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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更新时间:2015-02-11 08:59:40
作者: 钱志熙 (进入专栏)  

   东晋时期,发端于汉魏之际的门阀士族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士庶分流的社会制度趋于成熟,造成了士人社会中的阶层化现象。每一个士人都有他们所属的阶层,研究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阶层属性,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与文学,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但是在有关这一问题的知识谱系中,除了向来明确的居于门阀政治轴心的王、谢、温、庾等北方南渡高门士族与顾、张、朱、陆等南方土著高门士族之外,大量的次等南北士族与非士族的寒庶士人的阶层属性及其社会地位,尚处于不清晰的状态。换言之,当时的各个具体的门第阶层,都有那些构成成员?许多现在可知的许多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及文学等领域的人物在当时的阶层属性如何?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诗歌史上影响巨大的东晋后期诗人陶渊明,在当时的士庶分流的社会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在当时社会中所属阶层及其与当时的士族社会的关系,就是一个尚未清晰化的问题。自陈寅恪提出陶侃有可能出身于当时的南方少数民族溪族这一学术观点后[1](P172-174),连带引起了关于陶渊明是否出身于少数民族的讨论,但这一问题多少带有探奇的性质。即使真正能够论定陶侃出身于当时的少数民族,也不等于完全解决了陶氏家族的门第性质和渊明在当时的士人社会中阶层属性的问题。其实,陶氏家族的出身、所属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上、文化上的表现,文献所提供的资料还是比较充分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对东晋社会士族社会中对于某一个家族的门第等级、某一具体个人的身份性质的判断的标准、习惯的认识方式以及一些制度或准制度方面的表现,还缺乏清晰的知识。所以,本文打算首先从此入手,尽可能复原陶氏家族在当时士庶分流社会中的实际地位,然后从渊明自己诗文中有关生平的自述中,分析其在当时的阶层属性,呈现渊明与东晋士族社会关系的原状。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就能还原渊明作为寒素士子、寒素文士的身份性质,并进而尝试对其思想、行为及文学风格、文学渊源做出新的解释。

  

   关于东晋社会统治阶层的结构,史家论之已详。陈寅恪氏曰:“东晋是在南来的北方士族和江东本地士族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北方士族和江东一等士族,都是文化高门。”[1](P172)但是这种高门士族毕竟只是南北门第中的少数,高门之外的其他士族与士人的阶层差别的情况又如何呢?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等级社会中,社会的等级都是呈无穷梯级型的。但是,当我们注重社会成员的阶层属性时,这种无穷梯级型的等级差异,显然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相对固定的阶层等级,并且这种阶层等级在一些制度(如特权制度)或准制度的层面上体现出来。就晋宋社会来讲,最基本的社会阶层差别,就是士族社会与庶人社会的差别,其次就是士族社会内部高门士族与次等门族的差别。我们考察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陶渊明的家族,是否已经进入当时的士族社会,抑或仍处于庶人社会。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因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建立奇功,成为东晋初年的军事巨头,并且获得公爵的世袭特权。但是,陶侃本人出身寒庶,《晋书•陶侃传》记载了其家世及早期的仕宦情况: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于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薄。[2](卷六十六,P1768)

   陶侃父亲陶丹仕吴为扬武将军。《三国志•吴志•朱异传》:“赤乌四年随朱然攻魏樊城,建计破其外围,还拜偏将军。魏庐江太守文钦营住六安,多设屯砦,置诸道要以招诱亡叛为边寇害。异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钦七屯,斩首数百迁扬武将军。”[3](卷五十六,P1314)《晋书•桓振传》:“振字道全少果锐而无行。玄为荆州以振为扬武将军,淮南太守,转江夏相。”[2](卷七十四,P1944)《晋书•华轶传》:“轶遣前江夏太守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2](卷六十一,P1671)据上述可知,扬武将军是一种大致与太守地位相近的将军。陶丹以何种资历与才能为官,史书未载,根据当时社会仕宦的一般情形,他应该是有一定的家庭背景的。而陶侃既为扬武将军之子,其社会地位当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揆之于东晋南朝时代南方出身的武人多属土著豪酋的一般情形①,陶侃的家族,应该是属于南方边鄙地区的地方豪族之类。这种地方豪族,有时可发展为武力强宗,其成员常可以凭借其当地的影响,为郡、县属吏。陶侃能为县吏,正是凭借了这种资格。正因为陶氏家族在鄱阳属于曾有仕宦经历的地方豪族,所以鄱阳孝廉范逵经过陶家新居地庐江寻阳时,才会特地造访陶侃,并且为其在庐江太守处誉扬。这种誉扬,其实并不仅是表扬个人的人品才器,更重要的恐怕是他以陶家旧居郡名士的资格来介绍陶侃家庭原为鄱阳郡仕宦豪族的情况,因此陶侃迅速得到督邮、县令的官职。督邮为郡属官,一般都是由地方上有政治与经济势力的豪族担任。

   以上情况说明,陶侃虽然孤贫,但其家庭在鄱阳、庐江一带,应该是具备地方豪族资格的。但是这种南方偏远地区、蛮汉杂居之地的地方豪族,在中朝的士族社会中,正是地位最低下的庶族。这是因为从三国以来,仕宦士族往往聚居京邑与一些大郡,世代绵延,形成所谓的衣冠士族。与之相对,一些缺乏朝廷仕宦经历与政治背景的地方土著士族,常常被视为次等的士族。其中缺乏士大夫文化传统的门第,纵为豪族,也被视同庶族,被视为舆台皂隶之辈,贬为“小人”。当陶侃在仕途上进一步发展,进入以洛阳为中心的中朝仕宦圈内时,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歧视:

   逵察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晫曰:“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书乐广欲会荆阳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2](卷六十六,P1768)

   张华素有提携寒素之美名,并且多接待南方之士,陶侃造访张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张华对他到底是否属于士人的身份有怀疑,所以最初不太搭理他。杨晫作为陶侃的同乡,知道陶侃的当地豪族的背景,为其誉扬,同乘一车去见东吴名士顾荣,并且得到顾荣的赏识,这种情况与上述范逵在庐江太守面前誉扬陶侃使其获官,情形正好相同。都说明陶侃的最初仕途,除本人才能之外,其作为南方州郡仕宦豪族的出身,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最初荐扬他的,也都是南方的人士。但是在陶侃举孝廉、拜见张华和顾荣之后,温雅仍然斥陶侃为“小人”,即指他不属于士大夫之流,是舆台皂隶式的人物。乐广欲会荆扬士人,黄庆向他推荐陶侃,也遭到他人的质疑。这种质疑,也是质疑其是否具有士人的身份,是否能归为士大夫之流。士族在当时被称为士大夫、士君子,与此相对,庶人则被呼为“小人”。陶侃被温雅称为“小人”,并非指其德行缺失,正是指其庶人的身份。陶侃的父亲为东吴的将军,其家庭本来不算是士大夫之流,但因陶侃本人的德与才,东吴的士族社会已经接纳了他。中朝的士族社会,却坚持不接纳其进入士大夫社会。这种情形,就是陶侃在西晋时代所遇到的真实情况。这与东吴亡国也有一定关系,东吴灭亡后,在晋朝的社会结构中,陶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又下降了一级。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来自敌国或亡国的人士,其在旧国的门第往往要降低一级,尤其是在文化上的地位,往往会受到质疑。如陆机兄弟以东吴一等门第入晋后,也只以寒素身份举荐(《晋书•陆机传》),就是一个明证。孙秀以东吴皇室的身份在东晋为官,却被视为“亡国支庶”,“中华人士”即北方士族“耻为掾属”,又是一个证据。

   陶侃因其才器并际会两晋之际的军事风云,成为可以与王导匹敌的东晋王朝的元勋。并且,由于晋室南迁,政治重心完全移到南方,南方士庶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明显扩大,南方士族地位提高,有抗衡北方士族之势,像陶氏家族这样的武力强宗背景的地方豪族,更是在军事上找到了他们的位置。但是,东晋社会的门阀士族,是以北方的中朝士族、世族为主体构成的。他们在门第、人物的评价方面,坚持原来的标准,甚至更趋严格化,以至对南方的高门士族也不无歧视之处。这种标准尤其体现在文化方面,原本中朝门阀在文化尤其是经学、文学、史学方面的地位并不高,但到了江左后,汉魏以来的传统学术进一步衰落,玄学更加兴盛,门阀士族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上的地位上升为主流。他们更是有意识地以此来抗衡像陶侃这样的南方武力强宗。此时的士族,更重要的内涵是在文化方面,实际的政治地位,反而降到其次了。所以,陶侃虽为元勋,但在门阀士族的舆论里,仍然不能被归入士大夫之流。《晋书•陶侃传》记载:“侃之佐史辞诣王敦曰: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对庾亮唤陶侃为“溪狗”,都明确地说明士族仍以舆台皂隶、不入士流的小人身份看待陶侃。陈寅恪认为他很可能是属于当时南方的少数民族溪族[1](P172-174)。自陈氏此说问世后,学界对陶侃和陶渊明的族属性质的讨论,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其实,《晋书•陶侃传》的“史臣曰”已经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士行(陶侃字)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隽之例,超居外相,宏总上流。”“世族”即士大夫世族。“俗异诸华”即指其在文化上有异族的色彩。“陬落”即闾巷,是指非士族的庶民所居之地。东晋南朝时代,士庶两流,在居住上常常是分隔开来的。

陶侃以军功获得高位与世袭的勋爵,他和他的诸子也因此而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陶氏家族是否因此就获得了士族的地位呢?其成员是否已经被士大夫的主流社会所接纳,成为衣冠士人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陶渊明的阶层属性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对这些问题,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和显示。士庶差别的问题不等同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问题,士不等于即相当于统治阶层,庶也不等于被统治阶层。庶人也可以为官,这是春秋时代就存在的现象。《孟子•万章下》说到周室班爵禄之制时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4](卷一,P685)又云:“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4](卷一,P687-688)可见,庶人为官来历已久。中国古代的官吏阶层,本来就分士庶两流。其实,历史上士庶分流、士庶差别问题,主要不是士大夫与一般庶民的关系,而是指统治阶层内部的士与庶的差异问题。从汉魏到两晋南北朝,非士人的庶人为官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虽然传统上庶人所做的都是下级官吏,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庶人因军功、事功而得到显赫的地位,甚至位至人臣者不在少数。陶侃本人就是一例。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的士庶差别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清浊官的问题,即是对这一历史现实的反映。所以,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庶问题,在大多数时候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士族与庶族的问题。另外,士族即“士大夫”一族,实即封建时代的文官系统及其候选的阶层。武人纵使位极人臣,也是不能被称为士大夫的。这种例子在当时是很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陶侃本人当然不属于士大夫。陶侃的儿子们主要也都是继承父业,多为武人身份,其陶夏、陶斌父丧后构兵相残,被庾亮斥为丑恶、暴虐。“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并不显”。陶旗则史书称其“性甚凶暴”。他们当然不属于士大夫之流。但陶侃的另外一些儿子,如“洪辟丞相掾”、“琦司空掾”、“斌尚书郎”、“范最知名,太元初,为光禄勋”(以上俱见《晋书•陶侃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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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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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齐鲁学刊》(曲阜)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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