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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

——技术工人转向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的战略探索

更新时间:2011-04-10 16:37:51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即如何改变整体社会结构中下层过大的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已经进入到产业队伍中的广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问题,使他们有机会进一步上升到中等社会阶层中来。本文指出最有力的渠道就是对于农民工中已经具有一定和较高技术水平的农民工给与正式的技术职称认定,从而实现农民工自身的结构转型。使得有技术的农民工进入到专业技术阶层的队伍,这不仅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演变的惯例,而且,也可以大大促进农民工学习技术、技术评比、技术进步的积极性。

  

  关键词:农民工 技术工人地位 中间阶层社会结构 探索

  

  一、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难题

  

  近些年,社会学界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的宏观理论,主要有陆学艺教授等的十阶层理论,孙立平的社会断裂理论,笔者提出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等。这些理论虽然观察的视角、研究的方法、采用的数据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承认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社会有一个比较巨大的社会中下层,特别是有一个人口巨大的农民、农民工群体居于社会的比较低的位置上。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底层巨大,如果社会的多数人处在下层或中下层,这对于社会稳定都是一种重大的威胁。前一阶段,泰国“红杉军”事件,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底层巨大的社会是随时潜伏着社会危机的。所以,中国社会学界上述理论的共同结论也是一致的,即怎样改变中下层为主体的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最大难题。

  我们都知道,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持续巨大中下层的直接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村户籍占到全社会的55%,然而,目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经有1亿5千万以上了,如果加上在本地打工的农民工,即乡镇企业工人,从事工业劳动的,我国农民工人数应在2亿6千万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工即使进入工业劳动、即使进城打工,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

  为此,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辅助三农的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及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维护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诸项改革等。这些政策应该说还是使得农村、农民、农民工的生活有所改善,对他们的发展还是有利的。

  但是,最近,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证明:城乡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而且户籍、出身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1]。所以,一方面是政府采取了很多帮助农民、农民工的政策,但另一方面,社会运行的结果却没有带来农民、农民工地位的提高,阶层间的差距继续扩大,这是为什么呢?

  解释“马太效应”的理论有很多,如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2],以及赫什曼(A.O.Hirschman)、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等人的理论,笔者没有必要一一赘述。在此,笔者仅仅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一下地位较低的阶层是如何才能实现上升流动的?历史经验多次证明,阶级、阶层地位的变迁是难以靠别的社会阶层的帮助而实现的。想帮助农民级改变地位,毛泽东主席的实验进行得最为气势磅礴,但是,60多年过去了,今天看来,总体上说,中国农民的经济收入还是比较低下的。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实验,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实验,也均告失败。笔者以为,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甚至清帝逊位以来的百年历史证明了如下观点:

  第一,社会地位的变化是个渐进的过程,采取骤然变化、超常规变化的方式,最初以为实现地位变迁了,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地位结构至少在逻辑上,又慢慢地有复原的趋势。百年以来,我们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战等等,革命战争连绵。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还是革命运动接连不断,打碎社会结构、打破社会常规运行的革命运动,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社会地位结构短时间变了,长时间又复原了。所以,采取打破社会常规运行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

  第二,在社会能够按照常规运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对于法治、法规大体认同的条件下,社会地位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阶层在制度体系内博弈的结果,当然,博弈的方式多种多样。笔者曾经提出,今日中国,参与博弈的因素有: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权力的作用、金钱的作用、单位的作用、关系的作用、平民的抗争(包括信访、上访上告、群体事件等),以及网络的呼声、舆论的作用等等。

  第三,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各个阶层自身的力量,这包括各个阶层的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当然,所谓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也异常复杂,比如有政治权的优势、话语权的优势、舆论的优势、网络的优势、社会同情心的优势等;有些群体有钱有势,本来以为博弈必胜,结果社会公众对这样的群体产生了“社会厌烦”和“社会抵触”,在网络上,这样的群体被声讨得一塌糊涂,所以,在这里,人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平民显然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第四,在社会按照常规运作的博弈中,当然制度安排最为关键。如果制度安排中就含有对于某些群体的利益倾斜,那么,博弈的结果也显然是会带有这种倾向的。所以,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好的制度应该是不剥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参与机会。

  第五,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一种公正的制度安排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允许流动、鼓励竞争,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上升流动的机会。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让每一个人都实现地位上升,地位变迁的结果总会是有的人上升了、有的人下降了,但是,公正的制度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公正的制度一定要避免“没有机会”的群体的存在,不公正的制度就是该制度造成的障碍或约束,使某些人或群体丧失了上升流动的机会。

  下面,我们就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一下中国农民工,看看这个阶层在社会博弈中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制度安排对他们是否公正?是否让他们参与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首先,农民工是我国各个劳动力群体中,最具年龄优势的群体。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绝对是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他们年轻,精力旺盛。根据笔者2007年在全国九省(包括直辖市)对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该调查数据的具体说明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城市农民工按年龄分组,各年龄组所占比例为:4-15岁占0.1%,16岁占1.4%,17-25岁占37.1%,26-35岁占23.8%,36-45岁占27.1%,46-55岁占9.1%,56-59岁占1.4%。也就是说,农民工中年龄在17-45岁的占到了88%,青年有活力,壮年既有能力又有经验,所以,他们都是最有劳动能力的群体。

  这样有活力的劳动群体,在经济中的贡献如何呢?笔者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由于2010年人口普查还没有实施,使用的是上一次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全国流动的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通过31个省/直辖市地区人均GDP分别与总体流动劳动力所占比例、农业流动劳动力所占比例、非农业流动劳动力所占比例的相关系数来看,证明这几项指标与人均GDP均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数据如下:

  表1显示,总的来看,流动的劳动力与全国各省的人均GDP都是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其中流入到非农业职业(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工为主体的生产工人)的流动劳动力比例与该地区人均GDP的相关性最强,高达0.76。这说明,农民工对各省人均GDP的社会贡献最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发表照片上显示的人物都是中国农民工,杂志文中称,“中国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保8”的最大功臣,认为在2009年里,正是因为他们的奋斗使得中国的经济一步步复苏。所以,表1的数据与这个评价是一致的。

  那么,既然农民工年龄有优势,贡献又巨大,为什么他们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却处于劣势?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制度安排中的问题了。上文已述,公正的制度是每个人都有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而不公正的制度则是上升流动向某些社会成员倾斜,而对另一些社会成员歧视。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为农民工的技术优势设计良好的上升渠道,对于这里存在的问题,笔者称之为:“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有技术无地位”,这正是本文分析的主题。

  上文已经说明了农民工的年龄优势,以及农民工在GDP中的巨大贡献,本文第三部分还将用调研数据证明农民工的技术优势。其实,即使没有这些数据,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数以千计的高楼大厦,“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以及近年全国各地上万的工程建设,数以亿计的各类产品都可以证明农民工的劳动是有技术含量的,被我们称作“农民工”的很多人,其实,应该属于“高级技术工人”。但是,上面所说的这些项目都是“集体成果”,其成果的社会技术地位含量怎样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身上呢?这样我们就要分析,个人是怎样获得技术地位的?譬如,我们问一个人为什么成为有专业技术地位的人?人们自然会回答,凭借一个人的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高级编审、主管医师、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等,最高级的可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甚至“两院院士”。总之,一个人的专业技术地位需要得到社会制度的认可,只有得到了社会制度的认可,这个人才可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一个社会的“专业技术证书制度”。

  在我国,农民工与“专业技术证书制度”的关系是什么呢?上文已述的农民工的年龄优势、社会贡献优势,都是群体的整体优势,要区分每一个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还要靠他们劳动力中的技术含量,就像知识分子中最高技术含量的可以获得最高级的技术职称一样,农民工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技术职称呢?从形式上看,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已经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目前这种证书可以“全国联网查询”,只要输入证件号码、证书编号、准考证号和姓名,就可以从网络上查询证书的真伪。该网络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由各地的人力资源开发局“职业技能鉴定部”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共分成五级,所涉及的行业包括:轻工、冶金、纺织、化工、烟草、有色金属、粮食行业、珠宝首饰行业等等。从表面上看,好像也为农民工建立了技术地位上升的渠道。但是,本文第三部分的数据证明,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没有获得过这种“职业资格证书”,很少数人虽然也有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但是,这种“职业资格证书”并没有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产生什么影响。

  这令我们反思,我们的专业技术证书制度本身了。在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他们明明完成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劳动,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获得支撑自己社会地位的、被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技术证书。本文后面的数据证明虽然有很小比例的人获得了该证书,但也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的社会位置,即他们总是处在社会分层的下层,而难以进入到中产阶层的队伍之中。

  农民工的这种有技术无地位的“地位上升滞后现象”已经威胁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从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看,迄今为止,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中层欠缺”,下层比较巨大,下层巨大的原因就是农民、农民工聚集在社会下层。中国实现中层为主体社会结构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使得农民工中已经处在产业工业体系中的有专业技术的农民工,能够通过高级技术工人这一重要环节,上升到社会中间阶层[3]的位置上。而转变的关键环节就是本文提到的如何让“有技术”的人实现“有地位”的变革,结束“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现象。

  

  二、社会地位是怎样获得的:劳动技术与地位变迁的关系

  

  为了探索有技术的人是怎样获得社会地位的,我们先需要做一下理论的分析,即从理论上、学术上阐释,农民工为什么有能力、有技术而无地位。这就涉及到社会学的最基本问题之一:社会地位是怎样获得的?究竟什么因素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

  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很多,众所周知,社会学常讲三元分层,认为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财产地位、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三元因素决定的。其实,这种分层视角有很大的缺陷,比如,在中国的场景下,在农民和农民工的地位问题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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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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