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守华:五湖四海结学缘

更新时间:2016-08-28 00:02:07
作者: 刘守华  

(一)


   我手头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红皮硬壳笔记本,第一页上写着:“钻到通俗民间语言的优美里去,钻到歌曲和童话故事句子的结构里去”,在高尔基这些话的鼓励下,我把精力转向了民间文学。这个本子就算是这一工作的开端。上半本我打算记录一些我自己直接搜集的以及书报上较优秀的民间歌谣,下半本打算记录一些谚语、歇后语同精炼的民间口语。材料尽量求原始,哪怕是为作家所不屑,不能登大雅之堂。

   这段话下面还标明:“1953年3月24日于洪湖。”那时我正在位于湖北新堤的沔阳师范学校(后更名为洪湖师范学院)三年级就读,学校在课内外很重视解放区吸收民间文艺的新文学,曾排演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将高尔基、鲁迅赞赏民间口头文学的论著列入教学内容,加上采录和演唱“洪湖革命歌谣”在当地蔚然成风。被这股文化新潮所深深吸引,又被借调参与筹办洪湖县土地改革展览活动,我承担“革命歌谣”这一块,于是边干边学,除完成布展任务外,还选辑了《贺龙军》等几首革命歌谣在北京新办的《说说唱唱》杂志1952年第8期刊出,又写出散文《洪湖渔民的歌声》投寄《湖北日报》1952年10月1日“国庆征文”发表。到1953年便形成了投身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初步意愿。

   1953年9月,我被选送进入华中师院中文系学习。这时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示范性地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华中师大也派出何奇雄老师前往北师大进修,为开课作准备。以郭沫若为会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0年春于北京成立,专业性的《民间文学》杂志于1954年4月创刊。民间文学作为一项新兴的人民文化事业方兴未艾,加之以李希凡为代表的年轻学人的堀起受到社会高度关注,1956年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青年学生“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我们这个年级的许多同学纷纷按兴趣成立课外学习小组。这一社会文化潮流使我受到巨大激励,前几年萌生的对民间文学的喜爱便进一步深化为一种学术志趣了。

   此时在武汉大学就读的广西壮族学生韦启麟以壮族民间传说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于1956年在《长江文艺》发表,受到全国文化界的好评。我就全国中学文学课本所选《牛郎织女》课文的整理改编得失,写成评论文章《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大胆投寄北京《民间文学》杂志于1956年第11期刊出,所引起的争议与热烈反响始料未及,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烙下深深印记。此文学理上的粗疏不言而喻,而最令我难忘的是《民间文学》编者对年轻学人的热切关怀和认真指导,以下是他们于1956年11月6日的来信:

   你的谈“牛郎织女”《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的文章已经发稿,将在十一月号《民间文学》刊出。我们十分希望你能常写一些这样的针对实际问题的文章。你想全面地对民间文学作专题研究,这是很好的,很必要的,但是这样的研究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才会有成绩;要真正对丰富的材料作深入、反复的考察分析,对有关的各个问题都考虑周到,方能得到比较科学的概括的结论;否则很容易流于空泛。这类的稿件我们收到很多,大家引用的材料都差不多,所用的方法和工力也都差不多,写出来的文章也差不多,甚至连文风也都相似。我们觉得你是有敏锐的头脑的,文字也比较活泼生动,建议你一方面作那样全面性的专题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方面多关心民间文学范围内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写一些带批评性的文章,这样对于读者是有好处的。

   此信用毛笔小楷流利写成,在肯定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努力目标,既鼓励作专题性的理论探讨,又强调解决一些现实性的课题。这位编辑是谁,我至今未弄清。而来信本身所体现的完全是学术导师的品格,给我以终身难忘的影响。

   此后,我于1958年正式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80年代开始,在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正副主席达20年之久,又被推选为中国故事学会副会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事业最红火的那20年间,每年都要参与一两次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学术研讨会,在《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论坛》上先后刊出了40多篇文章,同湖北和其他地区在一线从事民间文学采录研究的多位青年民间文艺家保持着密切联系。跨人新世纪,又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至今。中国民协多年来由贾芝、钟敬文、刘锡诚等学人担任领导工作,在中国文联各协会中虽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小协会,却有着很强的凝聚力,老中青几代人矢志不移,多年来对推进这项新兴的“人民文化事业”起着核心作用。我这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文化学术圈子中进行的,同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不断迈步向前的步伐息息相关,这也就构成了我的学缘特色主调。

  

(二)

  

   下面再说一下我同海内外几位前辈或同辈学人的机缘,他们是钟敬文、季羡林、丁乃通、金荣华、李福清和谭达先。

   李福清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的中文名字,生于1932年,1955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进入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曾多次来中国学习访问,以《关于孟姜女传说》及《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两篇论文获得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我于1956年在《民间文学》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深受他的关注,他就新中国十周年所撰写的一篇专论《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刊于《苏联民族学》19 60年第1期上,对我批评语文课本中《牛郎织女》整理编写之不足给予肯定,由此我们建立了颇为密切的联系。1988年他在北京出版《中国神话论集》,立即寄赠给我,我写了书评发表。因对有关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特征有些争议,我们又友好商定,分别写出公开信在《民间文学论坛》发表。我于1990年5月邀请他来华中师大中文系讲学并赴荆州游览三国征战遗迹。在苏联解体之际,他因将多年积蓄存人戈尔巴基金会受损而陷入困境,我帮助他在中国翻译发表学术论文,将稿酬用来购买中文图书和稿纸。我俩多次通信,互赠新作,直到2011年。我给他提供中国民间口头流传的三国故事供其研究,也向他请教有关苏联民间文艺学的一些事项。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国受“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译介了一系列苏联民间文艺学成果,其实大多属于普及性学术论著,真正具有学术深度的论著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等,并未引进。因而李福清着意倡导中国学者应更深入地吸取苏联民间文艺学更富于科学性、特别是历史诗学方面的成果。

   “由A•维谢洛夫斯基建立的俄国历史诗学的某些基本观点成为日后苏联艺术起源理论、神话学、史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成为苏联学派区别于西方各学派的重要标志。”“历史诗学强调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理解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必须从逻辑概括的角度把握各种文学形式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既建立在见识广博、资料丰厚的实证基础之上,又富有俄国历史诗学的开阔学术视野,常使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受到有力启示,成为我漫忆学缘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谭达先大我10岁,当我在华中师院刚跨进民间文艺学苑时,他已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走上民间文学讲坛并出版专著了。却不料在“文革”中被打进“牛鬼蛇神”行列,于8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艰难求生、年届花甲之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并勤奋笔耕,先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8种,进入90年代后又在台湾贯雅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知识丛书》4种。在先后问世的40多种著述中,以《民间文学与元杂剧》、《中国的解释性传说》和《中国二千年民间故事史》最具代表性,又以在香港《文汇报》等海外报刊连续发表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评论文章而蜚声学界。不论就评述的民间文学体裁的宏大体系,还是就论著的数量及在海内外的广大影响而论,他在同辈学人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一位。

   我久仰达先兄的学术与人品,1986年首次在深圳会晤,1997年9月我邀请他来华中师大讲学一周,1998年我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途经澳门时曾到他的寓所拜访。我们之间既有多次促膝畅谈,更有长达一二十年频繁的书信往来,最难忘的是他用心撰写并在海外报刊发表了8篇关于我的书评,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到《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从《故事学纲要》到《比较故事学》等。对友人著述既有热情洋溢的肯定与赞誉,也大都有坦诚的商榷或批评,如《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研究写作,我就是按照他审阅书稿的意见,对所有涉及的古代作者均加注了生卒年月。对《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也是吸取他在书评中的批语意见,在修订再版时新写了“道教与民谚”一章。

   特别可贵的是,谭达先博士的四十几本书,大都是在他处境艰难时,本着对祖国民间文学的挚爱,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完成的。80年代初他移居香港,因缺乏英国大学毕业学历,无资格在大学乃至中学正式任教,只能靠到处打零工代课来维持生活。晚年移居澳洲依托小女,全凭一点微薄的养老金过活。可他连这点养老金也尽量挤出来补贴出书。正如他2007年2月14日在写给我的长信中,忆念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时所写的:

   回想1952年入行弄民间文学,五十五年了。穷困了一生,“文革”时受苦不必说,1980年到香港后,也是在苦中作乐。1991年退休来此,无退休金,以一万元把一万多册书运来,定居于此;政府给我一些生活费,我尽量节约,挤一点作每年回国及出书之用。一连五十五年,未曾休息过,旅游也无精力、时间和金钱,全花在弄民间文学上了,真是十足的书呆子。如今我的微薄的努力,在海外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仅以此自慰。

   他于2008年3月患肝癌去世,已有几年了。他勤奋执着地从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苦中作乐”的传奇经历与品格,一直有力地激励着我在这一学圃中耕耘不息。

  

(三)

  

   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本是浙江杭州人,早在1936年即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并于1938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三年后再获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国内外许多高校任教,1957年起客居美国,最后任教于西利诺大学,1989年病逝。他本是研究和讲授英国作家文学的,直至上世纪60年代,“看了许多中国各民族的故事,认识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才能,深刻了解中国民间文学在世界上占了一个不但是重要而且是领先的位置”,于是和中国民间故事结下不解之缘,在西方研究民间故事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之下,以十年心血惨淡经营,撰写了一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于1978年由芬兰科学院出版,成为各国学者检索中国民间故事最便捷的工具书。他还撰写了关于《白蛇传》、《灰姑娘》、《黄粱梦》、《云中落绣鞋》等经典故事的系列论文,成为以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研究中国故事而蜚声世界的学者。

1985年9月,华中师大中文系邀请丁乃通前来讲学并由章开沅校长出面聘请他为我校客座教授。他用美国汤普森的《民间故事分类学》作教材,一面翻译一面用汉语讲解,时间长达一月之久。他带来一箱子外文参考书,其中有邓迪斯的《世界民俗学》(后来由陈建宪译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成为中国民俗学科同西方接轨的主要论著)以及《世界民间故事母题索引》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111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