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的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各个媒体的焦点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伦敦城市大学中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员王铭铭抄袭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一案。

面对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几乎众口一词的是加强“学术规范”。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其实，我们只要留心一下时间上的细节就可以发现：中国“学术腐败”的泛滥，恰恰是在强调“学术规范”之后。学术界强调“学术规范”和量化管理，学术界和国家公务员强调文凭，社会上强调据说是在“学术规范”上毫不含糊的“洋学历”，笔者认为，这一切恰恰成为了“学术腐败”的重要源头。

有人说，王铭铭自己虽然有错，但他实际上也是现行学术体制的受害者，这话一点不错。我们先说所谓的“量化管理”，这就是说要求所谓“学术成果”的数量。试想一下，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可同侪一报就是几百万字，你不抄袭又待如何，只能是被单位、被学术界淘汰掉。

再看看所谓的“学术规范”。中国现在的“学术规范”基本上是强调与西方“接轨”。笔者不想像一些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者那样，去争论西方的学术规范是否就那么高明的问题，而是只想指出一点：西方的那种学术规范是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的。王铭铭所在的北京大学也许还好一点，其他绝大多数学校呢？要达到西方的学术规范，你不抄袭又待如何，只能是被单位、被学术界淘汰掉。

学术界和国家公务员强调文凭又如何呢？造成的结果是大家公认，今天的很多“博士”，远远达不到10年以前的本科生水平。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成果”，那就是富了那些有权颁发文凭的单位和个人。过去我们老说教育界穷、老师清贫，现在这话至少对一部分教育界和老师是不适用的。山区的教育界固然还是穷的，老师固然还是清贫的，但有另外一部分教育界和老师，不但不穷，而且富得流油。他们真的教给学生什么东西了吗？根本没有，就是发了张文凭。可没有这张文凭，职称、官位你就提不上去，一部分教育界和老师就是利用这一点，教不出什么东西却挣大钱。学术界和国家公务员强调文凭，挡不住那些没有学术水平却会钻营，或者有钱有势的人，却挡住了很多有真才实学却老实、无钱无势的人。

那么，洋学历总该是货真价实了吧？我们中国人对此笃信无疑。故此，社会上崇尚洋学历崇尚的几乎疯狂：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发行上百万册，从西方回来的洋博士几乎一下子就能成为“学术带头人”。这次“学术腐败”的焦点人物王铭铭，就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他现在能有这么高的学术地位，和这个洋学历是很有关系的。我听一位朋友谈起过，他参加过给王铭铭的一本书评奖，那些评奖者给此书评奖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国外名牌大学出来的，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搞出来的东西就是规范”。不讲王铭铭搞出来的东西，他的学位本身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但还有些人就不是了。在洋文凭上弄虚作假的人多了，因为洋文凭的真假、含金量我们更难核查。王铭铭案之前的吴征案，正好涉及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笔者认为，加强学术规范理论上讲似乎不错，但在中国国情下行不通，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规范”往往“规范”出“学术腐败”来。因为“规范”是一种权力，实践说明它还是一种极易滋生腐败的权力。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倒是应该把学术界强调“学术规范”和量化管理，学术界和国家公务员强调文凭，社会上强调“洋学历”这些东西放一放，“不拘一格降人才”更好些。学术界，人事部门少强调这些东西，中国的“学术腐败”会更少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的障碍会更少一些，原创性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我们强调应与西方接轨。那么，笔者想说，西方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也是不怎么讲“学术规范”的，譬如1931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请庄士敦当汉学教授。庄士敦根本就没有汉学方面的任何学历，他的资格是在中国政治中的沉浮。要是放到现在，他的这个汉学教授多半是当不上的，但当时，英国的汉学就是这么个条件，与其硬搞“学术规范”，不如请那些无学术资历，却有实践经验的人来当教授。中国在社会、人文学科方面的许多条件，还赶不上英国当时汉学的那个条件，搞西方式的“学术规范”实在太早。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西方的过度学院化也不见得就一定是一种进步：听汉学博士循规蹈矩的讲一年课，也许还真顶不上庄士敦给你闲聊聊中国的一些故事。

我很奇怪的是，人们对于高考的指责那么多，对于所谓“学术规范”、所谓“文凭”的指责却那么少。其实，中国的高考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比起所谓“学术规范”、所谓“文凭”来，在执行上公正得多，对于有才之士的选拔也有效得多。也许是为了利益吧，人们说话时心都偏了。

当然，我不是说什么“学术规范”都不要。比如说，不能抄了别人的东西署自己的名，这条“学术规范”是不能不要的。但除了这样的最为基本的“学术规范”，其他的还是暂时放一放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