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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更新时间:2013-06-20 21:28:33
作者: 荣新江  

  

  在早期敦煌学史上,日本的狩野直喜和中国的王国维两位先生之间的学术交往,可谓一段佳话,值得我们今天回味,也为我们今天发展中日学术交往树立了楷模。

  狩野直喜(1868—1947年),字子温,号君山。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北京留学,遇到义和团事件,被围两个多月后回国。1901年秋到上海,在江南地区逗留三年,没有见到王国维,只是从友人藤田丰八那里听到过这位聪颖的学生的名字。(注︰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メ忆ツ》,《艺文》第18年第8号,1927年。此据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41页。)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礼堂、观堂。1902年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因脚气病发作,于夏天归国。两人都曾到过对方国家,但还没有因缘使他们相见。

  1900年在中国西北甘肃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促成了这两位学者的相识。

  我们知道,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写本,最初是由一个叫王道士的人看管。1907年,来敦煌考古的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攫取到大批写本和美术品,捆载而西。第二年,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接踵而至,也获取了一批藏经洞的宝藏。1909年9月,伯希和携部分所获敦煌写本及文物精华,从法国远东学院所在的河内到北京,一面购书,一面把这些新发现的文书展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往观并抄录,王国维也随同前往参观,但没有从事抄录和考订工作。年末,罗振玉和蒋斧据所抄录的文书编印《敦煌石室遗书》,王国维帮助校理,用力最多。(注︰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十一月,藤田丰八寄来英国地学协会杂志,中间有斯坦因中亚考察演说,王国维译成汉文,名《中亚细亚探险记》,收入《敦煌石室遗书》附录《流沙访古记》中。然其时王国维正在研究宋元戏曲,对敦煌写本兴趣不大。他在本年完成的《录曲余谈》中说道︰“今秋观法人伯希和君所携敦煌石室唐人写本。伯君为言︰新得明汪廷讷《环翠堂十五种曲》,惜已束装,未能展视。此书已为巴黎国民图书馆所有,不知即《澹生堂书目》着录之《环翠堂乐府》否也。”(注︰《王国维遗书》第16册。)可见,王国维此时更关心的是伯希和买到的明人曲本,而不是唐人写本。

  通过罗振玉和在北京开书店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伯希和发现敦煌古书的消息很快传到京都,引起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的重视。1909年11月28—29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的相关学者加以讲说,其中狩野直喜讲《老子化胡经》,内藤虎次郎讲《西州志》、《唐太宗温泉铭》,富冈谦藏讲《尚书?顾命》等,滨田耕作讲敦煌壁画和雕刻,羽田亨讲《摩尼教残卷》,桑原骘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注︰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东京二玄社,1960年,第19页。)可以看出京都的学者不仅对敦煌新材料十分关注,而且关心的范围也较广泛。其中,狩野所关心的《老子化胡经》,是中国佛道关系史上重要的佚籍。

  当时京都大学的学者们,正在锐意创立新的实证主义的中国学,所以相当重视敦煌的新材料。1910年8月,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内藤虎次郎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耕作讲师等一行五人赴北京,调查甘肃运京的敦煌写卷,他们总共翻阅近七百余卷,几全为佛经,所获不多。他们把所见到的佛经一一做了目录,并拍摄了部分照片。大概因为他们五位对佛经不感兴趣,所以只有小川在《北支那旅行概报》中,附带记录了所见敦煌石室遗书的情况,(注︰载《地学杂志》第266号。)而所见比较重要的佛典,则由松本文三郎做了研究。(注︰《敦煌石室古写经ソ研究》,收入《佛典ソ研究》,东京 丙午出版社,1914年,第118-172页。)

  然而,对于狩野直喜来说,此行的最大收获,恐怕要属第一次结识了王国维。因为两人当时都在研究元代戏曲,所以经常见面,有不少共同语言。王国维后来曾说起他们的交谈︰“夜阑促坐闻君语,使人气语回心胸。”(注︰《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见《观堂集林》卷24,《王国维遗书》第4册。)狩野直喜也曾回忆到这段往事︰“当时我打算研究元杂剧,在京都大学也已经开始讲授这门课,恰巧王静安君与我相似,也作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着述《曲录》和《戏曲考原》。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面会王君,听了他关于元杂剧研究的谈话,觉得非常有意义。当时《大阪朝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整个社会都很关注。小川博士每一次见到中国人的时候就讨论南极北极的问题,我则跟王君一直谈中国戏曲的南曲北曲。所以我们呆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中国朋友对比南北极与南北曲两个话题,他们似乎把这事看成一个笑话。”(注︰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第342页。)狩野等人在北京逗留了约五十天,可以想见他们两人谈得有多么深入,多么投机。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成功后,罗振玉、王国维两家一起东渡日本,居住在京都大学附近,与京大学者常相往还,切磋学术。王国维受罗振玉和京都学派的影响,也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抛弃原来所治哲学和文学,转向经史考据方面,留意甲骨、金文、汉简、敦煌材料。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受到狩野直喜的种种关照,两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应当更加频繁。1912年9月,狩野直喜将往欧洲游学,王国维做七古长诗赠之,题为《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其中说道︰“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注︰见《观堂集林》卷24,《王国维遗书》第4册。)给予狩野极高的评价。诗中还说到此时两人的学术交往︰“四方蹙蹙终安骋,幡然鼓棹来扶桑。扶桑风物由来美,旧雨相逢各欢喜。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狩野也说在这五六年间,他们俩常常来往。(注︰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第343页。)1916年2月,王国维归国,狩野到车站话别。这些都可见两人交谊甚笃。

  1912年9月,狩野直喜赴欧洲,做学术旅行,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地调查抄录英、法、俄三国在敦煌、黑城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获得的出土文献资料,他是第一位赴欧洲考察敦煌卷子的日本学者,也是首位揭示俄藏黑城出土文献的东方学者。(注︰参看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シ敦煌古书》,《敦煌学五十年》,第106-107页。)1912年10月20日,狩野就以《海外通信》为题,把在圣彼得堡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京都的同仁。(注︰原载《艺文》第4年第1号,全文录入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シ敦煌古书》,《敦煌学五十年》,第107-111页。)他此行虽然所获资料有限,而开拓之功至伟。回国后,他就自己的研究兴趣,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1915年,狩野直喜撰《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除了判定P.3310(旧编号,现编号P.3315)为陆德明《尚书释文》写本外,又依据写本上的朱点,辩后人理解为朱书之误,还摘要提示了古写本的校勘价值。(注︰《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艺文》第6年第2号,1915年2月,第1-12页;又《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正误》,《艺文》第6年第3号,1915年3月,第94-96页;收入作者《支那学文薮》,京都弘文堂书店,1927年,第138-150页。此文有江侠庵汉译文,载《先秦经籍考》(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05-116页。)狩野曾把自己的抄本送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惜因为时间所限,狩野的抄本不全。(注︰罗振玉《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卷下,1916年,第516叶;王国维1916年7月19日致罗振玉信,载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5页系在同年8月18日。)1916年7月间,王国维和罗振玉往来信件中之所以谈起狩野的这个抄本,是因为该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这卷《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注︰见王国维1916年7月27日致罗振玉信,载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入《涵芬楼秘笈》(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得以见其真迹,肯定写本的学术价值。(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05页。)与上海的中国学者见到此惊人秘籍原貌的同时,狩野直喜也获得了该卷的影本,立刻给在京都的罗振玉看。罗振玉觉得原本黯淡,恐上海的影本不够清晰,所以也把它印入自己编的《吉石丛书》中(1916年出版)。事实上,伯希和 在同年发表了《古文尚书与尚书释文》,刊布了该卷的图版,(注︰P.Pelliot,“Le Cho u king en caracte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Me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2,1916,pp.123-177,pl.20-25.)这大概是中日学者得以看到该卷照片的根源所在。

  1916年,狩野氏撰《支那俗文学史研究ソ材料》(1—2),利用英、法所见《唐太宗入冥记》、《秋胡戏妻故事》、《伍子胥小说》等唐末五代抄本,指出元代以后兴盛的俗文学,早在唐末五代就已萌芽。又据《孝子董永传》、《季布歌》等韵文资料,把元明清三朝盛行的戏曲的萌芽,也追溯到唐末五代。(注︰《艺文》第7年第1、3号,1916年1、3月,第104-109、95-102页。)1920年,王国维在狩野直喜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撰《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注︰署名“静庵”,《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商务印书馆,1920年4月,第95-100页。)指明敦煌俗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篇文章显然受到狩野直喜上文的直接影响。

  狩野直喜自1906年开始到1928年止,一直主持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讲座”,共22年。又从1908年始,在京都大学主持“中国文学史”讲座,先后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清朝文学史”等,对于自己所抄录的敦煌文献,大概无暇研究,只写了一些短文,如1929年所撰《唐钞本文选残篇跋》。(注︰《支那学》第5卷第1号,1929年3月,第153-159页。)他无私地把自己辛勤抄录的敦煌资料,提供给罗振玉、王国维研究。

  1919年,王国维据狩野在英国所录敦煌文献做跋文若干,计有︰《职官书》(S.1880)、《食疗本草》(S.76)、《灵棋经》(S.557)、《失名书(唐代残史书)》(S.2506)、《大云经疏》(S.6502)、《老子化胡经》(S.1857)、《秦妇吟》(S.692)、《云谣集杂曲子》(S.1441)、《小说(唐太宗入冥记)》(S.2630)、《敦煌县户籍》(S.514)、《宋户籍》(S.4175,S.4172),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许多方面,是王国维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注︰这些跋文已收入《观堂集林》卷21及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王国维跋文不具写本编号,此据王重民《叙录》补。)1924年(甲子)6月10日,罗振玉子罗福葆编定《沙州文录补》,其中英国藏卷皆系罗福苌录自狩野直喜抄件,而部分抄件后附有王国维的上述跋语。

  这种主动地提供学术资料,在当时日中敦煌学研究者中间,是相互的,也是非常主动的。王国维也曾把据伯希和照片手抄印制的陆法言《切韵》三种,寄赠给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长尾甲,信云︰“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陆法言《切韵》三种,今夏伯希和以景片寄罗君许,以一时未能景印,手间曾手抄一部,即以付印,今已印成,寄上三部,一请察收,其二本请转交狩野、长尾两先生。”(注︰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信,载《清华汉学》第3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参看葛兆光《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佚札跋》,同上,第4-7页。有关关西大学所藏有关内藤湖南的资料,详见大庭。《藏书メ通ェサノギ内藤湖南ソ学问》,内藤湖南先生显彰会编《湖南》第17号( 内藤湖南生诞130年记念特集),1997年,第12-26页。)

  1924年初,王国维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由乌程蒋氏资助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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