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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喜和忧

更新时间:2011-03-13 13:34:25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成为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三位农民工代表,受到了舆论普遍的肯定。这种肯定的道德价值是对弱者的同情和关心。农民工在人大中有了表达他们自己心声的代表,是一件好事,理应予以支持。然而,政治意义上的代表并不能由道德或同情心来产生。有了这三位代表,向我们提出了关于“代表”政治意义的重要问题:谁是代表?代表什么?为何代表?

  在中国,农民工是最典型的边缘群体之一,集中地体现了边缘群体的四个特征。第一,在农民工群体成员身上体现着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农民工的产生和存在本身就是制度性(城乡等级、迁徒和居住权利)不平等,公民权利(集会、组织、抗争)被压制的结果。第二,农民工这个边缘群体身上充分体现了非自愿选择角色的特征。社会学将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或“地位”以是否“自愿选择”为标准区分为两类:“生来如此”和“自我成就”。无法自愿选择的角色不是自我成就的,它是“天生”的,如性别、种族、年龄。农民工天生就是“农民”,即使离开土地,从事的不再是农民的工作,过的不再是农民的生活,却还仍然是“农民工”。这第二个特征于是带来了第三个特征:这个群体的成员觉得自己的身份是“不可改变”的,不仅如此,他的子女还不得不“世袭”这一身份。边缘群体的第四个特征是不得不背负主流群体和社会文化对他们的歧视,这种歧视把边缘群体与许多负面的素质(文化、技能、生活习惯、竞争能力等等)联系在一起,将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困境看成某种“合理规则”(如市场需要)的自然结果。

  康厚明等三人是以“农民工代表”的特殊身份进入人大的,而其他众多的人大代表却并不具有类似的特殊身份标志。这是不是表示同一个人大中实际存在着并不相等的两种“代表”身份?这是否显示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另类性质的“人大代表”?不同性质的“代表”为什么会被笼而统之地称作为同一种“代表”?在过去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代表”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却一直是一个民主政治含义模糊的用语。政治代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公共讨论。而政治代表问题恰恰又是当前人们期盼的政治改革的一个关键,“农民工代表”进入人大也许正可以为我们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带来一个契机。

  

  一. 谁是政治“代表”?

  

  “代表”在政治学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呢?英国政治学家柏奇(Anthony H. Birch)将“代表”区分为四种与政治用途有关的用法,其中只有最后一种才真正具有民主政治意义,前面三种虽然常常派作政治用途,但都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性质“代表”。[1]

  第一种是代理式的代表。这种代表是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代表当事人进行某种活动,如诉讼、纳税、签订合同,等等。他可能只是为别人的利益服务,如律师代理当事人,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他也可能自己就与这利益有关,如与资方谈判的工人代表表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工人利益。代理型代表的行为目的是由当事人设定的,例如,各行各业中的“党代表”要表达的是党的意志和政策,他代表组织作报告,得拿着事先定下的稿子字字照读,当然,如果代表的身份很高,也可以作少许“自由”发挥。

  代理型代表以他所代表的当事人利益为基准,但他的代表行为也可能因为具体的代理关系而有所变化。在这里,职业道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律师代理当事人说话,不能当事人要他怎么说谎,他就怎么说谎。律师必须遵守律师行业的普遍职业道德规范。律师不仅对当事人有责任,还对维护整个社会法律秩序负有责任。相比之下,政府发言人这样的代理型代表则很少顾忌特别的职业道德规范,因为这种发言本来就不是一种因满足社会普遍需要而被社会认可的职业。“发言人”说不说实话,完全由不得他自由作主,全凭叫他张口代劳的“委托人”说了算。

  第二种代表是“局部群体”代表,又称社会“缩影”(microcosmic)代表。这一代表机制是为了尽量做到人群取样的面面周到,例如妇女有妇女代表,某少数民族由这个少数民族的某成员来代表,等等。这种代表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公平、全面的社会公共形象。“被代表者”对代表的代用、目的和行为方式其实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或制约力。“文革”的时候,街道委员会或者生产队常常传达最高指示和“二报一刊社论”,每家必须有一个“代表”到场,去的往往是家里闲着无事的老头、老太太。不管听不听、回去传达不传达,只要一家到一个人就行。

  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曾努力争取把局部群体,即“缩影”型的代表机制引入议会政治。他认为英国的下院已经完全由上层阶级把持,下层阶级根本没有自己的代表来表达利益要求和争取利益。边沁的议会改革思想曾影响过许多其他的实用主义人士。他们认为,议会应当由各种不同阶级、阶层的缩影型代表组成,如果所有的阶级都能争取到各自的利益,那么整个社会也就自然而然能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到共同的利益。[2]

  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缩影代表政治模式却有许多盲点。首先,缩影代表的前提是对社会人群作细分,细分的标准是什么?是工农兵学商这样的阶级吗?还是有什么别样分法的阶级?或者不用“阶级”,而用“职业”或“阶层”?按利益来细分互有区别的人群,细分到什么程度才算“全面”反映了社会的构成?如果“农民工”可以算作一个利益群体,那么“下岗工人”呢?“退休工人”呢?“老三届”呢?“股民”呢?“无房族”呢?其次,就算所有该细分的利益群体都已经细分出来,那么群体的代表又该如何产生呢?每个群体应该有相同人数的代表呢,还是应该视群体大小有不同人数的代表?具体代表是由“上头”指定呢,还是该由特定的公议程序产生?再者,每个人都不只是具有单一群体的身份,女性农民工既是女性,又是农民工。下岗工人既是工人,又是“失业者”,每个人不同身份的主次由谁说了算呢?由于这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缩影式代表所起的主要是公关的作用,正如柏奇所说,缩影式的代表摆在那里未必起作用,也未必周全,但不摆在那里则容易落下话柄。所以,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少落话柄”,“样子好看”,如此而已。[3]

  第三种代表是象征性代表。例如英国女王代表英国,日本天皇代表日本。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评》(1843)中说,工业无产阶级代表全人类,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他们要挣脱的不仅是自己身上的锁链,而且是全人类身上的锁链。[4]还有我们常听说的,某一政党因为特别“伟大、光荣、正确”,所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些都是象征意义上的代表。最极端的“象征”代表就变成为“化身”。例如,某个党领导代表党,批评他就是攻击党,于是,个人成为组织的化身,进而又成为正义的化身。象征型代表比不上代理型代表和缩影型代表的真实性(因为象征型代表本来就是一个“象征”),而意识形态作用则更明显(因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必须借助象征手段)。

  第四种代表是“民选代表”。与前三种代表相比,只有民选代表才能解答“代表因何有权威”的问题,因此是唯一一种具有政治代表意义的代表。“代表”不只是指“代表人”,而且更是指一种将公众权威赋予某些代表人的程序。公众选出代表不是就此放弃他们自己拥有的公民权利,而是将行使这一权利的责任委托给另外一些人。选民和他们的代表是平等的,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能力、学识、精英/非精英的差别。代表产生的选举过程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种信念共识。再优秀的少数精英,由他们垄断政治也是不民主的政治。

  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那一份小小的政治权力,它叫作“选票”。这是一份很小很小的政治权力,因每个公民基本权利而神圣不可剥夺。个体公民可能会运用,也可能会不运用,甚至会误用这份小小的政治权力。但选民拒绝任何人,不管他多么优秀,多么有德性,以此为理由强行夺走任何一个个体公民的这份权力。民主制度中的每个公民之所以有尊严,乃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的这份权力。民主制度中的所有公民之所以有集体尊严,乃是因为他们只接受一种领导者的治理,那就是由公民们选出来的,而不是自己任命的政治代表。

  代表之所以成为代表,乃是因为选举的程序将“代表”的责能委任于他,这个代表责能往往不再称作“代表”,而是另有名称,如各级议政立法机构的“议员”、“众议员”、“参议员”。对这种民选代表的责能行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们应当是直接选民的代理者,为他们谋利益,争取政策的优惠。另一种则认为,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更大的决策机构,有责任从整体公共利益的委托人(trustees)立场提出独立见解,代表整个的国民群体。

  这两类责能行为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大多数的民选代表都会至少照顾自己直接选民的利益和维护他们的价值观,而同时也会对什么是有益于他的政党和国家的决定有独立的思考。至于具体偏重哪一种责能行为,则往往与民代所处的治理制度的传统和政治文化环境有关。例如,美国的民选立法者(尤其是众议院)就比法国或加拿大的更注重维护地方利益,这与美国的分权制度有关(立法独立于行政),也与美国政党的党纪律宽松和不守意识形态教条有关(一党的议员不需要总是支持同一党的总统)。

  同一个国家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民选代表也会有责能行为重点不同的情况。例如,在早期现代的英国,民代就比现在更注重维护直接选区的利益,所以民代主要是争取减轻自己地区的税收负担。18世纪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议会逐渐转变为全国性的政治权力中心,而不是各个地区在局部利益上相互讨价还价的制衡政府行政权的场所。著名的英国保守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非常清楚地对他的直接选民表述了这种想法,他说,“国会不是敌对利益的民众大使们的聚会场所。国会议员不能像代理或说客般各自坚持一己的小群体利益。国会是国家的政治议会机构,国会只有一个利益,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在国会中,起指导作用的是以总体理性为基础的总体的好。”当然,来自各地域的代表应当与他们的直接选民保持密切的接触,而且甚至应当“把选民的利益放在他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但是,他不应该为选民放弃他的客观意愿、成熟判断和开明良知。……(议会代表)应该奉献与(选民)的不仅是他的勤奋,而且是他的判断。如果代表因为(选民)的想法而放弃自己的判断,那么他就是在背叛选民,而不是在为选民服务。”[5]国会是国家最高的立法机构,这个机构中的成员不只是来自某地区的代表,而且是国家整体的代表,仅仅以某一个小群体的利益表达者进入这个层次的立法机构,显然有悖于这样一个原则。

  

  二.“农民工代表”的疑惑

  

  从上述四种代表的特点来看,进入十一届人大的三位农民工是怎样的代表呢? 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代表责能的呢?农民工代表之一的康厚明在接受《新华网》记者的采访时说,他的任务是就农民工的福利待遇、生活待遇、工作条件等问题向人大“传达心声”。[6]就农民工代表的自我责能定位来看,他们可以说是代理型代表,也可以说是“局部群体”代表。

  作为传达心声、反映下情的“代理”,农民工代表的“代表”责能效用相当有限,因为他们所反映的情况,诸如农民工和他们家属子女的种种生存困境,早已有了无数的报道和专门研究。其中包含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农民工的直接口述。如果其他人大代表或者各级党政领导有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材料是现成的。2003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三峡库区都已经亲自为农民工追讨过工钱。农民工苦处的情况还要怎么反映才算得到反映呢?缺乏的不是关于问题的信息,而是解决问题的制度决心和政策。如果这三位代表的任务仅仅是“传达心声”和“反映情况”,那么顶多也不过是在信访制度、市长热线、书记信箱、官员接待日、官方电话、网站投宿等等之外再加上“人大诉苦”一途而已。如果不能解决“制度失灵”的问题,信息再多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

  作为农民工这一“局部群体”的代表,康厚明等三位是代表农民工的农民工,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们到场,就算是农民工到场了。有了他们这几位代表,2亿农民工便都算沐浴了关怀,受到了重视。比起农民工从来没有自己的代表,这自然是一个进步,许多人为之感到高兴,也是应该的。在200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基层在推荐人大代表人选时,应严防厂长、经理变为“一线工人”,领导干部变身“知识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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