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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

更新时间:2015-01-16 10:13:13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怎样看待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本来不是难以判断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1911年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遭到国人抛弃这个事实,已比任何雄辩更清楚地做出了回答。

   但近年来这个问题却又被讨论得很热闹。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受到的损害也会更小些;革命只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辛亥革命不仅不必要,而且带来军阀割据下的动荡和混乱,把事情搞糟了。这种看法最初来自海外,后来国内也有回响,不少人以为这很有些新意。

  

   一百年前的那场争论

   其实,这不是新问题。人们有时很健忘。早在上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对这个问题就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另一方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前面所说的基本论点当时就以稍有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了。

   当辛亥革命还处在准备阶段时,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革命不但将杀人流血,还会导致内乱和列强干涉,使中国灭亡,出路只有通过请愿立宪,期待清朝政府自行改革,先实行开明专制,然后“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才是“拾级而升,又不致助长此冲突”。

   革命派则指出:无数事实已证明,不能指望这个政府会进行任何根本改革,那样想无异“与虎谋皮”;只有下决心把它推翻,中国才有希望。《民报》上有篇文章写道:“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孙中山讲得很干脆:“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这场争论的结果怎么样?当时留学日本的林伯渠后来回忆道:“《民报》(同盟会之机关报,仅出24期)寿命虽短,但却迅即传播国内,取《新民丛报》的地位而代之。民主共和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终于压倒了君主立宪论。”当时在内地求学的高一涵也回忆说:“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坚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由此可见,《民报》对宣传革命思想,是有显著成绩的。”这些说法很有代表性。辛亥革命后这场争论又起来过。武昌起义后不久,身处海外的康有为接连发表《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章,宣称:“中国必不亡,而言革命则中国因之而亡”,“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第二年,他又发表《中华救国论》写道:“嗟乎!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夫中国之旧法,虽有专制之实,而立一统之制,其所得者亦甚多也,盖非前朝能为之,实中国数千年政俗所流传也,经累朝之因革损益,去弊除患,仅用得之。”“其所缺者,物质文明,民权平等耳。虽未能盛治,然能保人民之生命财产,则先得立国之本原,而为今暴民政治所不及矣。”总之,不要发生革命,保持君主政体,中国必不亡,那比实行共和政体的“暴民政治”要好得多。7年后,他参加张勋复辟活动,要把溥仪重新扶上帝位。但清室复辟太不得人心,结果只有12天就失败了。这是实践的又一次检验。事实表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清朝政府已不再有丝毫的眷恋之情。

   这不能怪人们无情。最初,许多人确曾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政府身上,期待它能进行真正的改革,救亡图存。如果可以做到,这自然是一条代价更小的道路。可是,事实是冷酷的:这个政府已经腐烂到极点。人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望后,再也无法对它抱任何期待了。而国家的一切权力又都集中在它的手里,不推翻它,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当时的爱国者为了对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做出抉择,经历过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从孙中山、黄兴到其他革命派人物,最初何尝不曾想通过温和的改革来拯救中国。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都被无情的事实碰得粉碎,而迫在眉睫的危机又不容许人们从容地继续坐视下去。这才驱使他们下定狠心,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这个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前面所说那种看法的大意,一百年前的立宪派早就用来作为反对革命的论据了,只是不少人在事实教训下放弃了。一百年后的今天,有些人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旧话重提罢了。

  

   清朝统治集团的状况

   但问题既然又提出来了,不妨重新考察一下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实际情况,看看它有没有可能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里说的“最后十年”是约数,是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十来年的历史。

   清朝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它的最高权力完全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她本来打算废掉光绪的帝位,由于内外阻力而没有实现,但事实上光绪早已形同木偶,在政治上不能起什么作用。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两宫之垂帘也,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引注:即慈安太后)、孝钦(引注:即慈禧太后)左右对面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阉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尝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慈禧太后是个只醉心个人权力的人,这时已年老多病,又经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攻的打击,待辛丑订约后,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平稳地度过余生。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描述她:“年且耄矣,屡更忧患,后事遥遥不可知,因推权政府不肯任劳怨。”正当国难深重之际,最高统治者况且如此,又能指望整个政府有多大作为?

   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主要辅佐机构是军机处(称为枢府),曾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写道:“国朝官制,军机处为最要,始设置于雍正朝,历五世至咸丰。尔时,天子当阳,乾纲独断,任是差者,不过秉承意旨,撰拟诏谕,靖共夙夜,即为尽职。”“厥后两宫垂帘,亲贤夹辅,一国三公,事权不无下移,各有声援,党祸遂因之而起。”“枢府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此中机括,间不容发。”但大事依然只能由最高统治者独断,决不容许大权旁落。

   1901年军机处成员进行了大换班,这对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影响至大。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军机大臣共七人,首席军机大臣是礼亲王世铎。礼亲王是“世袭罔替”的清初八王之一,世铎行辈高,但其人昏庸无能,易于驱使,故1884年甲申易枢时,慈禧为了罢斥恭亲王奕?,才拿他出来摆摆样子。1900年8月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时,他没有随行,不久就退出军机处。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载漪四人是八国联军要求惩办的对象,稍后,或死或免职。余下只有荣禄、王文韶两人,到西安后又补了鹿传霖和瞿鸿机,都是荣禄保举的,而由荣禄任首席军机大臣。

   荣禄在当时清朝大臣中是比较能干的,深得慈禧信任。“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后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屡次奏请开缺,而那拉氏(引注:即慈禧)不许。”过了两年多就病死了。慈禧特下懿旨,称他“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朝廷倚畀之殷,相须綦切。”“追念前荣,曷胜怆恸。”言辞之间对荣禄的政治评价甚高。

   接替荣禄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是庆亲王奕劻。奕劻的贪渎纳贿是出了名的。他接任后的第二年,御史蒋式瑆就上奏:“奕劻自任军机,门庭如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1906年其子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命往奉天、吉林查办事件。次年三月,诏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为东三省,以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因芝贵资浅(道员),忽膺不次之擢,舆论由是大哗。御史赵启霖具疏纠参,称载振至东三省查事,还过天津,芝贵以一万二千金购歌妓杨翠喜献之。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杨翠喜案”。1907年盛宣怀写给奕劻的一封信说:“忝值千岁寿旦,谨备日金币二万圆,属令陶道(引注:指陶湘)面呈,伏乞赏收。”奕劻回信说:“杨柳风前,忽好音之惠我。荷蒙厚赐,崇饰贱辰,百拜承嘉,五中增感。”这两封现存盛宣怀档案中的原件信函,是奕劻贪渎的铁证。袁世凯手面更大。他刚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不久,得知奕劻有入军机的消息,就派杨士琦送去十万两一张的银票,随后,“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赏用,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都由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从此,遇有重要事件和人事任免,奕劻便都同袁世凯商议。由于得到奕劻的全力支持,袁世凯的实力和对中枢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强。深得袁信任的张国淦回忆说:“庆亲王奕劻自继荣禄而为军机领袖,直隶总督袁世凯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制朝政,其权力之伟更远过于李鸿章。”盛宣怀在北京的密探也透露说:“至于领袖(引注:指奕劻)者,本属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陈虁龙对中枢这种状况感叹道:“迨文忠(引注:指荣禄)病逝,继任非贤,争权纳贿,伐异党同,不及十年,大盗(引注:指袁世凯)窃国,阳借共和之名,暗窥神器。”可见奕劻主枢实为清末政坛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但最初奕劻和袁世凯在权力控制上还有两个重要对手,内是瞿鸿,外是岑春煊。瞿是荣禄死时在任的三位军机大臣之一,也是当时重要谕旨的主要拟稿人,还兼第一任外务部尚书。岑因庚子年慈禧等仓皇逃往西安时率马队一路护送,照料周到,深得慈禧信任,后由山西巡抚而任两广总督。近人徐一士在《一士谭荟》中写道:“光绪末时,庆王奕劻长枢机,为朝臣领袖,袁世凯督畿辅,为疆吏领袖,并承后(引注:指慈禧)殊眷,势倾全国。而内则军机大臣瞿鸿,外则两广总督岑春煊独深不直之,显树异帜。”“后知春煊与奕劻水火,欲调解之,因问以到京后曾否往谒奕劻。对曰:‘未尝。’后曰:‘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曰:‘彼处例索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后乱以他语而罢。春煊屡为后言奕劻贪劣诸状,蕲早斧逐,以澄清政地。后虽不能从,意盖不能无动。”这种说法大体反映出当时朝局的实情。

   1906年11月6日,清廷在宣布改革官制的同时,对军机处进行了调整。军机大臣荣庆在这天日记中写道:“奉懿旨,庆邸、瞿相留军机,世相(引注:世续)、林中丞绍年入军机,鹿、徐、铁及庆开军机,专办部务。”退出军机的四人,除鹿传霖年老体衰外,徐世昌、铁良、荣庆都与奕劻、袁世凯关系密切。补入军机的世续是没有多少作为的亲贵,林绍年却是瞿鸿推举的。这是一个不小的动作。

   庆、袁与瞿、岑之间业已势同水火,政争势在必然。对奕劻的贪渎和袁世凯的跋扈,几乎尽人皆知,慈禧也有所闻。据载,她曾与瞿鸿谈起朝事,有“庆王声名外间甚坏,汝在军机处,宜多负责任之语”。

瞿退朝后无意间同妻子谈及,结果辗转传言,为记者所知,在英国《泰晤士报》刊载。稍后慈禧宴请各国公使夫人时,英国公使夫人依据报上消息,问慈禧“是否有奕劻退出军机之事”。慈禧不悦,后以“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与”的罪名将瞿鸿开缺回籍。为了对付岑春煊,袁世凯更使出卑劣的手段。对此,岑在《乐斋漫笔》中写道:“知东朝(引注:指慈禧)平生最恶康、梁师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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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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