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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得变迁

更新时间:2005-03-18 22:45:55
作者: 孙立平 (进入专栏)   王汉生   王思斌   林彬   杨善华  

  

  15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引起中国社会一系列重要变迁。将这一变迁视为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是社会学独具特色的研究角度。本文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总体性结构变迁过程作出准确的描述和概括性分析。

  

  一 中国国家 与社会

  

  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及信息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同时,对任何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得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

  

  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根本性重组,其最直接的目的是增强国家的能力,从而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两个最急迫的问题,即结束自清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最后以军阀混战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在总体性危机基本结束之后,加速进行工业化,以富国强兵。应当说,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建立,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之中,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迅速地结束,社会恢复了稳定与秩序。在国家的有效动员和组织之下,工业化迅速推进。1956年,中国的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但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随着工业化超过简单资本动员阶段以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深入,这种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即从有力的推动逐步变为不适应,最后,两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矛盾焦点集中地表现为动力与秩序的无法兼容。在此期间,虽然也在中央和地方以及条块之间多次进行权力关系的调整,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在改革开放15年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很难说从改革一开始人们就已明确地将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却实际上导致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这种变化首先始于改革初期对文革的拨乱反正以及为重建党和政府的权威基础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控制范围的缩小。这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在此期间,虽然也发生过或小或大的反复,但总的说来,在这些领域中,党和政府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已经越来越少,自主性在明显增强。生活方式的变换则更多地与市场或自发的时尚相联系,而不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推动。在科学研究领域,真正的禁区已极为有限。第二,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即由一种比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第三,控制手段的规范化在加强。改革之前,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具有相当任意的特点,文革则将这种任意性推到了极端。在当时的情况下,控制的范围可以延伸到任一领域,任一角落;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改革以来,由于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政府行为逐步走向规范化,这种任意的控制开始向一种较有规则的控制转变。

  

  上述变化造成了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这种自由空间的形成是导致国家与社会间结构分化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而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如前所述,改革前国家是社会中所有重要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者,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都必须从国家那里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国家不能不有一种极强的依赖性。反过来看,这对国家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社会已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些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

  

  2.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据最新数字,现在中国个人的储蓄、债券股票及手持现金,已达 18000亿元,相当于国有资产的一倍半。1989年底,中国城镇的个体劳动者为 648万人,如果加上农村的个体农民以及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从业人员,这个数量是十分庞大的。从拥有的经济力量来看,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已有相当发展。据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到 2000年,中国所有制产值结构将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即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工业产值的比重将下降到27.2%,集体工业的产值将上升到47.7%,城乡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3.4%和111.7%。在此前提下,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在社区的层次上,这部分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参与在明显增加。

  

  3. 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强。在改革前的国家极强、社会极弱的总体性社会体制下,既然没有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当然也就谈不到民间社会的组织化,在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社会力量的发育与生长,组织化的需求已经出现。这种需求的实质在于,用民间社会自己的力量来协调自己的行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学中称为中间组织,即介乎于国家与家庭之间)主要包括:行业协会、商会、文化体育协会、学术性的学会或协会、基金会、联谊会以及各种名目的俱乐部等。组织化是实现民间社会活动有序化的重要保障之一,也是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具备自我形成秩序的能力的不可缺少的形式。在市场化改革推进速度较快的地区,商会等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中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正在开始形成。虽然这个过程还刚刚开始,但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将会更加深化。这种变化正在并将继续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其意义最重大,最引人关注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结构分化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要素产生新的差异的过程,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结构要素(如位置、群体、阶层、组织)的类别增多,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

  

  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的来说,改革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较强同质性的社会,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结构较为僵硬。凝滞。这种结构形态可称为“总体性社会”。

  

  第二,社会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方式简单划一,都是按相同的模式建构和按统一的方式运行,所有的社会组织,不管是行政的、事业的或经济的、政治的,均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均有一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并依此从政府那里获得按计划分配的资源。同一类、同一级组织在内部结构,社会地位,以及行为方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组织之间虽然在资源获取多少、权力大小、专业职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行为方式和制度框架上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所有社会组织都缺乏独立利益和自主权。

  

  整个国家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使得每一组织除从国家获取所需资源外,没有任何获取资源的渠道。另外,除了国家统一调拨、统一分配外,组织之间缺乏横向联系,要素和资源很难横向流动,这就使各类组织一方面高度依赖于国家,另一方面由于条块体制的分割而成为某种“自足”的、功能齐全的“单位”。

  

  第三,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明显分化是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和城市内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间的划分。这种分化不仅是职业和阶层的差异,更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差异,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身份等级间界限分明、进出规则清晰。一旦具有某种身份就很难改变。与身份之间较强异质性和不平等相反,身份内各社会成员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和平等性。因此,社会成员间有限的分化不是所谓的“自致性”分化,而带有很强的“先赋性”色彩。对个人位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职业、地域、所属组织或群体,而主要是身份。个人位置在各方面是高度整合的,即身份的差异与收入、声望、权力上的差异同构。

  

  上述特征是1949年以来一系列改造过程的结果,这种改造的实质可以用抑制分化来概括,即除国家规定的身份和等级(包括行政、工资、待遇、权力)的差异外,人为地限制个人位置的分化,以及限制各种社会要素(如经济成分、政治组织、文化、思想)的分化。这种限制和改造是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如农业集体化、工商业改造、 “反右”运动等等)和各种制度、政策(如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劳动工资制度)来;实现的。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I 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

  

  1.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 1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

  

  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干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作工的农民工等等。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

  

  2.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个人、组织、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式社会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四块式分化,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所有制类型、家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如汽车司机、税务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作用增加。社会结构从等级性分化到团块式分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化过程将是缓慢的。

  

  3.与改革前相比,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系统、不同社会群体间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沿海地区分化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同处东部的温州地区分化程度大于苏南地区。又如经济系统的分化快于权力结构的分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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