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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利 黄成亮: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

——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6-12-05 10:47:06
作者: 张广利   黄成  

  

   摘要: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步入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与国家内部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中西方风险生成的动因、结构及后果相互比较,发现中国社会风险生成的动因在于制度变迁进程中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松动,并进一步形成了传统、第一与第二现代性共同叠加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个体化、身份群体多元化与阶层固化的特征,其后果表现为社会中多重风险相互交织与对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针对风险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回应,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要侧重于本土化转向,从而为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风险社会  动因  社会结构  意外性后果

  

   一、问题与背景

   人们在享受着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安全感普遍丧失,面对现实与未来的恐慌促发了人类自身的深刻思考,并引起了20世纪西方社会学理论界的集体反思与批判。风险社会理论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诊断与论证,为解释社会生态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理论视角。

   理论总是来源于对现实的焦虑与抽象的总结,同时理论的适用边界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风险社会进入中国后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针对中国问题,理论作为工具来解释现实,然而很多解释都缺乏严格的论题主轴或是相互比较的概念工具,致使从实然到应然的跳跃过快,缺少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间的过渡与勾连。

  

   二、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社会:经验与限度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以西方社会为本位,并在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展开。如果以中国社会为中心来透视贝克理论,则可以发现,中国式风险社会有着自身的特点,这是由作为后发国家的历史地位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所决定的。

   (一)西方与中国社会:同质社会抑或异质社会

   风险社会既是现代性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原因,具有明显的自反性特征。在近300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整体已经步入了现代化,同时也有着自身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文化与相对合理的社会结构。在贝克看来,也正是这种合理性主导的现代性脱离了价值维度,从而将全球置于风险之中。西方风险社会的产生遵从着传统社会—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结构性裂变,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传统的线性社会向混沌社会转变。“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相关。风险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与不安全感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安全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1]19。同时,风险也表现为结构的断裂,“是指明自然终结与传统终结的概念,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了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1]7

   与西方基于自然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的文化模式与社会运行机制不同,中国现代性是外发型的,这也就决定了与西方意义的第二现代性社会存在着根本不同。新中国的成立再到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内部有着自身的多重特性。中国社会内部的多重特性是由3个因素决定的:第一,特定的现代国家革命、建设的逻辑;第二,从总体性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中,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文化、自然禀赋资源等各个要素展开的,通过制度变迁加以推动;第三,多重特性不止是中国快速现代化的建设的初始条件,也是发展的后果,中国社会的多重现代性是基于中国实践的革命—积累—发展所决定的。

   传统中国是小农社会,对于中国而言,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地整合农民与农村的各种力量,与入侵外敌对抗。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等方式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从而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并进一步以此为起点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农民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主力军,农村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政党下乡、宣传下乡等一系列的深入基层运动[2],保证了中央的政令做到上传下达,为进一步夺取战争胜利提供了组织性保障,而新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起点也依此逻辑而展开。

   新中国政权成立初期,最紧要任务就是保证政权的存续,从而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军事、重工业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成为发展的优先选项。但是,战后的新中国面临着资源贫瘠、人才缺乏的现实,积累方式也只能通过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与对财物进行统分统配来完成。通过城乡间的制度分割保证了城乡间要素的国家安排。在集中资源加速军工业与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城乡间的户籍二元制度既可以被视作加速积累的制度安排的必要环节,在新时期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导向的政策中又成为了改革启动的初始条件,不但构成了中国改革路径的约束性条件,风险意义上而言,也是社会不平等的缘由之一。

   中国空间的广袤与差异性决定了现代性的发展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空间的广袤性为中国政策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国家的试点也是从空间差异入手,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就是最好的体现。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作为中国的政策试点体现了巨大的战略价值,也正是以差异性空间实践为基础,从而逐步纵深地推进国家总体开放,不同梯次的空间资源相互优化,促使了有条件的城市能够快速进入现代化城市之列。诚然,无论是特区的“特”或是沿海开放城市,其优势建立在综合要素之上,比如良好的区位优势,传统工业的深厚基础或者是海外同乡的支持等。改革开放的逐步分梯次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凭借包括人力、物力、技术等,形成先进的生产经验,并进一步巩固其发展的优势地位,借此进一步锁定优质资源的配置,从而形成了投资、消费、生产等经济发展的正循环。反观中西部地区,因较之东部劣势的要素配置,城市环境、交通等硬件设施落后,也缺乏良好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教育、文化氛围等软件,在吸引人才、资金等方面难度较大,从而使得东、中、西部地区各自形成自身的初级要素锁定格局,在短时期这种局面难以得到改变。尽管城乡二元制度壁垒逐渐消解,但是制度惯性的路径依赖依旧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发展受制于资源的约束,国家内部则出现了较大的区域落差,表现为东西部、城乡间的发展速度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国家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中国在尊重自身国情的角度出发,在革命—积累—发展3个不同阶段形塑了不同的空间样态,表现为同一时空中传统、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的相互纠缠与交织。3种力量共同在场,也促发了现代社会风险的生产与分配空间的广袤性与不确定性,中国地理空间所特有的梯度格局也成为风险滋生的土壤。处于结构转型期的社会是一种异质性社会,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共同作用,虽然各种传统的因素在内外力的作用下正逐步地走向消解,但由于受到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之现代性因素的成长又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决定了现代因素对传统因素的取代过程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而是存在一定的“时滞”,由此也导致了各种具有差异性的传统与第二现代性的混合。

   作为后工业社会的风险社会,其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物质与生活需要,从传统的“我饿”走向现代社会的“我怕”,然而正是由于地域间诸多方面的不平衡,在中国体现的则是“我饿”与“我怕”共同交织,传统社会—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共同在场所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城乡二元分割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社会结构分化和重组的剧烈变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在同一个时空下汇聚和叠加,影响民众心理的因素不断增加且相互激荡,民众的社会心理出现高度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局面,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情绪也是复杂的。中国的现代性变迁是整体社会的转型的过程,新旧的各种要素在社会转型阶段中的重叠与并存,从时间序列上来说,诸多社会要素同时经历着巨变,从空间意义上阐释则是流动的速度大于规制的速度,多重特性在同一时间与空间中汇聚,相互间挤压、摩擦,体现了较之于西方更大的复杂性。

   (二)风险社会的根源:理性分裂抑或制度变迁

   风险作为理性悖论本身的产物,在利用工具与科技理性本身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意外性后果加剧了风险的蔓延。现代性的发生本质上就是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不只是时间意义的断裂,也体现在制度、文化、技术、生活等各个方面。在针对现代性的诊断中,韦伯从新教伦理出发,透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与组织方式的合理性,并将此视为是现代性成长的基础动力。社会的形态也正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张力不断变迁与发展。价值理性的指向在于人类存在的意义世界,而工具理性则将视野自上而下地关注现实世界,更加注重物质财富与技术进步,“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在今天看来,科技不仅仅只具有正面作用,同样相伴而生的是它的负面危害。”[3]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也存在技术对自然的侵蚀所引发的生态风险,但中国社会风险更多体现了人为的原因,风险产生的动因在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制度变迁所引发的意外性后果。为了国家安全的需求与军工业和重工业的积累,中国社会体现了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并以此为目标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单位制、人民公社制、户籍制等,社会生活被规范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中。改革开放后,体制内外共同发力推动社会变迁,总体性社会开始逐步瓦解,技术治理代替了总体性治理[4],体制外的增量与体制内存量资源的互动,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度变迁。

   制度变迁既是社会分化的诱因,其绩效也必须与相应的社会结构相协同。制度与结构是相辅相成、相互辩证的发展过程。制度变迁在推动社会分化、释放社会活力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与社会结构间存在的张力也促使了风险的生产与扩散。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审视,可以发现,制度变迁所引发的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特征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市场化社会科层制多重角色功能所引致的风险;第二,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间的紧张所引发的分配风险。

   中国国家的现代化成长逻辑中,作为革命战争时期的组织,在当今社会转轨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组织在完成革命与战争任务后,也相应地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功能切换,组织的内涵也相应地发生转变,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目标指引下,科层制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科层制既是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且在部分部门甚至是市场经济参与的主体,身兼多重角色[5]。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中,无论是从双轨制到分税制或是到如今的技术治理时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也正是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多重身份所导致的结果则是权力所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频频发生,从而进一步导致了群众与官员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严重地动摇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中国现代国家的革命与建设是遵从政党—群众为轴心的历史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路径依赖,执政党的建设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制度执行主体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风险。

制度变迁解构了单位制与集体制的社会基础并加速了中国特色的抽象社会[6]的形成。在传统的单位制与集体所有制中,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空间边界范围,是一个具体的、面对面的共同体。随着制度变革,人们脱离了原有的生活场景开始独自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通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型构了一个“缺场”的时代,通过一系列程序技术与法律规则的方式重新对现代人的生活秩序加以规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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