都是好的,但是走着走着就容易走偏”。

  

   如何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就需要对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化3。至于怎么改革?怎么优化?尚且还没有一个准确答案,依然在尝试和摸索之中。

  

   然而,就在如何改革和优化还未解决的同时,中国的农民工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出现返乡潮,而又因为近些年的经济猛然下行,导致外出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另谋生路,比如创业4;有的农民工则回到家乡以后重操旧业,例如种地。

  

   问题是,农民工为何要返乡?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难道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所致?在笔者看来未必如此。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城镇常住人口达7.7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4]然而,近3亿多农民工到底有多少人愿意重操旧业,继续种地?有研究对返乡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共47人5,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中,有意继续外出务工的19人,占40.5%;希望在附近找工作的5人,占10.6%;希望在家务农的13人,占27.7%;希望自主创业的10人,占21.3%”[5]这也就是说,返乡农民工种有59.5%人不愿意再出去务工。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在农民工这个群体中,遭到了阻力。

  

   同时,《半月谈》曾刊发了一篇名为《返乡找地:农村上演一轮抢地大战》的文章,该文指出:“自2015年底以来,受整体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有返乡势头,其中不少农民选择重操旧业——种地。但很多农民回乡后发现,自家田地或偏少不足以养活一家老小,或前些年就已被租出去,面临无地可种的尴尬。一轮‘抢地’大战由此上演。”[6]而且,可能因为“抢地”而造成冲突等现象的发生。

  

   “返乡抢地”与新型城镇化的困境,构成了本文的叙事主题,也是我们所希望探究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新型城镇化以部分人的“返乡抢地”而显得困境重重?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又该如何调整?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现状与问题

  

   “所谓新型城镇化,顾名思义就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7]新型城镇化的“新”又主要在于:“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 空间扩张, 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 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 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 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而不仅仅是城镇建设”。[8]而今,新型城镇化的的成绩和问题又是怎么样的呢?

  

   有学者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4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4.7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9]同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这也就是说,未来城镇化率这一比例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要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1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政策顾问Samantha Anderson表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其速度和规模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中国仅用了 60 年时间便将城镇化率从10%提高到50%。同样的转变,在欧洲用了150 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用了210 年。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预测,到2030 年,中国将新增 3.1亿城市居民,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 10亿,城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达 75%。”[11]

  

由此可见,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速度已经非常之快,让世界瞩目,并且在2030年,将会达到70%的城镇化率,这已经接近于次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不是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没有问题呢?Maierdan Tuersun就曾表示:“(1)城市化发展容纳承载能力不足;(2)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3)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12]王海峰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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