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消费受饮食习惯、收入水平以及人口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我国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收入增长引致的膳食结构升级和城镇化带动的农村人口转移都会影响食物消费。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膳食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动物产品消费的增长。但随着收入的增长，人均动物性产品消费在经历快速增长后会最终趋于稳定，甚至略有下降。因而，对我国未来食物需求预测的关键是要找出膳食结构转型过程中人均消费的变化规律，包括不同群体人均食物消费差异、人均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以及不同品种食物的人均消费峰值等。
我国人均粮食消费特征与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动物性产品的消费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并形成了对直接粮食消费的替代。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已经由以直接的口粮消费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饲料粮消费为主。从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情况看，口粮消费逐步下降，饲料粮消费持续上涨。我国城市居民口粮消费基本趋于稳定，2009年以来城市居民人均口粮年消费量基本稳定在130公斤水平。农村居民口粮消费下降明显，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口粮年消费量较十年前下降58.6公斤。城乡居民间接的饲料粮消费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2012年城市居民人均饲料粮消费达347.9公斤，较2003年增长了28.2公斤，近十年年均增长率为0.94%，近五年年均增长率为3.40%。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饲料粮消费量178公斤，较2003年增长57.1公斤，十年间年均增长率为4.39%，近五年年均增长率为5.68%。
除了城乡消费行为不同外，不同收入群体粮食消费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利用2013—2014年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食物消费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呈下降趋势，饲料粮消费呈上升趋势，食用粮食人均消费总量呈上升趋势。参考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划分标准，本课题组将调查样本在区分城市和农村的基础上，将收入水平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城市高收入组居民比城市低收入组居民人均每年多消费粮食76.6公斤，其中少消费口粮15.8公斤，多消费饲料粮92.4公斤。农村高收入组居民比农村低收入组居民人均每年多消费粮食134.6公斤，其中少消费口粮7.2公斤，多消费饲料粮141.8公斤。
城市不同收入组之间粮食消费差距随收入增加而缩小，农村不同收入组之间粮食消费差异随收入增加而扩大，且饲料粮的消费变动幅度远大于口粮。城市中、低收入组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相差60.6公斤，其中口粮相差4.9公斤，饲料粮相差65.5公斤;高、中收入组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相差16公斤，其中口粮相差10.9公斤，饲料粮相差26.9公斤。农村中、低收入组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相差29.1公斤，其中口粮相差3.5公斤，饲料粮相差32.6公斤;高、中收入组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相差105.5公斤，其中口粮相差3.7公斤，饲料粮相差109.2公斤。从城乡对比的角度看，农村高收入组的消费水平和城市低收入组的消费水平最接近。农村高收入组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为450.3公斤，其中口粮132.3公斤，饲料粮318公斤，全年粮食消费与城市低收入组居民仅相差16.7公斤。
我国人均耗粮食物需求峰值的判定
我国正处于膳食结构转型升级期，未来我国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仍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增长状态，且动物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将是推动人均粮食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预测人均粮食需求峰值的关键，在于找到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转折的关键点，即人均饲料粮消费需求峰值。下面，综合考虑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变化特征，对我国人均耗粮食物需求峰值作出初步判定。
(一)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耗粮食物人均消费峰值
我们选取饮食习惯与我们较相似的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能量、蛋白和脂肪等摄入从谷物为主向更多来自动物产品的转型之后，其主要动物产品的人均消费量都在人均GDP处于1万至3万美元阶段达到了最高值，之后趋于稳定或略有下降。这说明人均食物消费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不是无限制地增长，在食物品种结构转换的同时，各类食物的人均消费量是存在峰值的。
日本、韩国在2011年达到肉类人均消费峰值，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则分别在1997年和1987年达到肉类人均消费峰值。日本和韩国水产类消费较多，对肉类消费形成一定替代，肉类人均消费峰值略低于其他地区;中国香港因为外籍人口、流动人口较多，拉高了其人均肉类消费的峰值水平。日本和新加坡蛋类消费在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后达到了人均20公斤左右的消费峰值，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则在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左右达到了人均14公斤左右的消费峰值，韩国消费峰值水平略低。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奶类消费在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后达到峰值，中国香港与日本的奶类人均消费峰值都是83公斤，中国台湾与韩国奶类消费峰值则相对较低。水产类受资源禀赋约束和饮食偏好影响更大，峰值水平以及与峰值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说，部分地区在部分产品上的人均消费峰值水平接近，但因资源禀赋、经济文化、人口结构特征的不同，即使是饮食习惯较为相似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食物人均消费峰值的水平及其到达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异。我们还需要对我国食物消费特征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确定哪些地区的峰值水平对我们的预测有参考价值。
(二)我国耗粮食物人均消费峰值的判定
利用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食物消费调查数据进一步对主要耗粮食物消费进行考察发现，样本中城市高收入组和北京市居民动物性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已基本与上述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峰值接近，在部分品种上甚至已经显现出拐点。城市较高收入组肉类和奶类的人均消费量已超过了城市最高收入组，分别达到85.0公斤/人•年和77.7公斤/人•年。
对于肉类，我国城市较高收入组和北京市的人均消费水平与我国台湾地区人均消费峰值最为接近，且城市最高收入组的肉类消费水平已经下降，城市较高收入组的人均消费水平即可作为我国人均肉类消费峰值，即85公斤/人•年。对于蛋类，我国当前消费水平已明显高于东亚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也已高于膳食营养推荐水平，因此继续增长的空间不大，当前城市最高收入组的人均消费水平可作为全国人均蛋类消费峰值，即30公斤/人•年。对于奶类和水产类，我国城市高收入组和北京市的人均消费水平与香港和日本人均消费峰值最为接近，但城市高收入组与北京市对这两类食物的消费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它们的消费明显受地域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奶业和渔业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平衡，我们认为这两类产品的全国人均消费峰值会低于当前的最高消费水平，城市较高收入组的人均消费水平可能会与全国人均消费峰值更接近，即奶类和水产类的全国人均消费峰值分别为78公斤/人•年和59公斤/人•年。
除了动物产品外，豆油和豆制品也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耗粮食物，目前我国这两者的人均消费水平已趋于平稳。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食用油购买量2013年后保持稳定，农村居民购买量2013年后开始下降。2013年我国人均植物油的消费量为24.49公斤/年，已经超过了我国居民膳食推荐标准。在健康消费引导下，预计我国植物油的人均消费水平还会逐渐回落，可将2013年消费水平作为峰值标准。按照目前我国居民食用油中45.1%的大豆油比例，可推算出大豆油的需求量为11.04公斤/人•年，折合原豆为66.94公斤/人•年。2015年我国食用大豆加工量为1300万吨，折合人均消费量为9.5公斤/人•年，而营养推荐的豆制品摄入最佳标准折合原豆量为10.9公斤/人•年，可将此作为我国加工豆制品的消费峰值。由此，可以估算我国大豆的人均消费峰值为77.84公斤/人•年;剔除压榨用大豆产生的饼粕计入饲料粮这一因素，我国大豆的人均消费峰值为21.94公斤/人•年。
我国人均粮食需求峰值的预测分析
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市场分层，致使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食物消费特征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将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食物消费调查和中国农业大学武拉平教授团队的农民工食物消费调查两套数据相结合，我们将各自群体最高和较高收入组的人均消费值作为各自的人均消费峰值。除了水产、牛肉等产品可能受资源和运输条件限制，农村人均消费峰值会低于城市，其他产品会随农民收入提高和城乡一体化推进，最终达到与城市相当的消费水平。
但城乡之间各类产品达到消费峰值的速度会有明显不同。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消费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食物消费已经从2000—2010年的快速增长，过渡到了当前的慢速增长期;农村居民则是经历了2000—2010年的慢速增长之后，现在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并与城市快速增长阶段特征相似。因此，需要根据食物消费增长的不同特征来分别确定预测的增长率。城镇居民肉类消费以2010年后的平均增速计算，即年均增量0.51公斤;奶类消费目前与峰值差距较大，而且预计随收入增长会出现增速反弹，以2000-2010年年均增速计算的年均增量为1.74公斤;水产和蛋类由于已经达到消费峰值，假定维持在当前消费水平。农村肉类和奶类未来消费增速以2000-2010年城市居民食物消费增速计，分别为2.26公斤/年、1.74公斤/年;蛋类和水产以农村居民当前消费增速计，分别为3.14公斤/年、0.56公斤/年。
以此增速推算，分别得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各类产品人均消费峰值到达的时间。预计城市居民肉类消费峰值将出现在2022年，峰值数为84.9公斤/人•年;奶类消费峰值出现在2030年，峰值数为78.4公斤/人•年;蛋类和水产类人均年消费量已在2012年达到消费峰值后开始下降，峰值分别为30.1公斤/人•年和61.5公斤/人•年。农村各种动物性产品的消费还有巨大增长空间，除了蛋类预计2016年将能达到31.2公斤/人•年的峰值，人均肉类、奶类和水产类消费峰值将分别出现在2030年、2047年和2069年，峰值数分别为85.74公斤/人•年、78公斤/人•年和52.7公斤/人•年，人均年消费量还将分别增加36.21、57.3和30.6公斤。农民工将在我国城镇化进入成熟阶段后逐步被吸收转化为城市居民，其动物性产品人均消费峰值会在2031年达到，并基本与城镇居民相似。
根据饲料粮转换为相应动物产品的转换率，可以估算出间接的饲料粮需求情况。人均间接消费饲料粮，城市居民将在2030年达到372.4公斤的峰值，农村居民将在2069年达到365.1公斤的峰值，农民工将在2031年达到372.4公斤的峰值。全国人均间接消费的饲料粮峰值，将因农村居民动物性产品的长期持续增长而延后到来，最终会随农村人均消费峰值的实现在2069年达到370.2公斤的峰值。
需要注意的是，动物产品消费增加会在能量上形成对口粮的替代，使人均口粮消费进一步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将在2017年达到最低值125.1公斤，农民工逐步转换为市民后在2031年达到与城市相同的口粮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将在2022年达到最低值164公斤，此后保持稳定。
按照预测的人口结构和数量进行加总可以得到，全国人均间接消费的饲料粮峰值将出现在2069年，峰值数为370.2公斤;全国人均口粮消费持续下降到2031年后将稳定在136.8公斤;全国人均粮食总量消费则在2069年达到507公斤的峰值;如果进一步考虑大豆的消费量，全国人均食用粮食总量需求峰值将达到528.94公斤/年。
(作者单位：程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周琳、程广燕，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