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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 吴兵兵:教义与民意——伊斯兰现代化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3-09-08 10:36:01
作者: 房宁 (进入专栏)   吴兵兵  

  

  尽管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伊朗就时常引起世界的关注,“白色革命”、“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以及伊朗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抗和由此导致的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每每把伊朗推上世界政治的风口浪尖,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伊朗仍然是一个多少有些神秘的国度。

  2008年以来,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资参考借鉴的国际经验,我们从亚洲开始展开了国外政治发展比较研究,选择不同类型的国家,系统考察研究它们的工业化、现代化及其政治发展进程,总结经验、寻找规律。5年来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亚洲,特别是东亚。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包括伊朗在内的西亚地区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排上了研究的日程。几年来,课题组成员多次赴伊朗考察调研,2011年在伊朗方面的热情邀请和安排下,课题组组织了一次对伊朗政治体制的专题调研。几年来,我们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伊朗以及伊朗独特的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了。

  

  一、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

  

  人类历史是持续的社会进程,社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阳光下面无新事。社会发展、国家成长要受过去历史的制约与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主观选择与建构十分有限。但漫漫历史长河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形。18世纪后期,诞生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宗主国与旧大陆的羁绊,在一片新大陆上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在构建新国家过程中,一个新生民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少的是历史传统与既定结构的束缚,多的是按照理想与理性建构制度的可能。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战火烽烟中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曾有过与美国建国时相似的建构制度的自由空间。当然,自由地建构新制度要以打烂旧制度、老传统为代价,这种代价昂贵而痛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有着与美国、中国建国相似的历史背景,她也诞生于一场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以伊斯兰信仰与准则为意识形态,以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组织为社会基础,以富有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的伊斯兰教士为先锋骨干的广泛的社会革命。这场发生于1979年的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终止了巴列维王朝后期效仿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现代伊斯兰政体,改变了伊朗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对巴列维王朝为实现伊朗工业化、现代化而发动的“白色革命”的否定和反动。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反映了伊朗社会发展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和选择。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19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19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一切重大历史进程的基本动因,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着19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时钟。伊朗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美等西方势力的扶助下巴列维王朝重归伊朗王座。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发动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以王室颜色命名的“白色革命”。白色革命是一项目标宏大、内容庞杂、行动草率的社会改革运动,它像是一场飞来的革命,充斥着对西方社会的向往和对本国历史、国情的忽视甚至蔑视,以强制性的、一揽子的手段推行一切被认为是“好东西”的改革。

  1962年国王拟定了19项重大改革措施,准备在15年内实施。1963年1月26日举行过公民投票后白色革命拉开了序幕。白色革命的主要措施有:

  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政府从封建地主手中收购土地并以低于市场价30%的折扣售给佃农,用于购买土地的贷款可以以较低利率在25年内付清。这项改革一度使150万个佃农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涉及人口占伊朗人口的40%。

  森林与牧场的国有化:颁布众多法令,保护国有森林与牧场资源。在干旱的伊朗推行植树计划,创建了环抱城市和主要高速路的7万英亩的“绿带”。今天你在首都德黑兰的街道上可以走在当年播下的树荫里。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企业按股份出售给地主,进而创造一个新的工厂主阶层。

  分红制:给予私有企业员工本企业净利润20%的股份,并保障奖金发放。

  妇女选举权:给予妇女选举权。这项措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受到伊斯兰教职人员严厉批评。但这项改革措施却作为白色革命为数不多的遗产被保留了下来。

  开展扫盲运动:成立识字军团,规定有高中文凭并需要服义务兵役的人员,可以选择在山村从事扫盲以代替兵役。

  推进国民卫生健康运动:成立健康军团,在3年中,成立约4500个医疗小组,支援山区和农村地区的卫生工作。

  推广现代农牧技术:成立复兴与建设军团教授现代耕作方式和畜牧技术。从1964年到1970年伊朗农业产值提高了67%。

  发展水利,保护水资源:白色革命时期伊朗广兴水利,建筑大批水坝等水利设施。伊朗农田灌溉面积从1968年的200万英亩增长到1977年的560万英亩。

  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成立民间公平议事厅,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仲裁组织调解民间矛盾。到1977年在伊朗全境分布着一万多个公平议事厅,为超过1000万民众服务。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义务教育覆盖从幼儿园至14岁的所有儿童青少年。1978年,有25%的伊朗人在公共学校登记就读。

  建立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制度:为所有伊朗人提供社会保障,实行退休制度全民覆盖。

  依今天中国的观点看来,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真可谓: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它将东西方现代制度中的各种有益的制度与政策都吸收和应用于伊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为期不到20年的白色革命,在推动伊朗工业化、城市化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我们在伊朗调研的途中,从首都德黑兰到中部重要城市伊斯法罕,依然可以感受到白色革命期间伊朗建设和发展的成就。

  但是,这样一场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却搞得天怨人怒,激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最终引发了另外一场革命——伊斯兰革命。

  白色革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社会意义上则完全失败了。白色革命最终引发伊斯兰革命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很多,但从今天看,最主要的有四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第一,社会改革未能建立起支持其生存的新的社会结构。

  任何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政治法律体制都需要有相应社会结构作为支撑,抑或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权力需要有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支持。白色革命源于社会最上层的统治集团,而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却没有建立和培育起支持改革的新社会阶层,同时又深深地伤害了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

  白色革命最为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以及带来的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打碎与重建是普遍存在于亚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措施,是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成功的基础性因素。但这一关键举措在伊朗却完全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白色革命匆忙的、武断的土地改革,把土地转到佃农手中,但并未立竿见影地带来农业生产进步,相反干旱地区传统农业的命脉——坎儿井,因地主集团的退出而遭到了损坏,导致了部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衰落,进而土地又很快从佃农那里流失到高利贷者和生产出口经济作物的跨国公司手中。白色革命的土地改革计划被批评使“地主和农工都失去了工作”。过分仿效他国的改革计划没有充分考虑到伊朗自身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也忽视了伊朗农业中传统的佃农与地主之间家族式的工作契约关系。传统的生产关系被斩断,新的生产关系并未发育起来。土改的失败使白色革命以及巴列维政权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因改革而发育起来的新的社会基础的支持。

  第二,经济与民生的脱节导致社会对立。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实际上还没有民生的概念。那时候,经济发展就是民生,社会的共识是发展经济优先,经济发展了生活自然改善,人们为经济发展甚至不大在乎其他方面的牺牲,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满怀希望。改革和发展30年后,民生问题凸显了,人们更加关注民生问题,这其中至少包含着两个意味:一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否转化为社会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否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所分享。当年伊朗在白色革命进程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白色革命给伊朗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应当说白色革命开启了伊朗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从1968~1978年伊朗经济以年均16%~17%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1973年伊朗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伊朗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进一步开始发展原子能、电子工业。快速工业化带来大规模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白色革命前的1960年伊朗城市化率为30%,到伊斯兰革命前的1978年伊朗城市化率已达52%。从这个重要指标看,伊朗已经是一个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

  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却是急剧的社会分化。工业化带来的财富积累,特别是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收入,在伊朗迅速制造了一个暴富阶层,当年人们曾经用“从荷兰买鲜花,法国买矿泉水,东地中海买野味,非洲买水果”来形容伊朗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工人、农民的贫困生活。特别是1975年之后,由于过度投资导致城市土地价格飞涨,国际方面经济波动致使石油价格下降,导致了伊朗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城市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冲击。伊朗是一个伊斯兰社会,传统的伊斯兰平等精神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严重的社会分化严重地冲击了伊朗社会内部的各阶层关系,损害了维系社会团结的道德纽带。

  第三,白色革命导致了尖锐的文化冲突。

  伊斯兰是伊朗的文明底蕴。伊斯兰与伊朗人的精神世界融于一体,伊斯兰准则规范和调节着伊朗民间的社会关系,什叶派伊斯兰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伊斯兰使伊朗具有自身独特的社会性质和精神气质。然而,当年伊朗的领袖,发动白色革命的巴列维国王,居然完全漠视伊朗的伊斯兰文化甚至视为落后,试图用仿效西方的世俗化来推进伊朗的改革和发展。霍梅尼就曾批评:在巴列维治下的伊朗“正如对东西方文化所显示的狂热崇拜,对伊朗旅游者来讲,去英国、法国、美国和莫斯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而到圣地去朝拜则显得落后。对宗教及与之有关的主题和精神漠不关心,这被认为是理智的行为;而献身于这些事业则象征着落后和保守主义。”

  在伊朗访问和考察的日子里,我们所见的伊朗妇女永远是佩戴头巾,常常身披一袭轻柔飘逸的黑色长袍,尽显波斯女性的矜持隽永气质。然而,在白色革命的日子里,一心崇拜向往西方的国王,竟然视伊朗妇女的头巾为陋习,要求禁止。为此,闹得民怨沸腾。一国之君如此不了解自己的人民,管制人民到如此地步,令人感叹不已。

  白色革命带来的文化冲突激起了伊朗社会内部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激起了历来在伊朗社会中占居思想文化精英地位的伊斯兰教士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抗。如果说,某些改革措施的失败带给人民的还是一些物质利益上的损失,造成人民生活中的失望,而世俗化、西方化则给人民带来了精神痛苦,激起了人民对于白色革命所蕴含价值观的强烈质疑和反感。

  第四,西方经济渗透激起了波斯民族的抵抗意识。

  伊朗是古老的波斯民族的故乡。灿烂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给了现代伊朗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记忆,给予伊朗人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以开放和效仿西方为前提的白色革命计划和未经深思熟虑的鲁莽拙劣行动,使伊朗经济,特别是农业受到了巨大的外来冲击。虽然石油国有化带来了美元,但大量西方工农业产品冲入了刚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伊朗,造成了伊朗经济一定程度上的依附性发展。

  如果说,白色革命带来的文化冲突激起了伊朗社会内部意识形态对立,得罪的主要还是教士阶层,来自西方的经济影响和冲击则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波斯民族情绪的抵抗。被白色革命视为偶像和模板的西方,在许多普通伊朗人眼里却成为丑恶、贪婪的象征。霍梅尼曾激烈地抨击:“这个被如此美妙地称为‘白色革命’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项美国的计划,其用心良苦,旨在毁灭我们的农业,把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倾销美国生活用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并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廉价劳动力。今天,所有生活用品不得不一律进口,这就是‘白色革命’的罪过。他严厉指责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伊朗人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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