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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流动性悖论与资本雇佣劳动

——由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共生共存谈起

更新时间:2010-06-23 13:01:45
作者: 周立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农村部门的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构成了流动性悖论。表面看,流动性悖论来源于结构失衡。但究其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带来了资本留利的不断堆积以及劳动消费不足的逐渐扩大,导致了利润侵蚀工资,以及一系列结构矛盾,引发了流动性悖论。在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环境,都处在被剥夺的位置上,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农村经济体系,自然,也无法支撑一个健康的农村金融体系。只有认清资本雇佣劳动,才有可能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改革引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但改变资本雇佣劳动带来的分配格局,才有可能根治农村经济金融的一系列难题。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悖论;资本雇佣劳动;农村金融改革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曾提出,要“认识到三农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是共生、共存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果将三农比喻为人的机体,农村金融则是机体中的重要器官,取之于机体又服务于机体,而不是一个体外的支持器械,可以只管用,不管养。”[①]周小川着重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的难点,本文则将由流动性悖论的探讨入手,将农村金融讨论深入到其植根的土壤——农村经济,再进一步延伸到农村经济生存的外部环境——资本雇佣劳动的劳资关系,去寻求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陷入难题多年,种种措施都难以奏效的症结。

  

  让我们先从流动性过剩谈起。自1996年出现存差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本文关心的是,流动性悖论在农村金融体系的表现,及其背后的一些基础性原因。本文认为,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规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一、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危机并存

  

  中国出现流动性过剩,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虽然有货币化比率、资金拆借利率、资产价格上涨率等多个指标可以表述,但存贷差和贷存比,是一个最为简便直观的指标。由图1可见,在1996年之前,中国金融体系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具有钱纳里世界发展模型所言的典型特征——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双缺口”(当时中国外汇资金与国内资金同样短缺)。但是,自1996年以来,存差出现并连年大幅度攀升,而贷存比则不断下降,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达到了 69.5%,存贷差已达120519.7亿元。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吸纳存款的30%,即12万亿元人民币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数据来源:1998年及以前为国有银行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03为全部金融机构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2004),2004-2005来自《中国金融年鉴》(2006),2006年和2007年9月份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统计数据”栏。

  注:左纵轴衡量存贷差,单位为亿元;右纵轴衡量贷存比,单位为百分比。

  

  若再考虑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境外资金流入,为冲销巨额外汇储备而投放的本币等诸多因素,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更是显见的事实了。

  

  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实物,自然而然会推高房地产、股票以及各类物品的价格。CPI 的上涨,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是,与整体流动性过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及农村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仍然十分严重,被定位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一直面临着流动性危机。更有甚之,伴随着2006年以来为治理流动性过剩而13次上提存款准备金,农信社的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加剧。

  

  实际上,自1996年“行社分家”以来,农信社作为一个自有资本不足,历史包袱沉重的金融机构,就一直处于流动性不足的境地。1990年代中后期,多个地方爆发挤兑风潮,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动荡与部分农信社的生存危机,使得各地的央行机构,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救火队”角色,以化解流动性危机。 2004年以来,农信社的地方化、商业化改革,得到了央行类似“买断工龄”似的票据贴现以及再贷款支持,资本充足率要求因此暂得满足。但改革效应未延续两年,资本充足率又大大不足,农信社又进一步陷入流动性危机之中。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农信社陷入流动性危机,与央行治理流动性过剩直接相关。13次的存款准备金上调,使得许多基层社备付金更为不足,不得不依靠县市联社甚至更高层次的资金协调,才能对付。

  

  以《银行家》2007年开展的农村金融调查数据为例,我们可以看一下吉林两个信用联社的贷存比统计,可以看到农信社贷存比与全国贷存比的巨大反差。

  

  

  

  由表1可见,两家联社中,都超过70%的农信社出现贷差(存贷比在100%以上),超过20%的农信社,贷存比在200%以上。一旦出现金融动荡,挤提风险将瞬间释放,央行几年来的支农再贷款、票据置换努力,完全打了水漂儿,农信社仍然不能成为自求生存,自我平衡、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实际上,两个联社依靠营业部分别聚集联社34%和14%的资金,以应对流动性不足的难题,流动性危机,只是通过联社的资金协调,才勉力应付。但是,两家联社的贷存比都超过80%,高于商业银行法要求的75%。新一轮改革中盲目的增资扩股,又带来了分红压力。保支付,保开门,保分红,仍是农信社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致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

  

  1.农户贷款覆盖面小

  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对我国农户贷款的覆盖面所作的调查,全国2.2亿农户在2005年3季度末全国在农村信用社有小额信用贷款或联保贷款余额的农户数为 7134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2.31%)。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2.短缺总量巨大

  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2007年10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不足1.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6.1%,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金融和经济,本来是“毛”与“皮”的关系,正像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言的,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既然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

  

  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 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情况下,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如表2所示,1999年以来,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占比,一直在5%-6%之间徘徊),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全国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从历史原因看,农村经济的薄弱,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推行“不同经济部门不等价交换”的原始积累政策,直接相关。农村的积累,在“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的口号下,形成了一种行政抽取机制。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农村又渐渐地被错误定位为市场经济。最终,出现了资本、劳动力逃离农村,这些长了脚的生产要素,可以“用脚投票”。在巨大的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下,作为不动产的农村土地,也像长了脚似的,一步步的“农转非”,变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扩张,只是将过去的行政抽取机制,转换为市场抽取机制而已。如若不能由农村内生出合适的金融安排,那么,不仅是农村的储蓄资金会被市场金融抽走,连稀薄的产业利润也都会不断地转换为贷款利息,被市场金融抽走。使得孱弱的农村经济,沦为金融资本的依附,延续多年的农村失血症,会进一步演化为败血症。说得严重一些,农村经济再也没有复苏的那一天。

  

  四、资本雇佣劳动

  

  当然,本文不是为了探讨农村市场金融与农村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问题,而是谈论农村何以成为一个被剥夺的对象和日趋衰败的部门。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不同经济部门不等价交换,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逃离农村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世界机制——资本雇佣劳动。

  

  在全球性的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资本收益对资本的分配,远远超过对劳动的分配,使得一方面资本留利大量积累,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却因劳动工资收入的相对下降而内需不振。中国自1997年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扩大内需,但一直不能奏效,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劳动者的初次分配不足,以致于国内消费不足。内需不振,转而依赖外需,导致了外贸依存度不断增加,以廉价商品补贴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在享受中国廉价商品好处的同时,却不领情,与中国产生一波又一波的国际经济摩擦。而在国内,这种分配的不公,最突出地体现在农民这个整体的弱势群体,从农业活动中所得的农产品价格支付极其微薄,以及农民工在二三产业被资本雇佣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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