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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军: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

更新时间:2016-08-28 15:56:14
作者: 王海军  

  

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对共产党除了军事“围剿”外,还推行文化专制政策进行文化“围剿”,对中共领导下的红色进步书刊进行严密审查和检扣。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查禁,一次发生在1934年至1935年间,持续时间虽短,但影响却十分恶劣;一次是在抗战时期,持续时间较长。面对国民党对进步书刊的严厉查禁,中共领导进步文化力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查禁斗争。当前国内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反查禁斗争问题的系统研究不多,部分出版史、新闻史著述如《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虽对此有所提及,但总体而言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1)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制度方面的研究不够全面;(2)对该时期国民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审查标准与审查程序等方面史料挖掘不够深入;(3)对中共领导反查禁斗争途径与方法的探讨还有待拓展等。本文试图在较为详细的历史档案资料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图书杂志的查禁与中共领导的反查禁斗争进行系统梳理,以深化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的认识与研究。

  

   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图书杂志的严酷审查与查禁

  

   早在20世纪初期,北洋政府就严格检查和控制国内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统治,依然严格禁止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加强文化统制,通过建立和加强书刊审查机构,制定严格的审查制度、严厉的审查标准、严密的审查程序,将全国文化出版纳入其一党管制之下。

   (一)庞大的审查系统

   在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中宣部是新闻管制机关的中心;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需要,齐一国民思想起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9页。),193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筹备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同年10月,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由中执委宣传部、军委会政治部及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和中央社会部共同组成,作为全国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其任务是“掌理全国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及各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之指导与考核事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51页。),1944年其职能扩大为“掌理全国图书杂志戏剧电影审查事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67页。)。

   与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存的国民党其他出版物检查机构还有:(1)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要负责西文电讯和西文杂志;(2)军令部战讯发布组,负责战讯审查;(3)行政院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负责电影审查;(4)内政部地图审查委员会,负责地图审查;(5)教育部国立编译馆,负责教科书审查;(6)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除“办理抗战期间全国新闻检查事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386页。)外,还负责报纸评述的审查;(7)各地警察机关,主要负责传单、标语及其他出版物的审查(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9页。)。同时,还有两个与战时新闻出版管制相关的机构:国民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和军委会第三厅。前者的主要工作是指导、检查各地书店,指导、训练书店从业人员以及调查各地文化界动态和各地异党活动情况等。后者最初是由中共及进步人士控制的专门主管文化宣传的机构,后转变为国民党审查中共新闻出版的机构,该机构对抗战时期的宣传阵地进行了严厉管制。

   此外,还在全国各地成立隶属于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处,办理各该省、市之图书杂志审查事宜。“各省文化发达之县市政府,于必要时得在各省市审查处指导之下,酌设各县市图书杂志审查分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61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控制图书杂志出版发行的庞大系统。

  

   (二)严格的审查法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巩固独裁统治,钳制进步思想,国民党就先后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出版法》及《查禁反动刊物令》等系列反动法规,严禁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文化统制,宣称“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强调“树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之文化”(叶再生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36页。),而对于“所有思想庞杂,淆乱人心之谬论,固应严加取缔,以杜流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602页。)。为此,颁布了系列专门针对图书杂志审查与新闻检查的反动法规,从1938年至1945年间,相关法令、法规和指示多达200余种。其中代表性的主要有:《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8年7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38年7月)、《修正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1939年4月)、《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1939年6月)、《调整出版品查禁手续令》(1939年10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修正)》(1940年9月)、《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1942年2月)、《图书送审须知》(1942年)、《审查处理已出版书刊细则》(1942年3月)、《统一书刊审检办法》(1942年4月)、《杂志送审须知》(1942年4月)、《战时书刊审查规则》(1944年7月)及《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1944年7月)等。这些法令对图书杂志从著作、送审、印刷、发行到销售等各个环节作出详细规定,进一步扼杀和摧残进步革命文化,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三)严厉的审查标准

   抗战时期,国民党各级审查机构依据相关反动法规对国统区的战时出版品如报纸、图书、杂志、电影片及戏剧剧本等进行严密审查。其中,审查机构对图书杂志的审查极为严厉,“上至言论,下至广告,无事不检,无字不查”(《言论自由初步收获》,《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日。),尤其是从根据地和解放区进入国统区的大量图书报刊均被视为“反动宣传品”。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四个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500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工作紧张》,《中华日报》1935年9月25日。)。

   关于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将之分为“谬误言论”与“反动言论”两种。如对于“曲解误解割裂本党主义及历来宣言政纲政策与决议案者”,“记载革命史迹、叙述中央设施诸多失实,足以淆惑听闻者”,“妨碍善良风俗及其他之颓废言论,足以懈怠抗敌情绪,贻社会不良影响者”,等等,被视为“谬误言论”。而对诸如“恶意诋毁及违反三民主义与中央历来宣言政纲政策者”,“恶意抨击本党,诋毁政府,诬蔑领袖与中央一切现行设施者”,“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足以破坏集中力量抗战建国之神圣使命者”,等等,则视为“反动言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52—553页。)当时因触犯审查标准而遭查禁取缔的,主要是马列著作及有关宣传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文化的书刊等。

   在图书杂志审查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禁载标准,仅《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原稿审定办法》两个法规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就达70余项,如禁载“违背或曲解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纲、政策者”,禁载“破坏统一及诬蔑中央者”(《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401页。)等。1943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发布《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规定“凡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所常用的名词和术语都不能用”(《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25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73页。),把“两面派”“亲日派”“长征时代”“争取民主”“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称为“谬误名词”。

   (四)严密的审查程序

   一方面,对于原稿未经审查而已出版的需要审查的图书,如抗战期间出版的社会科学、文艺创作和有关抗战的宣传小册子。审查机关对该类图书审查时主要掌握两个原则:一是查对图审会编印的《取缔书刊目录》,对已列入禁书目录的,即予查禁。二是看出版单位和作者、译者的姓名,如系新华日报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出版的,共产党员或左倾作者、译者的书刊,要仔细审查,对触犯《审查标准》的,需摘录章节、文句,提出处理意见呈送图审会请示办理。图审会复核后确认违禁者,列入禁书目录,密令各地予以查禁取缔,或密令地方图审机关就地取缔 (张钊:《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图书审查机关简介》,《出版史料》1985年第4辑,第135页。)。凡经中央图审会查禁取缔的书刊,国民党中宣部通函各省市党部,禁止其流传。

   另一方面,对未出版图书杂志的审查,主要根据《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修正)》规定,“各地书店及出版机关印行图书杂志,除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之无关国防者及各种教科书之应送教育部审查者外,均须一律送请所在地审查机关许可后方准发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61页。)。具体地讲,凡是论述军事、政治及外交为目的的图书报刊,须在出版前一律以原稿送所在地审查处审查,没有送审的禁止印刷和发行。“凡以原稿送审之图书杂志,其原稿如有抵触禁载标准之处,审查处得指示删改修正后出版,必要时并得禁止印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72页。)。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4年,国民党通过原稿审查所扣留的书文稿件(包括作者原稿和书刊清样稿)达1045种,其中绝大多数是革命进步稿件。在中央图审会的档案中,保存了毛泽东、周恩来、艾思奇、邹韬奋、茅盾等人的检扣稿及有关方面与图审会进行说理斗争的文件。对通过审查的图书杂志在出版时“应将审查证号码用五号铅字排列底封面上角”(《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50页。)。

   (五)严酷的查禁手段

   国民党在查禁书刊过程中,除上述“合法”审查方式外,还有强迫收买书刊、查封和销毁进步书刊、强行“接办”、杀害记者及捣毁报社营业处等许多非法查禁手段。

对共产党经营的新华书店,“今后对付方法为:(1)对以营业为目的之书店,应以威胁方式或劝告方式,使其停止推销。(2)对共产党书店应派人以群众面目大批收买而后焚之,或冲进该店捣毁之”(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447页。)。查出违禁的书刊,除扣留外,情况严重的还要加以处罚,或拘捕出版单位负责人。1938年10月,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经理张锡荣被捕,关押11天,罪名是“出售禁书”,最终被罚款300元后获释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5页。)。从1939年到1940年一年时间内,生活书店有16处分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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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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